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以及磨盘

zhixun

经济观察报By 李正荣

本文提到的“文学与革命”是一本书，作者是到现在仍然没有“摘帽”的最有名的反革命托洛茨基。1991年，苏联解体之际，莫斯科政治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版权页上的出版说明有这样一句：“此书第一次出版于1923年，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本书在图书目录里是罕见的，更是禁止出版的。”
的确如此，即使是现在的俄罗斯，也很难找到旧版的《文学与革命》。一部讨论“文学与革命”关系的书，在崇尚革命文学的国度里被长期幽禁，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叹的事情，但并不觉得奇怪：“人以文传，文以人传”，托洛茨基身败名裂之后，这本书自然也随之销声匿迹了70年。
或许还有另外的原因。
为何不许革命
如今展开《文学与革命》这本书，里面的观点不但感觉不到“反动”，反而处处似曾相识，书中的语言，对于我国稍微年长一点的读者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略不小心，看了某一段文字的开头，就会顺嘴背诵出这一段文句来：
“谁反对我们，谁就不是同路人，谁就是敌人，我们就要在必要时把他驱逐出境，因为，革命的利益是我们至高无上的法律。”
还有这一段：“那些十分认真地谈论无产阶级文化的人，那些正在制定无产阶级文化纲领的人，是根据与资产阶级文化形式上的类比来思考这一问题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也将创造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化。”
托洛斯基否定这个“逻辑推理”，但是，全书又何尝不是讲述这个道理呢?之所以幽禁这本书，销毁这本书，大概是为了不使读者产生错觉：那个被称为“托派”的叛徒，那个搞分裂主义最凶恶的敌人说出的话，写出的文章，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不“背叛”，反而和革命的文艺思想、和革命的文化政策十分合拍。
上个世纪的一百年，已经戏剧性地走过去了。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对“革命”的概念大概较少“切身”印象。年轻一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其实都应该毫不在意这一段历史，不必再去抠挖那一个时代的语句有哪些迷人的字眼。那一段历史时期涌现的，被那些争当革命理论家的斗士们所编织的术语，大可不必再翻出来晒一晒。
不过，这些话语有时候却关联着一些惊心的历史悲剧，挖出来也许可以给“过来人”和“未来人”一些警醒。
革命是硬道理
与这部书有关的最惊心的事件，就是这部书的作者了。《文学与革命》无一字无关革命，而最终，这个《文学与革命》的作者却被革了命。
在出版托洛茨基的另外一本书《斯大林》的时候，前言就说到，有很多作家没有完成自己的著作，但是很少有这样的作家，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作品，自己就被书中的主人公杀死了。
“革命”在俄语和其他西语中，原本是带有“推倒”、“打倒”的意思的。但是，这些词，说得太多，政治的含义掩盖了这个词的本意。而汉语的“革命”一直保留了这个词的“生动”，只要看到这个词，就能一眼看出它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写了《文学与革命》这部巨作的托洛茨基，他自己的生命，竟然被“革命”以革命的英雄的大无畏的勇气给“革”了。
1923年，《文学与革命》出版，作者托洛茨基身居高位，仅次于列宁，他的书很有影响。第二年，托洛茨基又出了《文学与革命》的第二版，添加了一篇1924年5月9日讲演稿。但是，这本书并非像我们有些人估计的那样影响深广。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全会就通过了《关于托洛茨基言论的决议》，决议认定：托洛茨基“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随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迫辞去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从此，斯大林为首的“小组”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党内高级“革命”公开化。
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哈萨克。1929年2月12日被驱逐出境，先流亡到土耳其，然后流亡法国、挪威，最后飘落墨西哥。流亡中，托洛茨基依然坚持“革命”战斗，写了大量斯大林主题的著作。1932年被苏联剥夺公民权，1937年，他被缺席判处死刑，1938年又再次被判处死刑。但是，托洛茨基依然不停笔，继续“不断革命”。于是，斯大林派出杀手，用冰镐打入了托洛茨基的后脑。
这样一个人物的著述，在当时的苏联自然要像奥威尔的小说《1984》描写的那样：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根据“政治”需要销毁图书、篡改图书。
那个直接革了托洛茨基的“命”的人，也有新材料。凶手是1913年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共产党员、忠于斯大林的特工拉蒙?梅卡德尔。除掉托洛茨基之后，拉蒙?梅卡德尔被墨西哥警方判处20年徒刑。但是，后面的事情有点玄秘。1960年5月6日，拉蒙刑满释放，转到古巴，然后乘船秘密转入莫斯科。1960年5月31日，这位拉蒙·梅卡德尔被授予苏联最高苏维埃奖章和苏联英雄称号。克格勃首脑谢列宾亲手将11089号金星列宁奖章授予这个英雄。授奖辞是“因为以英雄的气概和无畏勇气完成了特殊使命”。这些奖赏都是斯大林不在人世之后的事，都是在苏共20大否定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之后的事!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个英雄又回到古巴。1978年，他寿终正寝。有趣的是，他的尸骨不久又回到莫斯科，安然进入莫斯科西部的革命公墓。当时的墓碑用了一个假姓氏“拉蒙·伊万诺夫·罗别斯”。2010年以后，公墓管理者在这个名字之下添加一块新石板，写上了真实的姓名。
每年5月，他的墓前依然有鲜花。
托洛茨基的演讲稿
《文学与革命》的作者托洛茨基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革命”故事。我在莫斯科，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了1924年版本增加的那篇讲演稿。我很佩服我的同行们，1992年，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的中译本，译文和1991年俄国出版的版本一样，都是选取了这本书的初版，即1923年版。但是，我的朋友刘文飞和他的合作者找到了这本书1924年版那篇增补的演讲稿，作为附录附在汉语版的后面。这是给中国读者增加的一份厚礼。
因为，阅读这篇讲演，发生将近100年前的那些并非“请客吃饭”，并非“作文章”，并非“绘画绣花”的革命事件又历历在目了。
这篇讲演稿是按现场记录整理的，保留会场的气氛和细节。讲话的时间是1924年5月9日，地点是俄共中央出版部(待核查)，“俄共中央”主席雅科夫列夫主持会议，讨论议题是俄共中央关于文学的政策问题。
根据这份演讲稿的纪录，托洛茨基似乎来晚了。但是，他甫一开始，就对在场的革命文学领袖们大加批判，语调是高傲的、充满了讽刺。
托洛茨基的演讲是从辩论“同路人”概念说起。
他说，在座的属于“锻冶场”、“岗位上”阵营的革命家们，批评自己把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作家称作“同路人”。他说这是对他的诬蔑。他从来没有把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和阿尔志跋绥这样的反动作家称为“同路人”。
托洛茨基说：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在对苏维埃俄罗斯癫痫性的仇视状态中死去。阿尔志跋绥不久前干脆被驱逐出国了。不能那样荒唐地乱说!谁是“同路人”?我们在文学中和在政治中一样，将这样一些人称为“同路人”，这种人一瘸一拐、摇摇晃晃地与我们同路走到一定的地点，而我们大家却要走得远得多。谁反对我们，谁就不是同路人，谁就是敌人，我们就要在必要时把他驱逐出境，因为，革命的利益是我们至高无上的法律。”
托洛茨基的这番话，不幸也落到自己身上。现在回头看，托洛茨基的话语之间就已经开始显示他自己也“滑向反革命”的悬崖了。1924年1月列宁病重、去世前后，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观点遭到“岗位派”、“锻冶场”、“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攻击，这些“派”们以自己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声音“号叫”(中文译文的用词)说：“托洛茨基支持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托洛茨基的长篇发言，表面上是进攻，事实上，至始至终都在是为自己的“右倾”文学政策观辩驳。攻击托洛茨基的革命小将们有一个强大的武器，那就是引用列宁的话攻击托洛茨基。于是托洛斯基重复说：“假道学多得很：他们引用列宁的话，实际行动却相反。”
从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来看，他的观点的确和列宁一脉相承。所以，“锻冶场”、“岗位派”用列宁的话批判他有点冤枉。同样，托洛茨基用列宁的思想痛斥这些革命家们是“假道学”，也是有点冤枉了这派革命家。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领袖的列宁，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革命文学的发展。这一点，列宁早在1903年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就已经明确表达了(1982年《红旗》发表这篇文章的新译名是《错中错》)。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理论，尽管对列宁的这篇文章不引不用，不导不师，但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大概在上个世纪20年代，言必引马列经典的风气还没有十分流行。或许，托洛茨基自命革命领袖，列宁是最亲密战友，所以自己不必引用列宁的经典。
下面的发言，明显是借用了列宁批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们的思路。
托洛茨基说：“我的过错不在于我错误地确定了“同路人”的社会本质和他们的社会意义，——我的过错在于，我没有向‘十月’或者‘锻冶场’的宣言致敬，没有承认这些团体拥有代表无产阶级艺术利益的专利权，一句话，没有把一个阶级的文化历史利益和任务与个别的文学小组的打算、计划和要求混为一谈。”我的过错不在于“我错误的评价了皮利尼亚克或马雅可夫斯基”，“我的罪过在于，我碰撞了他们的文学作坊。是的，正是文学作坊!在他们所有爱吵架的批评中，没有阶级立场的影子。这儿有的是相互竞争的文学小组的立场，——仅此而已。”
早在1920年列宁就开始对这些“文学作坊”(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文学与革命的三重关系
这里有三件事要交待。
第一，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争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力的否定。
1920年10月5日—12日，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在10月7日找卢纳察尔斯基谈话，让卢氏代表自己在这个代表会议上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接受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并为其下属机构。8日，列宁在消息报突然看到会议上卢纳察尔斯基没有按“昨天商定”的意见发言，而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可以充分“自治”。这让列宁大为愤怒，立即放下手中的其它工作，起草了俄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列宁的思路依然被这件事紧紧抓住，一边开会一边又再一次起草了一个“决议”。于是，原定8日结束的会议，又延长到12日，会议通过了列宁亲自起草的决议。决议的关键点是“必须贯彻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而斗争的精神，必须“通过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在教育人民委员领导之下，不能“独树一帜”。
列宁的这个思想早在1905年写出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就已经形成。无产阶级文学作为党的组织中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这一点，似乎在俄共中央内部，没有异议。
大家“互相竞争”的是指挥这个齿轮的领导权。列宁在世，这不成问题，列宁一言九鼎，卢纳察尔斯基立即表示：《消息报》上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他们”栽倒我头上的。
第二，对待“同路人”的问题。
什么是“同路人”。这可是一个大问题。据说这个词语就是托洛茨基发明的，另一说是卢纳察尔斯基最先使用。不管是谁发明这个概念，托洛茨基对同路人问题的热衷，却是明显的。
《文学与革命》的体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是苏维埃俄罗斯的当代文学。下部是之前的包括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世界文学。这本书的核心命题是当代文学，所以上部是重点。托洛茨基是要按照1920年俄中央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思路，分析当代文学的走向，指出未来新文学的方向。
在他的分析中，当代文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外于十月革命的文学”，托洛茨基重点讨伐了别雷。第二类是“同路人”文学，说了一大群作家：柯留也夫、叶塞宁、谢拉皮翁兄弟、皮利尼亚克、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等等。第三是无产阶级文学。但是，这个第三类文学实在不成气候，只有一个德米扬·别德内、别济缅斯基。托洛茨基对这一点点的“无产阶级文学”似乎也不怀敬意，托洛茨基甚至这样认为：“如今没有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甚至是皮利尼亚克，世界上就不会有一个作为艺术家的别济缅斯基。”
那么，托洛茨基对“同路人”是否爱戴呢?绝不是。
托洛茨基先设问：“农夫化的‘同路人’是怎么回事呢?”，然后回答：“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在一个以农夫为主要居民的国家里。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就像在两片磨盘之间受到磨研而被磨碎一些，但又重新出现，不会被彻底碾碎，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还会保存很长时间，直至社会主义的充分发达和国家所有居民文化上得到十分显著的提高为止。知识分子之所以服务于工农的国家，服务于无产阶级，部分地出于恐惧，部分地出于良心。它随着事件的进程而摇摆，并将继续摇摆下去。”
托洛茨基在后来编辑自己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言论文集的时候，特别强调说，这是他对“同路人”的性质的一个说明。
请注意当时的这些概念：“农夫”、“无产阶级”、“农夫化的”、“知识分子”。记得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当中央决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广大知识分子不是还很高兴地奔走相告吗?能不高兴吗?——终于可以不是磨盘之间那个被反复碾碎的东西了。
托洛茨基和“锻冶场”、“岗位派”以及“莫普”、“拉普”和“瓦普”们之间的确有分歧，但是，这个分歧不在阶级立场上，而在于对待“同路人”的具体“程度”上。
第三、谁是“同路人”?
从托洛茨基的定性，明显可以看出，划分“同路人”的标准是阶级标准。“同路人”是不同于“工农”两大阶级的“知识分子”。
那么，知识分子又是什么人呢。是“磨盘之间”的被碾碎的东西。这个“知识分子”在旧社会也没有独立性，那个时候它依附于资产阶级。在当今社会之所以跟我们“同路”，一半出于“恐惧”，一半出于“良心”。
托洛茨基说得对与错，可以无限讨论，但是，“文学与革命”的理论核心是阶级分析。
而我独独对托洛茨基顺嘴说出的比喻久久不能忘怀。我在查阅原文时，越查越发感觉到“磨盘之间(междужерновов)”的恐惧，感到被碾碎、再被碾碎、再再被碾碎的“前景”，越发感到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的路途上，被视为摇摇摆摆的“同路人”而最终被社会主义大事业抛弃的可悲。可见革命的“恐惧”是必要的。
大概叶塞宁、普列什文、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卡达也夫、阿·托尔斯泰等等作家也感受到了1923年版《文学与革命》向“同路人“压下的磨盘。该书1923年版本第一部的第二、第三、第四章对“同路人”的用语，与作者在1924年5月9日的讲话的措辞是一样的。就在5月9日同一天，39个被划为“同路人”的作家听说俄共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党的文学政策问题。于是起草了一封集体签名的“致俄共中央出版部”的公开信，一方面表达与党的事业密切合作，同时表示要以自己的方式感受新生活和表现新生活。最后恳请中央尊重他们的创作并给予适当的酬劳。
这封信大概是叶塞宁起草的，所以收录在叶塞宁的文集当中。
俄中央是否接受了这封信的意见?
1925年1月俄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党对文学的政策的决议。
1925年年底，起草了“同路人”作家声明的叶塞宁自缢于列宁格勒。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