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忧思录》：再谈迅翁和他的时代

zhixun

读写人By 雪堂

迅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去世，这样的英年早逝有时竟然被后世看作幸运，实在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今天思想足够成熟到能合理解读大先生文字的读者，其实分裂成为不同的人群：上世纪五十年代甚或六十年代生人的群体，其实多半对“什么是鲁迅”这个问题是漠然的，当然从事专业研究者除外——这是笔者亲身的观察所得。这种漠然应该被理解，因为这个年代过来的人，他们本身受到的教育和经受的关于时代的试炼，足够成就他们自己人生记录的丰富，正因为此他们也是不应该因为漠然于认识鲁迅而受到苛责。那么，反而是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末——这批被教科书强迫来解读鲁迅、并被舆论裹挟着不得不界定自己和这位浙东文化巨子的精神关系的读者，不但对先生著作比较熟悉，对先生在民国生活过的这几十年的精神历程更是有过各种各样的接近。可以说，这一批人是今天鲁迅人生经历和精神历程仍旧被诠释的价值投向，他们是当今专业鲁迅思想研究被商品化后最诚实的最终消费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任何一种鲁迅研究、甚至可以追溯到叶公超那批人当年几乎第一时间的半研究半纪念的文章在内，无不受到普通读者解读方向、历史条件和视野上的质疑。
质疑有时来自于对大先生原作的熟读，那么便不能容忍某种因为无知带来的错讹；但更多是出于先生精神历程在读者心灵的投射，正是这种投射，产生了各种解读的方向；在极端的例子里，某类读者思想上甚至进行了反哺，强迫别人认可自己眼中“鲁迅”应该是什么样子。动辄便对不同看法口诛笔伐。笔者也曾见识过这样的读者，令人感动之处是：在这个物质横流的时代里，他们确曾真实地以大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照亮了前路，只不过这样的路经过了主观臆断和改造。而另一类极端的例子是，由于后世特别是建国后鲁迅研究一贯的覆盖所有公共受众空间，而使某些读者产生类似于金属疲劳性的生理反应，重新投入了对鲁迅的漠然。在此种环境下，鲁迅研究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局面。或者，用陈丹青先生对鲁研者的称谓——全国“吃鲁迅饭”的人普遍遇到了更新研究的问题。手边这本新问世的《鲁迅忧思录》，作者是鲁研界一个为人所熟悉的名字，孙郁。作为前鲁迅博物馆馆长的孙先生，不可能不对目前的鲁研现状有所体悟，而且他因为接触到相对更多的大先生在世上生活过的痕迹和实物，必然会有自己的感慨。
事实上，孙先生正是我们先前区别迅翁那些不同读者群时被“排除”出来的、既走过五六十年代，却因缘际会和大先生的生平思想有更多接触的专业研究者：对于大先生的话题不仅敏感、执着，有长期的材料积累和思考，而且付出真感情，是钱理群先生所说的“心灵上的探寻”或逼近。因此尽管笔者对孙先生的鲁迅研究并无资格评价，而且也见到过几种不同意见，但是孙先生谈迅翁的书，还是值得特别留意。《三联生活周刊》在采访孙郁先生时曾提到：大先生后来去了上海，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北京时他是公务员和高校教师，在厦门和广州也都在学院体制里生活。到了上海后先生成了一个今天人们所谓“自由职业者”，这无疑是一段新的人生。访问者复述这段看似不经意的背景，背后有些深意，上海时期正是林贤治所着重谈论的“鲁迅的最后十年”。可以说，人们印象中大先生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场景，几乎都来自这十年之内。先生在这里开拓了一个典型的集思想家、评论家、翻译家和诸多艺术活动推手于一身的人生经过和精神世界。因此定居上海时期，成为众多鲁研著作无法回避的内容。而《鲁迅忧思录》并不执着在这点，不特如此，全书时间线索上几乎都在大先生值得浓墨重彩的时期之外。这显示出这是一本个人色彩更浓、关于鲁迅却非研究专著的作品。阅读的经验告诉我们，专业研究的形制有时往往是种束缚，真正出于心灵相通而作的人物研究，作者往往有冲动给读者这样的随笔之作。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谢泳谈胡适、止庵谈知堂，陈子善谈张爱玲。
事实上，孙郁最先引起笔者注意的便是他的文字风格，并不限于他的鲁迅研究。他会用很多个人化、涌动着感情由己及人的表达来谈人谈事，给人一种挥霍情愫的感性文字的印象。你知道，他同时对知堂也做了深入的研究，而二周的文字虽然迥异却都是极富感染力的，同这样特殊的研究对象长期做文字唔对，研究者的语言风格不受影响恐怕是不可能的。像止庵的文字明显受知堂风格的影响较深，孙先生的语言里也有些痕迹，但你看上去多半还是他自己的风格，而且在专业研究者中语言个人化的倾向如此显著，实在是不多见的。以这样的风格来谈大先生，而且形制上要突破程式化的研究视野和语言，大概是最契合的了。另外也极易看出孙郁如何看待自己同历史人物的精神联系，他是要尽可能经历研究对象的所思所见，不独二周在国内北京、上海等行脚所在，他去仙台、甚至去今天日本具有“新村”性质的村落访问（参见《文人的左与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版），试图探寻研究对象早年生涯的踪迹的研究路数也是非常明显。但这究竟属不属于“研究路数”这么工具化的范畴还很难说。在那些实地，触目是当年的旧物和不变的自然景观之时，试想，孙先生一定有冲动试图更加贴近当日那两位浙东青年学人的心灵吧。
这本《鲁迅忧思录》最引人注意之处，一是它在谈论大先生精神历程时，将视野扩展到了他的时代。理论上讲，是人物和时代共同创造了历史。人物研究，其兴其衰，起起落落，最后一定着落于其时代的命运。鲁迅和他的时代，一直是一篇大题目。孙先生的讲法是从《民报》时期的章太炎起笔。他并不讳言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思想态度是“典型的民族主义，一些看法并非无道理，但包容心与康有为、梁启超比，颇为逊色。”但是“太炎动人之处是革命的激情”，正是这种激情最终引导了青年的目光和思想倾向，《民报》发布到民间和留日学生中间的思想“很快内化到青年的血液里”。大先生回忆太炎师，曾说当时所领受的《说文解字》一句也不记得了，但是忘不了先生的音容笑貌。这是人格魅力的方面。从现实考量上说，孙先生认为太炎先生他们其实是流亡者，“因为远离祖国，历史的眼光就更自觉。而在哲学的层面，也有国内学人所不及之处。”不但有文化对比的冲动，章氏那一批人在当时也是希望借用中土之外的文明，重建并更新传统的价值。这也是后来迅翁终其一生译介、推动域外艺术的基本理路。从这个意义讲，《民报》这时期的言论，确实为后来的辛亥年做了理论准备；同时，旧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蜕变的过程中成了一种传统，对早年的鲁迅等人来说，奠定了他们思想音符最初的基调要从章太炎和属于他的“《民报》时代”来发掘。迅翁、知堂等人后来在《新青年》发表作品而崛起，正是曾经在思想上倚重了上述传统。孙先生说，不读《民报》的文章，我们有时候不会意识到后来《新青年》的价值，说的其实是这种传统除旧布新的作用。
另一点是专辟一章来谈迅翁的翻译。依据前述孙先生研究历史人物“见其所见”的特点，他迟早会将大先生的译作及其原作进行深入的考察。这种考察将探寻这位民国的翻译家，在他大量的外文藏书中何以选择这批著作来译介给国内的读者。事实上，从二周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开始算起，大先生一生译文著作的产量远胜于他的杂文和小说。这就是说这位先生一生的主要精力在编译方面，那些现在被人称为经典的杂文作品只能算得上是不吐不快的“译余”。孙先生这时正如很多其他鲁研专家一样，试图扳正长期以来人们这个错误的印象：迅翁作为翻译家的角色在其生命中明显大过所谓杂文家，但其地位现在仍然只能排在他“小说家”身份之后——或许是当年胡适因鼓励白话小说对《狂人日记》的推崇形成的传统吧。孙先生对此说，“认识一个完全的鲁迅，不能不去读他的译文著作（当然古籍整理与绘画研究也包括在内）。只有和那些域外的文学和理论文字接触，才能明白他写作的一种底色。”（参见本书《译介之魂》章节）这许多年人们对他的翻译的漠视，原因有所译的作品多是隐曲的灰色之作，与社会主流文化隔膜；也因为译笔苦涩，不忍卒读，和业内人士有“硬译”的纠纷。越到晚年，他越是和自己旧的表达习惯甚至通用的约定俗成相背离，译文也越苦涩难懂。
面对批评，迅翁那种浙东人的硬脾气并未随着年龄而平息，他尝试改变国人长久以来的带有奴性的语言，而这只能诉诸于引入外文著作，搬来新思想的同时，也希望根据完全不同的语系来创造崭新的汉语表达，孙先生说，这是迅翁一生最悲壮的语言试验。
2012.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