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们永远是局内的局外人

zhixun

BY 看理想© 2018-11-09 16:4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梁文道。

到底应该行万里路，还是读万卷书？这个问题我常常被人问起。

很多人认为，读那么多关于其他地方的文化历史、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的书，还不如亲自去走一趟所收获得更多。

他们假设人到了一个地方，只有通过和当地人有所接触，用自己的双脚丈量过土地的距离之后，对所到之处才会有一种更直观、更亲切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是书本上所不能给予的。毕竟书本上的内容总是经过别人的眼光，经过重重解释，那都不是客观的，都还是有障碍，有距离的。

我常常被人问起这个问题，我很喜欢旅行，也很喜欢看书，尤其喜欢在旅行之间读书，并且读的常常是一些和我旅行的目的地、或者和这趟旅行目的本身有关的书籍。

读这些书是否会阻碍我的眼睛？让我的眼睛多了一道早就存在的一套东西，这些很可能是偏见，以至于会障碍我和当地最真实的来往？

这是我今天想要和你讨论的问题。

我们都逃不出文化意义的网络

1. 人类学家和旅行者一样，都是某种“翻译人员”

关于行万里路，还是读万卷书的问题，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关于旅行很常见的讲法——

在英语世界，常常把traveller和tourist分开，也就是旅人和游客。

我们一般好像不会很瞧得起游客，尤其是参加旅行团的游客，认为他们大多是被人引导着，按照既定的行程去参观既定的东西，但是真正的traveller（旅人），往往就是自己背着行囊漫无目的地上路，任凭旅途中发生一切意外，再去偶然地决定能遭遇到什么。

同时我们往往认为，到了一个地方旅行就应该尽量和当地人接触，要尽量活得像当地人一样。

这一些问题我常常也在想，就跟我另外一个兴趣联系起来了，我很喜欢读人类学著作。

那是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一个人类学家的处境就如同一位深入的旅行者一样。人类学最基本的工作方式是什么？如果你去翻看任何人类学教科书，都会告诉你，最基本的工作方式就是田野作业或者田野调查（Fieldwork）。

Fieldwork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最经典传统、大家印象中的人类学家，往往要从一个现代化发达地区的大学体系，忽然空降到一个第三世界不发达地区，可能是某个原始部落里，然后他需要混进部落当中，学懂当地的语言，住在村子里，跟当地人常年交往。

通过这种方式，看懂他们的生活方式，知晓他们的文化，同时还带着外来者的眼光，于是这些人类学研究者就能够把他这些社会里所学到的东西翻译成自己的语言，更重要的是，把一些当地人的文化，把一些他们自己可能都不了解的常识背后的逻辑，用一套学术语言客观地表达出来。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学家和旅行者一样，都是某种“翻译人员”，而这个翻译人员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来回，他仿佛能够同时活在两个世界之中，而他所处的位置却是中立而客观的。

他要客观地看到那个部落、那个社会、那种文明，特点在哪里，然后一五一十地用一套语言表达出来。

要如何去进行这样的田野调查、田野作业呢？当然首先要混入那个社会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要先认识一些当地人，跟他们接触、和他们聊天，然后从他们的口中套取关于当地的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这个社会里跟外来的人类学家、观察家聊天的人，我们在人类学里把他们叫做“资讯人”。

我们要假设资讯人好像能够提供很客观的材料，假如一个不够就要多找几个，而且是不同身份背景阶层的资讯人，通过这样的拼凑，就好像能得到一个社会的全景了。

这一联串彼此相关联的问题和思考，就让我想起今天特别想和大家介绍的一本书，也正好是我在摩洛哥旅程中不断反复品读的一本小书——这本书的书名，听起来很枯燥、很专业，叫《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2. 当人类学田野调查不再客观，反而成了一种对“客观”的反思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这本书很老了，是1977年出版的，但是这本书却是人类学界或者是社会科学界里，一部相当重要、分水岭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著作。

它的作者是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是美国一位相当重量级的人类学家。他写这本书的时才33岁，非常年轻，而且当时他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导师——一位人类学宗师克利福德·格尔茨——还劝他千万别出这本书，因为一旦出版这本书，可能会毁了自己未来的学术之路。

为什么？因为拉比诺这本书写得可谓毫不客观，和通常那类田野作业之后所做出的人类学研究笔迹完全不同。它充满了调查者的情绪，充满了他的挣扎，以及他对自己的反思。

为什么这本书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尽管它写得那么不客观，而重点就在于它的不客观，或者反过来说，这种不客观反而成为了另一种“客观”。

这本书，其实是将相当早期的人类学田野作业和田野调查，以及在这当中进行调查的人类学家，当成了反思对象的一部著作。

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对不对？没关系，我们现在直接切入主题，看看他在这本书里做了些什么。

话说1968年，保罗·拉比诺来到了摩洛哥中部的一处市镇，叫作塞夫鲁镇。

到了塞夫鲁镇后，把这里当成中据点，想在那里学习当地的阿拉伯文，然后进一步的到这个镇附近的一座村子，叫做西迪·拉赫森，想要进村子里进行典型的人类学研究，比如研究当地的亲属结构，土地分配的制度，社会习惯以及文化信仰传统等等。

但是这本书有趣就在于，他并不告诉你那些东西，他向我们展述的是他为了要完成人类学研究，其间所遭遇的那些人物，也就是当地的“资讯人”。

精通法语的他首先接触到的，是当地能讲法语的人。他碰到了一些过去殖民主义年代留下来的法国人，其中一位叫莫里斯·理查德，是个酒吧旅馆的老板，非常热情，向拉比诺提供了很多信息。

但是，拉比诺很快注意到，法国人在这样一个没落社会里，其实也只能算是一个边缘人。他不是摩洛哥人主流，哪怕在当地法国人的社区里，他也还是一个边缘人，不受其它更高尚的法国殖民后代欢迎。所以，他才会对外来的人格外友善热情，希望得到外来人对他的支持和认同。

接下来，拉比诺碰到了第二个能够将他层层引入当地的资讯人——易卜拉辛。这个人是个生意人，和他交往是因为他不只懂法文，而且他是个阿拉伯人。拉比诺注意到，这个人其实是个做买卖的人，他为什么要花时间和一个外来人相处，并教授阿拉伯文？除了能获得一点微薄的薪资之外，就是因为这位生意人认为拉比诺对他有用，是个资源。

在一个社会里，我们常常会遭遇到很多外来人，这些外来人来到我们社会里，谁会最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刚才提到的酒吧老板，他是一个在本地被排斥的人，所以希望透过和外来者的关系，来获得某种身份上的支持和认同。

而易卜拉辛则是想要透过和外来人的联系，保持一个与法国甚至美国，这些更远地方的交流，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对他做生意有用的信息和人际关系。

再接下来，拉比诺又遇到了阿里。阿里就是从西迪·拉赫森这个村子走出来的人，而他是一个游离分子，他很热情慷慨地对待保罗·拉比诺，愿意和他分享很多资讯，但同样的，他其实也在利用拉比诺。

因为拉比诺对他而言，也是能够支持他这种游离身份的一类资源。所谓“游离”是就是指，他在那座村子里，他的家谱祖先地位很高，但是他却特别反叛，不想继续留在村子里，对村子里很多事情都看不过眼，所以总在村子和城市之间来来往往。

在这个过程中，阿里所能够提供的关于村子的资讯、知识好像已经很丰富，因为他是那个村子来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也是那个村子的边缘人。他提供的信息，恐怕也不是这个村子内部最核心的人所认同的信息。

所以，拉比诺始终得到的信息，都不够全面。这该怎么办？他就必须要进到村子里了。

3. 主人慷慨的对待，可能意味着一种权力上的支配

当进入到村子之后，拉比诺作为一个外来人，很显然会遇到相当多排斥，这个时候愿意对他伸出援助之手，能够接纳他、准许他坐在这个村子中，并且愿意交谈、回应问题的这种人，又是什么人呢？

它其实在摩洛哥或者阿拉伯传统文化里，扮演的就是一个接待外来旅行者和商旅的主人的角色。

在阿拉伯文化传统里，主人对客人是必然要慷慨的，而客人也必然想要回报的。

这些人的慷慨招待当然会让人觉得十分感动，如果我们平常作为一个天真的旅行者，就会说，“你看这个人真好，这个地方真是淳朴，他们真是好客，真是善良。”

但是，你还要进一步了解到，在阿拉伯文化中，一个主人对客人很慷慨，把你纳入他家的屋檐底下，放在他的保护伞下，同时就意味着这是一种权力上的支配关系——他就变得比你有地位了，因为他比你慷慨，他也比你有能力慷慨。

在这个时候，你作为外来人，却成为了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的一员。

所以很多阿拉伯人会不满于只做客人，他们总要想办法反过来当主人。

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外来的旅行者也好，一个游客也好，一个人类学家也好，当你进入到一个完全和自己不一样的文明之时，这个文明如何对待外来陌生人的态度和传统，会决定了你与当地人的相处关系，同时也决定了、甚至限制了你对这个社会的了解。

4. 一个人对所处社会的所有了解，都取决于他的身份背景和文化属性

再接下来的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拉比诺在这个村子里遭遇到了很多情绪上的反复，这种情绪上的反馈本来对人类学家而言都是不对的。

一个人类学家本就被假设成应该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人，他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尽量要不动声色，当地对他提出任何无理的要求，他都应该淡然配合。

但是拉比诺却不是这么做的，因为他发现一个外来人进入到一个当地社会之后，当地社会有很多做事的规则，会同自己原来的传统背景产生相当大的冲突。

如果完全配合当地人的规则，这难道就能成为当地一份子吗？并不是，他们反倒很可能会觉得你是个怪人，为什么即便我对你作出种种过分的要求，你都没有按照我们的文化传统，或者我们社会的行事习惯来作出反应？比如愤怒。相反的，却是那样微笑着就接受了，那你不就是个怪人吗？

所以，外来的人类学家就算以为自己已经很中立客观，很配合当地规则，在当地人心目中，他仍然是个外人。

更有趣的是，一个外来人类学家跟当地人聊天，问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带着一种自己原来的文化，或者依据人类学某种理论的视野所提出来的，而这些问题可能是这些当地人从来都没想过的。

他透过这些问题，在想办法回答问题的过程里，其实也转换成了一个外人的视角，或者我们大胆点说，转换成了一个更客观的角度来重新审查。这些我自己平常习而不察的日常生活底下，所隐伏的种种逻辑，其实本来是想都没想过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这次旅行中，当我和朋友们聊起我们广东人说话时的一些语言，比如广东人常常会骂人叫做“屎弗鬼、屎弗精”，意思就表示这人很麻烦、很搞事。

但如果翻译成普通话该怎么解释，那就是“屁股鬼、屁股精”，听我这么介绍后大家都觉得太可笑了，但是我们平常说这句话时，反而没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会用“屁股精”、或者“屁股鬼”去形容一些麻烦的人。

这背后是什么道理？当我在向一个不懂我的语言，不懂我的文化的人，来介绍我的语言时，我也会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我自己的语言与文化，我的观察也就随之改变。

同理，人类学家在问当地资讯人问题时，他所给出的回答结果就是一些原来他的文化背景里所不具备的想法和讯息。从这个角度来看，得到一个最客观的、对于当地文化不受污染的了解，那近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下次旅行的时候你可能也要注意，任何一个在当地跟你聊天的人，他对这个社会的所有了解，都取决于他在这个社会里地位的高低，不同的位置身份、不同的背景，他的性别，他的性倾向，都不断地决定他对自己所处社会的看法。

和他聊天，所得到的就是他这个位置上的人会有的看法，但不要以为这就是全部的事实真相。

反观我们自己，当我们和当地人进行交流时，我们真的是一个客观的、纯洁无瑕的人吗？当然不是。

我们的脑子里，我们的背后，同样带着一套又一套原来就具备的文化属性。从这个角度上，你还能相信，走万里路，不断接触当地人，就一定更为客观、更加赤裸真实吗？不会的。

我们一样逃不过种种文化意义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