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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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By 傅蔚冈

最近几天，一则“河南考生北大门前表演行为艺术”的微博在网上疯传，主要内容是一位河南籍北漂一族在北大西门踩高跷，寓意“京生考北大，高人一等”的意思，由此抗议目前地域限制下的高校招生制度的不公平。无独有偶，8月8日微博上又爆出这样一个河南考生给教育部官员送鸭梨的行为艺术，希望教育部帮他们分担压力，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推动高考平权。
无论是踩高跷，还是送鸭梨，都透露出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就是目前存在的高校招生制度已经引起了民间一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对。民间对高考招生制度的反对意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各个地区不一样的招考录取线使得人口大省上大学的难度异常高；第二，流动人口的子女无法在居住地参加高考。
在很多专家的眼中，这两个问题并不可以类比，为什么呢？因为在哪里招生，招什么样的学生是属于高校办学自主权；而流动人口无法在其居住地参加高考更加不是高校的责任，因为在目前的制度下，谁在哪里参加高考也不是高校的职权，而是由地方政府决定。
是的，这些问题都和高校无关，棒子不应该打在它们身上。那么，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我看来，这问题要归结到目前建立在户籍之上的公共服务体系上：无论是各地区不同的高考录取分数线，还是流动子女异地高考难问题，其实反映的都是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以地域为区分标准的公共服务体系与现实的背离愈来愈深，必须亟待改进。
为什么近年来对高考的质疑声愈来愈多？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以省为单位确定高校录取名额，为何在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么多的质疑？在我看来，这和劳动力的跨省流动有着密切关系。
让我们想象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情况吧。那时候计划经济尚未解体，中国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来自研究者的文献表明，改革开放初期人口流动的特点主要是：农业人口是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城市人口的流动很少或是极不明显；流动范围主要由农村流向周边城镇，远距离和跨省流动极少。由于人口只是在省内流动，那么就意味着各省的考生并没有和外地考生接触的机会，他们无从得知另一个省份高考的录取分数线——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咨询系统，省内的人口甚至很难知道外省的分数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高考录取人数是以省为区分单位，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高考是一种公平的选拔制度：当一位河南考生因为分数低而没有被高校录取的时候，他只能怪自己没有努力，断然不会把自己上不了大学的原因归结到高校录取分数线上，更不会想到是北京挤占了他们的录取指标。
但现在不一样了。首先是资讯的流通消解了以往的信息不对称。现在只要能上网，那么就可以在电脑面前知道各个省份的录取分数线和招生人数，“人比人，气死人”，一旦得知自己的分数在河南上不了三本，但是在北京却可以上一本，那么内心深处的不公平感就会油然而生。
如果说信息的流通使得不同省份高考之间的不平等凸显，那么因为大规模人口迁徙而导致的“异地生问题”，则使得原本就已经有很多问题的高考雪上加霜。
在2000年以前，中国几乎都不会有异地高考问题，那是因为第一代流动人口出来只是为了谋生，他们并不需要高考。但现在不一样了，随着他们的子女在居住地生活，这个问题就开始出现：那些在城市里出生和生活的第二代流动人口，他们完全与现居住地的文化融合，有的甚至没有回过户籍地。
对比1990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结果，我们发现，在有流动人口的家庭户中，户主与配偶均为流动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7.44％上升到2000年的46.06％。这说明，近年来流动人口举家迁居城市或在城市长期定居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流入地的“新居民”。人口已经不再频繁流动，越来越多的农民逐步脱离农业，逐步融入居住地，成为现居住地常住人口。
但是在以户籍为区分标准的公共服务体系下，这部分人口并没有资格参加居住地的高考。虽然现在不少地方在义务教育阶段并没有户籍的限制，但是在高考资格上还是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正是因为无法在居住地参加高考，很多家庭不得不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有资料显示，在北京2008-2009学年度，30073名非北京市户籍小学毕业生中，最多只有24685名学生在北京继续读初中；12599名非本市户籍初中毕业生中，最多只有5484名在北京继续读普通高中。
为何北京等地不愿意让这些学生在本地参加高考？我想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这部分考生在居住地高考后，会加剧本地居民的不满——在招生指标不变的前提下增加了考生难度，这意味着竞争更加激烈了；二是由于不同地区的分数存在着差异，那会不会因此而导致大规模的“高考移民”，从而产生更多的权钱交易？第三个原因则更加冠冕堂皇了，那就是高考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是义务教育的范围，地方政府没有必要为此承担义务。
是的，高考在现阶段并非义务教育，高中也非义务教育内容，地方政府没有必要为非户籍人口承担这部分公共责任。但问题在于，这些异地考生的家长一直在居住地劳作和缴纳税负，户籍地没有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丝毫的好处。为什么他们的子女就应该在户籍地参加高考？至于“高考移民”问题，则更为简单：只要高考还是以省份为招生单位，这些省份之间有分数差存在，人的逐利性总是会在这些省份之间游走。问题的关键是要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而非人为制造区别。事实上，高考移民一直存在，只不过因为隐蔽而不为公众所知罢了。
那么出路何在？在我看来，在劳动力人口愈来愈趋向于全国流动的今天，以户籍为区分标准的公共服务体系必须改变了：应当以居住地而非户籍地作为区分的标准，高考招生也是如此。至于以经常居住地作为判别生源标准是否会导致“高考移民”，那则是可以从更改高考录取规则，如果由高校自主招生，而不是全国统一高考，这个问题不就避免了吗？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高校自主招生更是主流。
作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