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中国的城镇化或酿成大错

zhixun

2013年03月26日 07:41李迅雷

官方已经把农村的城镇化作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主要手段，路径则主要靠产业推动，即所谓的“三化一体”：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但从人口流动的现状看，农村人口在大幅减少，而产业发展既靠需求，又靠要素供给。经济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纵横交错，故一厢情愿的行政规划往往会酿成大错，必须反省过去、正视现实。
　　从中国目前热议的城镇化思路看，重点似乎放在城乡一体化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两个方面，而官方也已经把农村的城镇化作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主要手段，路径则主要靠产业推动，即所谓的“三化一体”：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但从人口流动的现状看，农村人口在大幅减少，而产业发展既靠需求，又靠要素供给。经济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纵横交错，故一厢情愿的行政规划往往会酿成大错，必须反省过去、正视现实。

　　城乡一体化不能靠农村工业化来推进

　　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概念产生于上个世纪的30年代，当初是鉴于农村人口因过剩而大量涌入城市所提出的对策，但并没有实质性推动。农村工业化真正兴起时是上世纪80年代，即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出现在全国各地，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也是政府所希望的，即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一方面减轻城市压力，另一方面则可以藉此来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但由于乡镇企业事实上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最终导致乡镇企业的模式逐步演变。

　　农村乡镇企业由盛转衰，除了模式有问题，还与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要求和集聚化特征有关。那么，农村工业化今后能否二次崛起呢？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

　　首先，农村面临生产要素中的主要一大要素──劳动力的缺乏。我们看到，农村人口的不断迁移，以至出现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普遍短缺的现象。连今年春节《人民日报》也转载了农村老人感慨“村里缺年轻人，连丧事也难办”的案例。按笔者估算，目前中国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大约在1.6亿左右，比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整整低一个亿左右。中国的农业实际上主要是靠老年农民来支撑的。尽管国家统计局显示仍有2.66亿第一产业劳动力在农村，但占全国三分之一就业人口只贡献5%多一点的GDP，这个数据可靠吗？

　　其次，通过建立乡镇工业园区来推进农村工业化，说白了还是政府行为，从过去30多年来中国大大小小工业园区规划和运营的情况看，大部分是失败的，普遍存在区域间产业同构化竞争、缺乏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等现象。而作为乡镇级别的工业园区，能否吸引具有一定规模或先进的制造业来投资，除了一些区位优势好的地方外，本身就存疑。从现实情况看，不少企业为享受园区的减税和退税政策，只设一张办公台，异地经营现象十分普遍。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高污染行业的企业给当地环境造成的损害，远远高过对当地就业和税收的贡献。

　　第三，农村工业化存在如何与产业升级的大趋势相适应的问题。中国毕竟已经步入了重化工(行情 专区)业化的后期，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与当初中国处于工业化早中期有关，故那时乡镇企业具有比较优势。这些年来，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环保成本等都大幅上升，制造业投资增速也开始明显下降，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性较好，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性也不大。因此，在投资意愿下降的情况下，农村工业化的需求又来自哪里呢？

　　行政规划下的“造城运动”高成本低收益

　　从2000年开始的“造城运动”，带来的是城镇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据来自卫星遥感图像的数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从1.22万平方公里增长到2.18万平方公里，增长78.3%；到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4.05万平方公里，又增长85.5%。而另一方面，最近10年间城镇新增常住人口不足50%，且从2000年开始，中国城市建成区的使用效率开始下降。它表现为，单位面积内GDP的增势明显减缓，且这10年间所扩张的面积中68.7%来自耕地，这是对农业和环境的极大破坏。当地行政部门在对城市进行规划时，多不顾及当地的生态环境，如中国665个城市中，有将近400个城市缺水，其中大约有200个城市严重缺水，这样去扩张城市，引进产业，无疑是竭泽而渔。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90%以上城市水域已经严重污染。

　　其实，行政规划下的城镇化最可悲的，就是以各种名目来设计假大空的投资项目，如巨资建造人造景点、奢华体育娱乐场馆、巨大政府办公大楼，造成投资的巨大浪费，而另一方面，用于民生方面的却少之又少。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减速发展阶段，这显然与工业化进程有关，数据表明，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台湾地区，当经济高增长阶段结束之后，下一阶段经济增速几乎减半。如果说2000年前中国的城镇化主要靠工业化来推进，2000年至今中国的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地方政府“造城运动”双轮驱动的话，那么，今后中国的城镇化如果单纯靠造城，恐怕已难以持续下去了。

　　我们看到，2011年的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到3.15万亿的顶峰后，2012年回落到2.69万亿左右，但耕地补偿、拆迁成本等大幅上升，中央政府又在其中提取水利、教育等基金，故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获得的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也大幅减少。而且，随着房地产(行情 专区)行业的繁荣阶段已过，地方政府手中可供出售的土地也减少了，而且开发商的购买意愿也在下降，所以，2013年乃至今后土地出让收入及与土地财政相关的收入都将继续下降。从地方政府负债的情况看，我们估算2012年底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大致在13.07万亿(其中银行(行情 专区)贷款、城投债和信托资产三者规模大致为9.8万亿、1.14万亿和1.3万亿，从结构来看，体现两个特点：信贷余额增速放缓和非信贷融资大幅提速)，高于市场预期的12万亿，占GDP的比重为23.7%，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5%。

　　可见，地方债务的年增速达到两位数，且资金成本也很高，若按各地制定的巨额投资规划去融资，地方政府债务将快速增长，过不了几年，就会不堪重负，因为政府投资要么是公益性项目，本身无收益，若投资盈利性项目，往往也难以覆盖融资成本。

　　把更多资源配置给民众才是城镇化关键

　　经历了30多年与经济高增长相伴随的城镇化，中国确实应该好好反思和总结城镇化过程的得失。我们对过去所做的事情反思过少，对未来的规划又过多。比如，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成为全球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究竟是什么原因？或许原因很简单：中国经济靠投资拉动，其中政府投资占很大比重。在政府支出(包括负债)结构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贫困救济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过少，而用于与民生无关的支出又过多。虽然从各级政府部门历年发出的有关文件中都可以找到为百姓谋福利方面的诸多目标，例如，有关解决城镇农民工城市户口、医疗及养老保障、子女就学等目标，早在2006年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就已经提出，但至今仍作为新的目标被提出。

　　与民生无关或关联度不高的投资活动往往超前，而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支出却往往滞后，这其实是现有的行政体制所决定的。尽管政府转型的口号也早就提出，但转型同样迟缓。对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当今学界，都缺乏深入的研究。比如，过去30多年来，究竟有多少与民生相关的目标未能实现？成因是什么？如何治根而非治标？当然，这些年来已经在民生投入方面有了明显的增加，因为在财政支出结构中规定了支出比例。

　　但新的担忧是，如果新一轮城镇化又演变成行政规划下的造城运动，则所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又将遥遥无期了。一般来讲，城市的形成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靠自然力量：交通便利、资源充裕的优越地理环境自然形成的人口密集区；二是靠市场力量：经济发达、产业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三是靠行政力量：即依靠行政权力建立起来的区域。中国的问题是行政层级众多、权力过大、干预过强。即便中央的初衷是增加社会福利，缩小城乡差距，到了基层，往往被打着“授人以渔”的旗号，演变成与民无关的投资活动。为何香港、澳门等都会把财政结余的收入直接发放给本地居民呢？看上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高明，但后者的执行结果却是大部分民众根本吃不到鱼。

　　因此，把城镇化的任务交给市场和企业去做，是最好的选择，政府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减少冗员，节省行政费用、压缩不必要的投资项目，如何才能把福利、把钱直接送到低收入群体中，如何减少中间环节的层层盘剥。
　中国要追求有质量的城镇化进程

　　3月25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质量导向的新型城市化战略”对话会，与会代表热议城市化进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虽然取得了有效的发展，城市基本格局是紧凑型的，但是也面临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资源浪费等问题，必须要从现在开始追求质量型城镇化。

　　众多跨国集团CEO、总裁表示，中国城镇化过程是一个智慧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的过程，此过程中，蕴含商机无限，将全力支持中国城镇化发展。

　　城市转型有三个类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介绍道，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污染物产生于城市，同时绝大多数的能源也被城市消耗，所以要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城市自身需要转型。

　　进行城镇化建设，首先要梳理出中国城市有哪几种类型。仇保兴认为，中国城市转型可以大体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既有城市的转型和改造。要应对污染、缺水、能耗高、地质灾害等现存的问题，逐步使这些城市的建造、交通、垃圾处理、水处理走上低碳的发展道路，同时城市产业向后工业时代转型。

　　第二种类型是新建生态新城。这类城市应该符合以下标准：紧凑的混合用地模式、可再生资源占据城市能源的比例达到20%、绿色建筑达到80%以上、生物多样性得到体现、绿色交通使用比例超过65%、工业排放和碳排放低于其他城市50%。

　　第三种类型是灾后重建城市。要对这类城市进行重新规划，使城市发展质量得到跃升。比如北川县城一个9万人口的小城市建成一个生态城市。玉树海拔4000多米，重建目标是要达到低碳环保的目的，因为环境是非常严峻的，而且生态承载率很低，所以建设这个城市，就要从生态角度考虑，使其对环境冲击更小。

　　仇保兴强调，在城市化转型过程中，要坚持六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紧凑型城市发展目标，新增的城市用地尽可能不占或者少占耕地，保持紧凑的城市用地模式；二是构筑多样化的交通体系和步行城市，百姓能在林荫大道使用自行车和公交车；三是使城市安放在自然环境中；四是将城市融入当地生态系统；五是保护中国文化遗产，能够激发历史街区活力；六是全面推广绿色建筑，绿色建筑是城市绿色或者低碳的基础。

　　城镇化进程蕴含商机无限

　　大众公司管理董事会主席文德恩介绍道，去年大众集团在中国卖出了280万辆汽车(行情 专区)，所有汽车都是本土生产的。目前，大众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将会继续投资，2015年前在中国投资规模将达到90亿欧元，将在佛山、宁波等地继续建设工厂。城市化发展给人民和社会带来利益，也给企业带来大量商机。大众公司将支持中国追求质量化的城市化进程，大众将采用更多清洁技术以减少燃料使用，保证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性。

　　IBM公司总裁罗睿兰认为，城市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然后各级的领导人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些承诺和相关行动，包括我们听到了重庆以及其他政府的投入，同时还看到对于未来领导人在城市建设方面的重视。她认为，要建设智能化城市，所谓更智能的城市，实际上也是全球领导力所标榜的领域，随着城市化不断的展开，全球正在经历着一个巨大的技术方面跃升。所谈到的技术概念包括：通信技术、信息技术、产业技术、生态材料(行情 专区)、可再生资源等。

　　联合技术公司董事长路易·谢纳沃介绍道，全球的建筑行业或者大楼的楼宇，在排放方面占了排放量的40%左右，中国在进一步推动绿色楼宇的建设，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里，希望这样的工作能够继续加快。很多相关技术现在已经能够帮助我们节约自然资源、提高能效，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我们有些技术可以让空调更加省电，或者让电梯更加环保等。比如说有新一代的制冷设备，能够提高能效达到40%。另外现在还有很多现代化的设备，中国的电梯市场非常巨大，今年我们会在中国新装45万架电梯，而全球市场只有75万架的容量。(中国经济时报）
　　城镇化演进30年：90年代至今的半截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要实现六个转型

　　人口城镇化可拉动经济增长3-6个百分点 。新型城镇化是继人口数量红利之后的发展新红利

　　城镇化是2013年全国两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过去30多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然而，随着资源环境瓶颈的进一步凸显、人口结构的快速变迁，以及城镇布局体系的初步形成，传统的城镇化道路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

　　重新思考中国的城镇化路径开始吸引更多人的关注，“新型城镇化”也成为此次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之一。区别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是什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长期专注于城镇化研究的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

　　在3月5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会上，根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率先产生，辜胜阻任副主任委员。

　　新型城镇化是发展新红利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辜胜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型城镇化有六个特点，要实现六个转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强调人的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1、从偏重物的城镇化特别是土地的城镇化向重视人的城镇化转变，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放在突出位置；

　　2、从城镇市民-农民工的二元结构向居民待遇一体化转变，强调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3、从数量增长型城镇化向质量提高型城镇化转变，更加重视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益；

　　4、从粗放式高物耗城镇发展方式向集约型低碳绿色的城镇化发展方式转变；

　　5、从单纯“做大”城市规模向“做好”城市群、“做多”中小城市转变，更加重视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的均衡发展；

　　6、从四化“分离”向四化“同步”转变，健康城镇化要有坚实的产业支撑，要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的最大新引擎。当前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需，而最大的潜在内需来自于城镇化。城镇化是驱动消费和投资增长的结合点，一方面，会驱动大规模消费增长 ，另一方面，又提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房地产投资，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驱动力。有研究表明：人口城镇化可拉动经济增长3-6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是继人口数量红利之后的发展新红利。

　　《瞭望东方周刊》：新型城镇化的推动力和发展基础在哪里？

　　辜胜阻：过去30年，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贡献。当前这种过度依赖廉价“土地红利”和廉价“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过度依赖“土地红利”不仅容易导致城市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会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居民生活和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也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具有可持续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关键转型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实现从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转变，要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

　　城镇化要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要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使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同步发展，特别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靠创新引领一个新的经济周期。新型城镇化要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施农民工培训工程，大力提高进城劳动者素质，改变城市对农民工“用而不养”的局面，使农民工能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通过鼓励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返乡在中小城市创业，使就业者变成创富者，并以创业带动就业。

　　要加快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城镇化不应是一种政策选择，而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或者说，有学者在讨论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一问题的背后涉及到政府的角色定位。你认为，政府、市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分别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辜胜阻：城镇化是市场的产物，推进城镇化要尊重客观规律。新型城镇化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两只手”相结合，形成“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双重动力机制，在加大政府对城镇化的财政投入的同时，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建设。

　　一方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探索多种形式的民间投资模式，通过采取招标、让民间资本直接参与、特许经营等方式构建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更多地吸引民间力量参与城镇建设。

　　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在包括城镇建设体制、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非农企业产权制度、城建用地制度等方面的体制创新。同时，政府要推进民营企业在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社会事业建设中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在投资审批、土地、财税扶持方面的公平待遇，为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瞭望东方周刊》：舆论普遍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你刚才也提到政府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那么你是怎么看待户籍制度改革的？

　　辜胜阻：户籍本身只是记录和提供城乡居民信息的载体。但户籍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一堵无形的墙，阻碍人们自由迁徙。现在户籍不仅将人贴上身份的标签，分为农民工和市民，而且成为分配公共资源的依据。户籍制度改革并不困难，困难在于要推动嵌入户籍之中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等相关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要逐步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而且需要深化配套制度的改革。这一系统工程，决定了改革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瞭望东方周刊》：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具备现实可操作性的突破口在哪些方面？

　　辜胜阻：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应采取“分类指导，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原则，分步重点推进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并使居住证成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依据。按城市类型、经济规模和人口特征采取不同程度的户籍迁移管理办法。

　　对于大城市，既不能关死城门，堵住农民进城，也不能一步彻底完全放开户籍。户籍改革还需因群而异，要优先把有稳定劳动关系、长期举家工作、生活在城市，有稳定住所、工作和收入，并基本融入城市的“沉淀型”流动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分步重点推进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对于中小城市，要向进城农民工打开城门，鼓励其进城落户；对于县城和中心镇，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要加快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依据居住证按常住人口全覆盖。

　　要通过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瞭望东方周刊》：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又一关键。你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主要是改什么呢？

　　辜胜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切实保护好农民土地财产权，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农村土地制度关乎农村的根本稳定，也关乎中国的长远发展，其核心是要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当前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的确权赋能，把直接用于生产的土地所有权落实到农户个体，发放相应的证书予以登记确认；把用于公益 、发展企业或其他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归于农民集体，并通过折股量化等形式分配到个人。同时，还要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不可侵犯。

　　要探索建立农民工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或退出机制，提高土地流转的市场化配置程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土地使用分散，集中度低，直接转向农业规模化与集约化经营难度较大。大批量农民工进城后，农村宅地基等建筑用地大量闲置，利用粗放，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土地资源浪费。

　　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宅基地、住房等土地资源的自由处置权，允许农民依法对土地以出租、转让、置换、赠与、继承、作价入股等方式流转。要遵循自愿的原则，鼓励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将承包地和宅基地进行流转。要改革征地补偿制度，防止地方以地生财而随意侵占和损害农民土地权益。加强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变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面。

　　城镇化启新

　　城镇化演进30年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的蔓延式扩张，而是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全面的城市化

　　正如此前舆论所热切期待的，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单独用200余字的篇幅阐述了“城镇化”。本刊记者梳理近年《政府工作报告》发现，这种专门对“城镇化”进行阐述的情况并不多见。

　　城镇化，尤其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这已成为学界共识。可以预见，随着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将再一次迎来历史性的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飞速变迁的历史时期。与此相适应，作为衡量现代社会进步标准之一的城镇化，也经历了内涵不断演进和修正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前：逆城镇化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热情高涨地推进工业化，从而催生了新中国城镇化的萌芽。然而，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城乡户籍制度也在此期间形成，作为城镇化前提的人的自由迁徙受限。

　　1958年1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文规定：农民由农村迁移到城市，必须持大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或者城市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

　　这标志着户籍制度的正式建立。此后随着附着在城市户籍上的福利越滚越大，中国长期呈现城乡人为分割、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对立的局面，从而导致城镇化进程的缓慢和某种程度上的扭曲。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年，主要是“国家推动城市化”；1959年后随着“大跃进”的失败，转向抑制城市化、甚至出现城市化的倒退。

　　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题。“文革”开始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推进，又出现了“反城镇化”的倾向。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向本刊记者分析说，在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情况下，这一历史时期城镇化率提升极为有限。

　　即便如此，依然有学者展开了对城镇化的初步研究。早在1958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就曾刊载一篇文章《农村人民公社居民点的规模及其配置》，应是新中国最早提到“城市化”概念的文章之一。到1979年，南京大学教授吴友仁在《城市规划》杂志上发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率先展开对我国城镇化问题的研究。

　　80年代：乡镇企业带来小城镇繁荣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城镇化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1980年10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时，就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1984年1月，国务院发布《城市规划条例》，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确认了这一方针。

　　当时的背景是，“文革”结束前后，农村不少地方就地办起了社队企业，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1984年，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由此，我国农村经济迅速繁荣，直接影响就是小城镇的飞速发展。

　　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家乡江苏省吴江县进行农村调查时，发现原本凋敝的小城镇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而重新勃兴。费孝通判断这将是我国农村又一次大变革的开始。他把相关思考写成《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新开拓》等四篇文章，陆续刊发于《望》新闻周刊，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所主张的“小城镇、大战略”思想，由此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城镇化的主流思想之一。

　　胡鞍钢认为，在1978~1992年间，伴随着农村改革而崛起的农村工业，有力地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格局，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至乡镇企业，在农村地区迅速形成了农业和乡镇企业并存的二元结构，加上城镇部门构成了中国特有的三元结构，即农村农业部门、农村乡镇企业和城镇正规部门。

　　其时，在团中央任职的李克强正在攻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他已注意到这一现象。他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还荣获中国内地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乡村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乡村城镇化。”蔡继明认为，这种城镇化的特点是农民“离土不离乡”，实现的是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在蔡继明看来，这是一种低级的、初级的城镇化，因为这“实际上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破坏”。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推进，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上世纪80年代一度红火的农村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跌落，其所带来的小城镇发展也动力大减。

　　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小城镇、大战略”的城镇化思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1989年，国家将城市发展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从此，“积极发展小城市”的表述消失不见。

　　90年代至今：“半截城镇化”

　　不过，进入90年代，“小城镇、大战略”的具体实践却并未消失。

　　胡鞍钢认为，进入90年代后，国家关于城镇化的思路仍然是发展小城镇。他说，“发展小城镇走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这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并参照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共同规律而作出的战略选择”。

　　在胡鞍钢看来，这一提法的出现主要是不希望大量人口聚集在大城市，避免出现某些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贫民窟”。

　　199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中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的问题。199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调整乡镇企业结构，推进小城镇建设。”同一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也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

　　中国的城镇化之路是非常独特的。在胡鞍钢看来，它既曾经历过在传统农业社会解体过程中形成的“飞地”城市，也经历过计划经济体制下伴随着政府强力发动工业化而发展的城镇化，还经历了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过程中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

　　根据胡鞍钢的研究，1992年至今，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建立和完善，私营、个体经济迅速兴起，大量农村劳动力大规模从乡村迁往城镇地区、甚至跨地区迁往其他地区，主要从事非正规就业，导致城镇非正规经济和就业出现爆炸性增长，迅速形成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并存的城镇二元结构，与农村二元结构一起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四元结构，即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和城镇非正规部门。

　　显然，这一“四元结构”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大规模城镇化的过程。蔡继明也认为，大量农村人口从农业部门转到非农业部门，这本身就是城镇化。

　　然而，城市向农民打开了大门，却没能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蔡继明认为，进城农民已经从事非农业生产，在城市里也享受了一定的城市文明，受到了城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但由于没有获得城市户籍，不能享受医疗、教育、社保、住房、就业等方面的公平待遇，“这是一种半截城市化。”

　　这一持续至今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呈现出政府主导的鲜明特征。蔡继明认为，政府主导集中突出的表现就是先由政府做规划，使得城市规划面积不断扩大；然后开始征地，对外招商引资、建新城。

　　“很多城市都是老城区之外再建一个新城区。”蔡继明说，城市空间不断扩展的同时，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这种城镇化的直接后果是空间不断扩大，但忽略了人口身份的转移。”

　　不仅如此，这种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还造成了土地资源配置不合理，大量的土地粗放使用导致浪费严重，并且严重加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不稳定因素。

　　未来：新型城镇化

　　应该说，过去的30余年，中国城镇化发展极为迅速。

　　资料显示，1981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20%，2000年达到了36%，到2011年时城市人口历史性超过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3%。据胡鞍钢介绍，欧美发达国家英国 、美国 、法国的城镇化，在从20%左右增长至50%水平，分别大致经历了100年、60年和65年，而中国从20%到50%用了30年。

　　不过，这种快速的城镇化过程除了呈现出前述“半截城镇化”的特征外，全国各地城镇化发展水平也极不均衡。

　　沿海地区因为优良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上的优势，各种资源纷纷汇集于此，形成以出口导向型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工业化，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推进了沿海地区城镇化的进程。

　　胡鞍钢认为，这一进程呈现出大城市带动和辐射中小城市、形成“城市群”的格局，并且这种发展格局经由政策而被正式确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城市带、城市群的出现，是最近十年来我国城镇化的显著特点。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布局，我国将形成“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格局。胡鞍钢认为，这将大大不同于80年代和90年代“小城镇、大战略”的城镇化思路，也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化战略，而是现代要素集聚的城市群及经济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沿海城市遭受冲击，加上以往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渐趋衰减，过去30年中造就了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工业化模式受到挑战。与此同时，中西部诸多的中小城市随着基础设施日渐完善、劳动力成本较低，加上国家推动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发展前景乐观。

　　蔡继明认为，如今已到了对我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战略调整的时候了，“从发展的速度、规模、采取的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模式，都应该与过去30年有所不同。”

　　2012年全国两会，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根据资源环境和人口承载能力，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和与国土规模、资源分布、发展潜力相适应的人口布局。

　　同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新型四化”同步发展。

　　2013年两会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舆论注意到，这是《政府工作报告》罕见地提到“自由迁徙”。

　　蔡继明认为，新型城镇化的着眼点应是“农村居民的市民化”，特别是已经进城务工的2.6亿人。“把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也有相当稳定就业岗位的这部分人尽快变成当地的市民，这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要求。”

　　胡鞍钢也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至非农业部门、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各经济部门是一个动态过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的蔓延式扩张，而是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全面的城市化。

　　这涉及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都是空谈。”蔡继明说。(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