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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的绝招,看起来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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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8 22:30: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zhixun 于 2014-2-9 10:04 编辑

任正非的绝招,看起来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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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变幻,但华为的业绩令人震惊,2009年销售额增长近三成。任正非的想法,看起来非常实在:“投标,合同签订,交付,开票,回款”是贯穿公司运作的主业务流,承载着公司主要的物流和资金流。针对这个主业务流的流程化组织建设和管理系统建设,是我们长期的任务。
华为2009年的成绩单很漂亮,合同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销售收入为215亿美元,分别比前一年强劲增长了28.8%和26.5%。原因何在?我们找来华为总裁任正非去年4月在公司内部的一段讲话,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深淘滩,低作堰,是李冰父子二千多年前,留给我们的深刻管理理念。同时代的巴比伦空中花园、罗马水渠、澡堂,已荡然无存。而都江堰仍在灌溉造福于成都平原。为什么?
李冰留下“深淘滩,低作堰”的治堰准则,是都江堰长生不衰的主要“诀窍”。其中蕴含的智慧和道理,远远超出了治水本身。
华为公司若想长存,这些准则也是适用于我们的。
深淘滩,就是不断地挖掘内部潜力,降低运作成本,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客户是决不肯为你的光鲜以及高额的福利,多付出一分钱的。我们的任何渴望,除了用努力工作获得外,别指望天上掉馅饼。公司短期的不理智的福利政策,就是饮鸩止渴。
低作堰,就是节制自己的贪欲,自己留存的利润低一些,多一些让利给客户,以及善待上游供应商。将来的竞争就是一条产业链与一条产业链的竞争。从上游到下游的产业链的整体强健,就是华为生存之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中国企业的大差距:不能完全职业化
我们从一个小公司脱胎而来,小公司的习气还残留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员工也受二十年来公司早期的习惯势力的影响,自己的思维与操作上还不能完全职业化。这些都是我们管理优化的阻力。
什么是职业化?就是在同一时间、同样的条件,做同样的事的成本更低,这就是职业化。
但市场竞争,对手优化了,你不优化,留给你的就是死亡。思科在创新上的能力,爱立信在内部管理上的水平,我们现在还是远远赶不上的。
我们要缩短这些差距,必须持续地改良我们的管理,不缩短差距客户就会抛离我们。
我们面对金融危机,要有管理改进的迫切性,但也要沉着冷静,减少盲目性。我们不能因短期救急或短期受益,而做长期后悔的事。不能一边救今天的火,一边埋明天的雷。管理改革要继续坚持从实用的目的出发,达到适用目的的原则。
在管理改进中,要继续坚持遵循“七反对”的原则。“坚决反对完美主义,坚决反对繁琐哲学、坚决反对盲目的创新,坚决反对没有全局效益提升的局部优化,坚决反对没有全局观的干部主导变革,坚决反对没有业务实践经验的人参加变革,坚决反对没有充分论证的流程进行实用”。
我们不要忌讳我们的病灶,要敢于改革一切不适应及时、准确、优质、低成本实现端到端服务的东西。
公司的运作虽然这些年已从粗放的运作,有了较大的进步。但面对未来市场发展趋缓,要更多地从管理进步中要效益。
我们从来就不主张较大幅度的变革,而主张不断的改良,我们现在仍然要耐得住性子,谋定而后动。
“投标,合同签订,交付,开票,回款”是贯穿公司运作的主业务流,承载着公司主要的物流和资金流。针对这个主业务流的流程化组织建设和管理系统的建设,是我们长期的任务。
由于我们从小公司走来,相比业界的西方公司,我们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运作与交付上的交叉、不衔接、重复低效、全流程不顺畅现象还较为严重。
DSO(账目变成资金的平均时间)、ITO(产品支持与专业服务的组合)较业界同行还有较大差距,库存和资金周转的改善和E2E(端到端)的成本降低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是公司运作上深淘滩、低作堰的主战场;另一个业务流IPD(集成产品开发流程)是设计中构筑成本优势的主战场。
“灰色管理”是我们的生命之树
西方的职业化,是从一百多年的市场变革中总结出来的,它这样做最有效率。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并非是为了好看。我们学习它,并非是完全僵化的照搬,难道穿上中山装就不行?
我们二十年来,有成功的东西,我们要善于总结出来,我们为什么成功,怎样持续成功,再将这些管理哲学的理念,用西方的方法规范,使之标准化,有利于广为传播与掌握并善用之,培养各级干部,适应工作。
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是一个僵化的西方样板,而是一个有活的灵魂的管理有效的企业。西方在中国的企业成功的不多,就是照搬了西方的管理,而水土不服。
一个企业活的灵魂,就是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这两条要领的表现,就是不断提升效率。
我们从杂乱的行政管制中走过来,依靠功能组织管理的方法虽然在弱化,但流程化管理的内涵,还不够丰富。流程的上、下游还没有有效“拉通”,基于流程化工作对象的管理体系还不很完善。组织行为还不能达到可重复、可预期、可持续化的可值得信赖的程度。
人们还习惯在看官大官小的指令,来确定搬道岔。以前还出现过可笑的工号文化。
工作组是从行政管制走向流程管制的一种过渡形式,它对打破部门墙有一定好处,但它对破坏流程化建设有更大的坏处。而我们工作组满天飞,流程化组织变成了一个资源池,这样下去能建设成现代化管理体系吗?一般而言,工作组人数逐步减少,流程化的建设与运作就越成熟。
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面对未来的风险,我们只能用规则的确定,来对付结果的不确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才能在发展中获得自由。
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统一的两面,管理上的灰色,是我们生命之树。我们要深刻地理解开放、妥协、灰度,深刻理解深淘滩、低作堰带给我们的启迪。智慧的光辉,将千秋万代永不熄灭。

郎咸平:中国没有大宗商品定价权底因
郎咸平在2009年2月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谈中国为何没有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原因。
问:中国对外有较高依赖度的大宗商品,价格常大幅波动,原因是什么?
郎咸平:那是“新帝国主义”在操纵。
首先,需求是被别人控制的。
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把高污染的行业都转移出去了。比如美国需要石油钢管,美国自己不生产,把单子放到中国来。好,那么中国就要买原材料—铁矿石。所以中国的铁矿石单子实际是替美国下的。也就是说,这不是真正的中国需求,这个需求是外来的,是被别人操纵的,我们是在替发达国家买单。
第二,不但需求是被控制的,原材料也被控制。
表面上,我们看似在和某某国家做交易,买了他们的原材料,其实错了。比如科特迪瓦是主要的咖啡产地,它的咖啡出口绝大部分被几个外资控制。原材料的定价,是发达国家控制的。铁矿石更典型,全球被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三大巨头操纵。
所以需求被他们控制,原材料供应也在他们手里。两头的定价权我们都没有,所以看到价格总是波动。
再一个层面,金融市场把这个波动加倍放大了。当华尔街看到美国轮胎需求多起来,他们就知道中国要买橡胶了,既然中国一买价格就涨,他们就可以先买进橡胶期货,等价格高了再卖给中国。
所以,无论是原材料和产品的定价权,还是金融市场,都不在我们的手里。
问:为什么中国这么大的铁矿石进口量,在谈判桌上却没有话语权?
郎咸平: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谈判问题了。我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不了解铁矿石,或者说不了解国际大宗物资的游戏规则。
首先要搞清楚铁矿石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决定的。通常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铁矿石不是,它的价格是由华尔街决定的。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铁矿石价格与“波罗的海指数”和“原油价格”紧密相关。而这两项价格是由华尔街决定的。如果你想得到便宜的铁矿石,那必须找高盛,拜托他们把波罗的海指数和原油价格拉低,这就是游戏规则。
问: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
郎咸平:我倒觉得日本与铁矿石巨头的谈判,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
大家都很清楚,日本是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就积极参与投资开发铁矿石资源,与世界主要的铁矿石生产商建立了利益共同体般的紧密联系。它目前控股的铁矿石产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
日本的铁矿石谈判,不是由钢厂而是由商社负责,即三井物产和伊藤忠。最终的销售也是由这两家商社负责,日本的钢企只负责生产。这就是上游、中游、下游产业链的高效整合,钢企与商社之间形成联盟。
这样的好处是,如果铁矿石价格上涨,商社赚钱,它们会从上游让一部分利润给钢厂。然后把那些我们做不出来的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比如特钢,通过提价的方式卖给需方(日本的特钢主要销往中国),把部分钢厂损失转嫁到下游。反之亦然。
因而日本的钢企根本不在乎铁矿石价格的涨与跌,最终安然度过每一次涨价。
问:去年国内食用油生产商福临门、金龙鱼,开始了新一轮涨价,也和华尔街有关系吗?
郎咸平:金龙鱼和福临门背后都有美国ADM公司的影子。你以为它们收购金龙鱼,就是为了赚你买金龙鱼的钱吗?这背后还有更多的故事。
2003年前,小包装食用油推向市场,在中国形成了200多亿元的规模,全国各地分布了上百家压榨企业。然而好景不长,在“2004年大豆危机”之后,国内压榨企业损失惨重,有近70%的企业停产,大量企业倒闭。而这一切,与国际金融炒家的运作不无关系。
就在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冠冕堂皇地说什么呢?由于天气的原因,调低了预期的大豆产量。
物以稀为贵嘛,所以,美国的金融炒家就借此消息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里,猛炒大豆期货,把大豆价格从当时的540美分一路炒到了2004年4月的1060美分,相当于每吨大豆从人民币2300元涨到4400元。
其实呢,这些都不过是人家虚张声势,等着我们中国压榨企业进入埋伏圈。结果,我们的企业一想啊,这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还能有错吗?所以看着大豆价格好不容易跌下来了一点,也就是2004年3月在一吨4300元的位置上“抢购”了800多万吨大豆。
仅隔一个月,美国农业部又站出来,说不好意思,我们估计错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估计减产的地区没减产那么多,而我们估计不受影响的地方还增产了不少,结果,大家忽然间发现原来大豆产量是供过于求。
于是转瞬之间,国际金融炒家开始狂抛大豆,价格大跌50%。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企业倒在一片血泊之中。
山东日照的几个压榨厂跟我讲,刚建好厂还没开工,就在4300元每吨的价位从美国进口了一船大豆,船还没靠岸,就跌到了2000元,我们还没开工就倒闭了。
所以你看看什么叫“新帝国主义”。过去得靠打仗才能瓜分世界,掠夺世界,而且打仗是一不留神就元气大伤。比如说英国,一战前还是世界第一呢,打完了呢,死了不少人,花了不少钱,却搞得日薄西山。
现在呢?不费一兵一卒,前后不到一年就把你这个国家的关键行业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了。
在全世界,控制着粮食生产运销的是四家欧美公司,它们也是“现代东印度公司”的成员。
在2004年“大豆危机”时,四大粮商趁机收购了我国70%以上的停工企业。从此,中国的大豆市场受制于他们,而且他们和美国政府以及华尔街之间关系暧昧。
这四大粮商在国际上称ABCD。分别是ADM即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路易达孚Lluis Dreyfus。
通过研究,我发现ABCD四大粮商正进行国际上的产业链整合,力图通过上游控制、下游控制、中间通过物流大幅降低成本,以期将世界粮食掌控在手中。
现在,中国粮油企业85%是外资,这也就是为什么金龙鱼想涨价就涨价。
问:那么在玉米和棉花领域又是怎样呢?
玉米、棉花美国政府都在进行高额补贴。比如一个1500英亩的农场,产值是50万美元,美国政府给予7.5万美元的补贴,基本上相当于这个农场的利润。1998年至今,美国政府对于玉米的补贴金额已经高达290亿美元。
再看棉花,1999年8月到2003年7月,美国的棉花生产者总共得到了124亿美元的补贴,而同期美国棉花的产值只有139亿美元,补贴比率高达产值的89%。
也就是说,美国农民每种植一美元的棉花,美国政府就给他们0.89美元的补贴。
这么大力度的高额补贴,一方面是低价向中国等国家进行低价倾销,占领市场,最终操纵价格,进而影响到相关产业链。
另一方面,玉米又是生产清洁能源乙醇的原料,对将来抢占新能源市场制定游戏规则具有战略意义。
问:中国应采取什么措施确立主动性和话语权?
郎咸平:那就是产业链整合。中国只是全球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如果我们是其中那最弱的一环,那么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中国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别人称我们是制造业大国,我们的制造,只不过是国际产业链的分工里利润最薄的一环。
制造以外的产业链其他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和零售,都在人家手里,到最后会是什么结果?
那就是原材料的定价权由别人掌控,出口销售价格也由别人掌控。
这个制造环节,放在中国还要破坏我们的环境,浪费我们的资源,剥削我们的劳工。我们辛辛苦苦创造出的利润,就这样被别人吸光了。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竞争时代,我们面前的正是我所说的“新帝国主义”,那种单纯在劳动成本上面下工夫的“中国制造”已经走到了尽头。
百分率从来不会说谎
俗语说:不赌不知时运到。
但赌场提供的各种赌局,都经过精密计算。经营者长远来说,基本是立于不败之地。赌客若没有幸运之神眷顾,便只能捕捉赌场偶然的计算失误,才有机会取得短暂优势。
据《信报》:投资其实也是赌博,因此赌场法则和赌徒心理也适用于投资市场。
《教父》的作者马里奥·普佐在他另一本小说《愚人之死》中,借主角赌场大亨格鲁尼维特之口说:“百分率从来不会说谎。我们开设所有这些酒店都是建基于百分率,我们之所以大把钱也是因为百分率。你可以对宗教和上帝、美女和爱情、正义与邪恶、战争与和平,以至其他任何你说得出来的一切失去信心,但百分率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
普佐的意思是,赌场若不是有数学上的优势,根本无法经营。虽然这位赌场大亨只是小说的虚构人物,但他的伟论是经得起验证的赌场经营铁律。
美国丹佛大学统计学副教授罗伯特·汉那姆指出,赌场经营者一直都是用博彩gaming,而不是赌博gamble来形容他们的行业,因为所有赌局玩法都经过仔细的数学计算,“大数法则”保证赌场是最后的赢家。
汉那姆透露,一位赌场老板在面试时经常会问应征者,在二十一点赌桌为什么通常是庄家赢钱。答案是二十一点的设计,令庄家拥有数学上的“赌场优势”House Advantage HA。
“赌场优势”不限于二十一点,汉那姆指出,赌场提供的各种赌局都有不同的赌场优势。对于赌博业来说,没有其他因素会比数学重要。
“赌场优势”数值源自赌客的“预期回报”,预期回报是指赌客在同一赌桌多次下注结果的数字。
以38格的双零轮盘为例(其中18格为红),假设赌客每次下注5元红色,他中彩的数值是(+5)×(18/38),输掉赌注的数值为(-5)×(20/38)。
因此预期回报=(+5)×(18/38)+(-5)×(20/38)=-0.263,数字负值表示赌客“磨烂席”情况下,平均每5元输掉0.263元,而“赌场优势”为0.263/5×100%=5.26%。
如果以单位数计算,赌客之失即等于赌场之得。
假设赌客下注双零轮盘单一数字,他赢钱的数值为赔率的(+35)乘以1/38,而输钱的数值为(-1)×(37/38),因此其预期回报=(+35)×(1/38)+(-1)×(37/38)=-0.053,赌场优势便等于5.3%。
而单零轮盘的预期回报=(+35)×(1/37)+(-1)×(36/37)= -0.027,则赌场优势为2.7%。
以上赌场优势算式,只适用于赌法简单的轮盘,其他较复杂赌局的“赌场优势”,则需要用到更高深的数学分析和电脑模拟,才可以精确计算出来。
而同一种赌局,如中国人最熟悉的骰宝,其中“围骰”的赌场优势(13.89)几乎是“大小”(2.78)的四倍。汉那姆建议聪明赌客,应避开高赌场优势的赌局。
赌场优势,是赌场的长线利润所在。赌客在赌场根本没有运气可言,完全是数学的对决,长时间下注,已处于必败之地。区别只在于,他参与“赌场优势”4%的赌局,输钱速度比“赌场优势”2%的赌局快一倍而已。
其实每个赌客从坐上赌桌那一刻开始,根据他的注码、赌博时间和下注密度,他的“价值”─从另一角度是赌场的“潜在利润”已经可以算出来了。
例如赌客在百家乐搏杀12小时,每次下注500元,每小时平均下注60次,其潜在利润则为:
12×500×60×赌场优势1.2%=4320元
即是说,赌场预期收入4320元。赌客泡在赌局的时间越长,赌场的潜在利润就越大。
既然长赌必输,为何赌场依然生意兴隆?
汉那姆认为,这是由于赌徒渴望一朝发达的心理使然。他举例,一个每年收入3万美元的打工仔,假设每星期节省5美元,一年下来可以储蓄260美元,但区区260美元对于改善生活毫无帮助;不如每星期拿5美元去赌一盘。虽然机会渺茫,但理论上不能排除赢到百万美元巨奖的可能性,一旦财星高照生活将大大改善。
因此,不断有人向赌场的大数法则挑战,何况赌场经常会提供廉价餐点和免费住宿(所有费用当然从赌场的潜在利润中抽出一个百分比支付)。
赌场的利润,来自精密的数学计算。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指出,如果赌博牵涉理性决定,非理性的行为就是与赢面明显比你高的对手赌博。亚当·斯密认为所有赌局都是庄家占优,例如彩票,买得愈多输钱的可能性愈大;若全部彩票都买下,你肯定是输家。
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凯利·席勒参考了2700万宗扑克赌局,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同一赌局胜出的次数愈多者,结果反而输大钱。
原因很简单,赌徒耽在赌桌时间愈长,累积的小注胜仗愈多,自信心愈来愈强,最后大手下注而一铺输掉所有筹码的机会愈高。
席勒分析,赌场里的事态,在现实社会也同样发生,人们过分着重较易取得的微利,而忽略了偶然一次意外的杀伤力。比如2001年倒闭的能源巨企安然,以及去年破产的冰岛政府,都是因为多次小注成功尝到甜头,最终一次重注失误而陷入经济危机。
席勒比喻,情况就像一个多次偷情成功的人,最后一次被揭发而名誉尽丧。席勒忠告,无论赌博也好投资也好,切忌投下你输不起的注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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