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不了气候，就改自己

zhixun

Argus 2012-04-16 12:02:07

既然我们能改造技术减少耗能，何不改变人类自身以提高能效呢？纽约大学哲学和生物伦理学副教授马修·廖（Matthew Liao）等人便提出，人体改造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最符合伦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本文是《大西洋月刊》记者罗斯·安德森对廖进行的访谈。
隐隐的黑色，仿佛一只伸出的手，改造人类以应对气候变化，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文 / 罗斯·安德森）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促使我们改良技术以达到节能目的，从轻型混合动力车到长效 LED 灯，我们的工具不断变得更小、更节能。但是，改革技术的道路终有尽头，因为不论技术再怎么进步，人类自己踏下的生态足迹不会减少，只会越积越多。由此，一些学者开始设想，既然我们能够改变人类的造物，何不也改变人类自身以提高能效呢？发表在《伦理、政策和环境》（Ethics, Policy & Environment ）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就提出，利用生物改造技术来让我们自己更加节能。
论文的主要作者马修·廖（S. Matthew Liao），是纽约大学哲学和生物伦理学教授。马修·廖指出，他的文章并非提倡任何人体改造都是合理的，或者说是要对全体人类进行改造；他的论点仅限于提出，这种改造不失为一种可能性。廖也强调说，这种改造必须是自愿的，论文的其他几位作者也都表示，这是一种个人选择，而非技术强制。马修·廖认为，改造人体以适应气候变化，或是最符合伦理、也是最有效的应对方法。
论文中提出的有些改造方案是简单、非侵入性的，比如对那些有意素食，但却没有意志力坚持的人，论文建议他们可以服用一种药物，在吃肉以后会引发轻度的恶心，从而达到永久放弃吃肉的效果。但有些技术则确实会引发争议，例如这篇论文建议，父母利用基因工程或者荷尔蒙疗法，产下体积较小、相对不那么 “资源密集”（less resource-intensive ）的孩子。

根据你的论文推测，你似乎对目前缓和气候变化的努力表示怀疑，包括那些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比如碳排放交易体系，或者类似 “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这样更为激进的做法，为什么？
廖： 我认为目前的方法中，有一些在合适的条件下确实能取得成功，但是它们很有可能是不合理的、高风险的。就像现在显示出的状况一样，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很难达成一个成体系的、行之有效的国际协议，来落实国际排放交易的执行，比如形同虚设的《京都议定书》；而且，对汽油和对电力的需求，怎么看都是缺乏弹性的。因此，单独依靠实施碳税，能否成功减排，并产出解决气候变化所需的实质性成果，还很成问题。
至于地球工程，问题在于风险过高，很多相关技术以往根本没有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尝试，一旦施行有可能祸及后代。比如说，曾有提议使用硫酸盐气溶胶改变大气反射率，来消减一部分太阳的热量，但是这无疑会破坏臭氧层；又比如，使海洋富铁化，来大幅提高吸收碳的浮游生物数量，但这可能会破坏海洋生物圈，很明显也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论文的主要作者，马修·廖（Matthew Liao）是纽约大学哲学和生物伦理学教授。

你提出的其中一个人体改造方案，是利用药物诱发对肉类的恶心和厌恶，以达到长期素食的目的，为什么认为这样就能令气候变化发生很大改善？
廖： 根据一份被广泛引用的联合国粮农署报告的估计，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二氧化碳当量的 18% 来自畜牧业，比交通运输所占的比例还大。最近有数据表明，畜牧业要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51% 负责。还有，据估计，为扩大畜牧业规模而进行的森林采伐和放牧，占了人类活动总排放量的 9%，这还不算那些来直接自于家畜和肥料的排放。鉴于此，食草家畜带来如此巨量的消耗，很明显，减少肉类消费对环境有益。
即时仅将这些消费减少 21% ~ 24%，都能达到和食物生产完全本地化（零 “食物里程” ）相同的减排效果。同时，我得说明一点，达到这个目的不一定需要药剂，用贴膏药刺激免疫系统抗拒肉类蛋白，也能达到厌恶肉类的效果。
你的论文也探讨了缩小人类体型的可能性，为什么你会认为，缩小体型是对抗气候变化的一项有力技术呢？
廖： 我们指出人类的生态足迹与体型有一定关系。每一千克体重，都意味着一定食物和营养物质的消耗，体型越大的人一生需要的食物和能量越多。体型较胖的人还有其他很多潜在的能量消费，比如乘车消耗更多汽油，穿衣需要更多布料，鞋、地毯和家具的更换也比体型较瘦的人更频繁。因此，减小人类的体型，也是减少人类生态足迹的方法之一。举个例子，拿美国的平均身高来说，如果变矮 15 cm，男性就能降低 21% 体重，女性则是 25%，同时代谢率能降低 15% ~ 18%，这是因为身体组织越少，所需能量和营养物质也就越少。
哪些途径可以使人类的体型变小？
廖： 实际上有不少方法，比如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PGD），这种方法在不孕不育医院的试管受精中其实已经有所应用，通过 PGD 可以选择植入较矮的胚胎。
还可以使用荷尔蒙疗法，提前停止“骺板作用”；荷尔蒙疗法也是使用中的医疗操作，用于治疗过高的儿童。最后还可以修改基因印记，通过药物影响父母双方身高基因的竞争，选择增加或者减少父方或者母方基因的表达，来降低出生时的身高。

看到这里，让人不由得想起机器猫的“缩小灯”——多么先进的工具呀。（图片：studentclub.tku.edu.tw）

允许父母对下一代做出这种不可逆的选择，会产生伦理学上的问题吗？
廖：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首先，区分 “选择” 与 “修改”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 “选择”，那么其实不存在 “不可逆的选择”，因为被选择的胚胎是不会表示反对的——如果不选择她，她根本不可能来到人世。
如果是 “修改”，那么确实会产生伦理学问题，不过我觉得这时应当回到 “为什么我们要做出这些修改” 这个问题上来：做出修改，是为了寻求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而气候问题已然非常严重，影响到了成千上万人的福祉，也包括下一代的。因此，如果对人类自身进行改造，能够增进孩子的福祉，这么做就是值得的。

再看机器猫的另一项改变体型的工具——“格列佛隧道”，人从两端走入，能变大变小。这个是可以还原的哦~（图片：studentclub.tku.edu.tw）

论文中你还谈到，通过药物强化人的移情和利他心理，因为二者与那些对环境积极有益的态度密切相关。在我看来这一点是最成问题的——用生物手段来直接塑造某种理念，而不仅仅是通过改造人的身体来落实他们自己的理念，这难道不是最大的问题吗？
廖： 是的。这么做确实会带来伦理学上的麻烦，所以我们想要澄清，这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如何克服意志力薄弱这一问题。例如，我觉得应该给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捐款，但是由于意志力不够，可能从未着手，但如果能用药物增强同情心理（empathy），可能我就能克服意志力薄弱的问题，把支票签出去了。
恕我再多问几句。Oxfam 的例子很能契合你的观点，但这种增加同情心的药物很可能使服用者产生一种全新的理念，而不仅是意志力得到增强。
廖： 可以想见这种情况；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我们考虑的仅限于自愿的 “修改”，植入理念这种事情我们是绝对不会做的。不过就算是那样，如果产生的这种新想法，是强化你现有的心理所得到的结果的话，那么这个想法也可以算作是你自己的，这样也许就能避免伦理学上的问题。
我猜，现在已经有这种使人产生新想法的药物了，抗抑郁药就可以视为一种引入新的自我价值的药物，或者一种引入其他人人格的药物。
廖： 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类比。如果一个人悲观厌世，他可以服用药物来建立一种远为积极的乐观看法，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理念。这种情况下，鉴于当事人原本就值得拥有这些理念，也能意识到服用药物带来的结果，伦理学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我们应当提供足够的透明度，来让人们明了服用这些药物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增强同情心的药物。为了避免你提到的那些伦理学问题，至少应该在标签上予以注明。

解决目前人口过多、住房不够、耕地面积少等种种问题，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机器猫，这次是“无重力油漆”，搭配“缩小灯”或者“格列佛隧道”使用，简直太可以有了。（图片：studentclub.tku.edu.tw）

在你的论文中，你提出某些改造方法也许能提高自由程度，这怎么说？
廖： 是的。有说法认为，出于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应当采取类似计划生育这样的政策。英国的一个医生团体最近提倡 “最多生两个”。但迄今为止，这都是一些粗糙的方案——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限制每个家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这样的问题。这样看来，人类改造就能在限制家庭排放量的情况下提供选择：是生 2 个中等体型的，还是 3 个体型更小的孩子。在我们看来，这增加了 “生一个还是生两个” 等政策的自由度。如果某个家庭想有一个未来的篮球选手，他们可以选择只生一个特别高的孩子。
我们还得多谈谈这个观点。人类改造技术还能从其他方面提高人的自由程度吗？
廖： 我还是要回到意志力薄弱这个问题上来。如果一个人嗜食牛排，因而无法接受素食，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无法自控的表现，也是缺乏自由的体现。素食贴片能让你真正自主选择是吃还是不吃牛排，这就增加了自由度。
你的论文集中讨论了比较安全的人类改造技术；对于那些不那么安全，但却很有意思的技术又如何呢？
廖： 确实如此，可惜科学还未发展到那一步——比如让人类拥有猫眼的技术。猫眼在夜晚拥有更强的视力，如果每个人都能有一双猫眼，就不需要那么多灯具，因而可以节约不少能源，甚至是大幅度地降低能耗。但是，我们还无法做到这一点，虽然基因工程是一条可能的思路——有些灵长类拥有类似猫眼的眼睛，也许我们可以加以研究，搞清楚哪些基因产生了作用，并且用于人类，但这还需假以时日。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双猫眼，就不需要那么多灯具了。

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些技术是在不恰当地干涉人类的天性，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廖： 首先，我认为完全不能干涉人类天性的说法过于绝对。比如硬膜麻醉无痛分娩，也是一种对天性的干涉，但是得到了广泛应用。此外，人们对干涉天性的担忧，实际上是担忧这种干涉将走向错误的方向。为了缓和气候变化而进行的干涉能造福大众，这种意义上的人类改造，应当被视为一种伦理学上的努力，因而这些反对意见乃是无的放矢。
你的论文认为，某些反对意见是基于一种安于现状的成见，能具体说一说吗？
廖： 当然。以生下体型较小的孩子为例，人们反对的理由可能是，这样就会低于某个给定的平均身高。但是，类似身高这样的特征是变动的，数百年前的人比现在矮多了，这没有任何医学上的问题。因此，如果因为想要比普通人更高，就反对通过改造技术缩小人类体型，这就是一种安于现状的成见。
如果从深层生态学的角度出发，能否说因为气候变化要归咎于人类自己，所以我们也应当做出改变来缓和气候问题，比如人体改造？
廖： 这确实是激发我们写作这篇论文的理由之一，我们人类导致了气候变化，因此我们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来解决我们造成的问题。但是说归说，我们也希望将这种代价能够产生吸引力——而不仅仅是一个填平意义上的零和游戏。我们提出的很多方案都是有价值的，比如素食贴片。我最近就这篇论文在耶鲁做了一个演讲，一名在制药公司工作的观众就认为，这类改造技术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文章来源: How Engineering the Human Body Could Combat Climate Change
原文信息: 原文刊于《大西洋月刊》网站科技频道 2012 年 3 月 12 日
作者罗斯·安德森（Ross Andersen）
文章题图: wiki.dickinson.edu
内文图片: [未标注来源] Simon Pederson/Shutterstock, via theatlantic.com；
[机器猫] studentclub.tku.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