设计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的恐怖分子一心想致死致残，事实上他们阴谋得逞了。爆炸瞬间三人丧命，170余人受伤，他们有的肢体被炸掉，血流成河，有的骨折，还有的皮肤被灼热的碎片烧焦。现在看来只要能撑到援救人员到来，基本上都能成功生还。
从医学的角度上讲，这绝对是个不小的成就。我们经常能在中东的战场上看到这样的爆炸，但很少能有城市向波士顿一样控制住局势。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军事冲突中，爆炸装置已经成为军队伤亡人数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伊战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大兵，因爆炸而负伤的占到了四分之三，而因枪击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而将这种负伤致死的几率从百分之二十五降至百分之十也已成为军医史上的里程碑了。以色列国家创伤登记协会（Israeli National Trauma Registry）的数据显示，在恐怖袭击中使用炸弹的致死率是战争中的三倍以上——因为平民手无寸铁，因为受害者更年龄和健康程度差异的差异愈加广泛，因为恐怖袭击的防范越来越缺乏系统性。尽管如此，在波士顿，这些人都幸存了下来。
这是如何做到的？比专业的救援更有象征意义的事情只是我们秉承了明智的政策和应对流程。我们在911恐怖袭击后的十多年积累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已经不像当初那样单纯了。
爆炸案发生于下午两点五十分，两次间隔12秒。紧接着为运动员准备医疗帐篷就迅速的将伤者分批处理。尽管交通混乱，各种紧急医疗团队还是纷纷从全市各地赶过来救治伤者，并通过各种方式争分夺秒地将他们转移到八个不同的医院。
我的医院，布里格姆妇科医院（the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接收了三十一名伤者，其中二十八名重伤。七个几乎同时在下午三点零八分被送来的，他们都需要紧急的手术。第一个被送入手术室的，是一个受到撞击的人，他流血不止，呼吸困难，一条腿几乎完全截断，他是3点25分在手术台上起死回生的，距离爆炸发生仅过去了35分钟。紧接着几分钟内一个接一个被送了进去。整个一下午有12个伤者得到了血液和骨科方面的治疗。
这样的情况遍布全市，麻省综合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同样接收了31名伤者，其中至少四名需要立刻截肢。波士顿医疗中心（Boston Medical Center ）接收了23名受害者。迪肯尼斯医疗中心 （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 ）处理了21个病例。10名2到10岁的孩子被送到了波士顿儿童医院（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塔夫茨医学中心（Tufts Medical Center ）和圣伊丽莎白医疗中心（ St. Elizabeth’s Medical Center）各治疗了十八个人。一个急救医生跟我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频繁的救护车鸣笛声。
这些工作的背后都有一套机制。每个医院都有一名应急指挥官坐镇来调整紧急床位和普通床位的数量以使更多的伤者入驻，做好临床医师的工作时间以及药品器械的调配，并随时和波士顿应急事故指挥中心联系。在我的医院，斯坦利·阿什利（Stanley Ashley），我们的外科医生兼首席医务师来担当这个职责。事后我和他聊天（爆炸发生时我没在波士顿）他说他刚刚建立起临时指挥站并开始打电话联系指挥中心，第一批伤员就送到了。对于一个模式化的应对计划，一切来得太快了。
“于是你是怎样处理的？”我问他。
“我主要要求大家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说。他从来不需要请其他人来帮忙。约100名护士，医生，X射线工作人员，救护车司机，凡是你能想到的角色当他们听说了爆炸的新闻就立刻赶过来了。他们希望救助这些受害者，这些人也知道如何去救。正如一个同事所言，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出了大量的贡献。他们将团队分成六人左右的小组，一个小组对应一名伤者。一名高级护士和一名医师站在医院门口指引救护车人员将伤者送到哪个小组的手术室去。手术室管理员和各房间的医生进行交流并合理分配房间。另一名医生和交警进行联系，根据需要给正在候诊室待命的医生们分配任务。
迪肯尼斯医疗中心急诊负责人理查德 伍尔夫（Richard Wolfe）告诉我他们那里的流程也差不多。在被送来的21个伤员中，有17个伤情十分严重，其中7个需要立刻进行手术。一个人被送进来的时候几乎他的双腿都要断掉了，另一个人的腿已经严重错位以致于无法拯救。大部分受害者骨折或者骨裂，有的伴随大出血。一个人的肺被碎片击中，一个全身超过百分之三十被烧伤，还有一个一只眼睛不得不摘除。伍尔夫赶到急诊部希望分配每个人应该去做什么。
“但事实上每个人都自发的在尽着自己的职责。”他说。他甚至不用太啰嗦每个人的工作是什么。
我又采访了那天下午管理手术室的护士代波·穆勒（Deb Mulloy）和其他一些护士长以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自发的去工作。穆勒说当她刚刚在电视上看到滚动新闻就开始了动员工作。其他人则是从推特，短信和手机新闻客户端上了解到该事件的。他们都在警报响起前就开始行动了。
“我们只是想到这件事是真的，”她表示，“而且很多人会因此受伤。”
护士换班是在下午三点，所以她赶紧去通知白班的护士继续呆在自己的岗位上，事实上，也没有人打算下班。这样能用的人手就增加了一倍。
护士们推迟了即将进行的手术并开始准备八个手术室。他们从库存中调来了足够的设备以满足血析的需要也是，他们联系骨科矫正器械制造商送来更多的设备备用。他们联系了血液中心，从其他州调来了安全的血液。他们还和其他医院的手术室联络保证大家都有足够的设备。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准备八个手术室，他们又是如何知道要准备好血液和骨科的设备。“是不是有人指导你们这样做啊？”
“没，”高级护士长布伦达·麦克科尼（Brenda McKonly）说。她刚看到爆炸现场的大致情况，就对伤情有了个大概的推测，并立刻认识到他们需要足够的房间来满足现实的需要。保险起见，他们还为一个手术室准备了应对神经外科疾病和胸椎损伤的设备。应急指挥中心下达的命令印证了这些护士的判断是准确的。所有八个手术室都用上了，几乎所有被送来的伤者都需要做血液以及骨科方面的治疗。
采访这些人的时候，我被他们及时准确甚至好比是事先演练过的应对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十几年前，没有人能达到他们这样的效率和水平。正如他们告诉我的，人们已经从911前的天真单纯，逐渐形成了911后应对灾难的沉着与冷静。以前我们会对发生这样的事件大为震惊，如今基本上也习以为常了。在每个医院，化学和辐射污染、间接袭击甚至直接袭击都要被考虑到。连一些非医学专业的朋友们都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告诉我提醒人们谨防二级和三级的爆炸装置。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一度充斥过这些曾经想都不可能想到的恐怖事件。
因此，一个城市对该类事件的反应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主办者停止比赛，为比赛准备数周的运动员被安全的从重点线转移走，媒体很大程度上也合理的压住了有关凶手身份的谣言，防止他们大幅扩散。
这些城市要评估这类事件复发的风险，尽量平定市民的恐慌情绪，还要妥善保护好现场的刑事证据。当然作为政府最首要的还是要尽可能挽救受害者的生命。
对于我们呢？我们要准备什么？十年来我们通过新闻，图片和那些经历过冲突的大兵们那里得到了相关的一些细节，几乎每个医院都有上过战场的外科医生，护士或者医疗专员。还有一些人救助过海地地震以及海啸过后班达亚齐市 （Banda Aceh）的难民。灾难响应已经成为广泛讨论并研究的课题。各大城镇都时常进行灾害演习，包括有一次我在波士顿洛根机场赶上的模拟从法国飞来的航班爆炸后的场景。麻省总医院（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引进了一批以色列专家帮助改良他们的灾难响应计划。理查德·伍尔夫向我介绍了一位紧急情况救助专家有关去年夏天发生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影院枪击案后医疗救助的演讲。 从911到纽镇枪击案，我们所有人都不仅感到惊骇同时也密切的关注着这些社会变态杀人犯是如何造成这样的恐怖的。
（经历了这么多）我们终于吸取了各种教训，但并不能因此就自我满足或开始庆祝。我们走到这一步实际上是一种悲哀。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去年在奥罗拉市枪击案之后，我们医院的首席急诊部医师罗恩·沃尔斯（Ron Walls）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准备好了吗”（Are We Ready?）的演讲。
在波士顿，事实证明：我们都准备好了。
发表于 2013-4-24 19: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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