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药业创新：阿斯利康亚洲及新兴市场研发总裁杨青访谈录

zhixun

中国市场必将迎来全新的创新模式，但是要取得成功，必须拥有对中国市场长期投入和加大人才培养的决心。
2012年2月 • 张进义

中国和亚洲市场上出现的健康挑战为跨国制药企业提供了重大机遇。目前在该市场上，不仅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如糖尿病呈现上升趋势，肺癌、胃癌和肝癌的发病数也在不断攀升。中国有望跻身成为全球第三大制药市场，药品销售额将突破500亿美元。
作为中国处方药市场上最大的跨国企业，阿斯利康力争抓住这一轮增长机遇,目前该公司在中国的4700多名员工从事药品生产、销售、临床研究或新药研发工作。特别要指出的是，阿斯利康是最早在中国开展基础研究的跨国制药公司之一。2006年5月，阿斯利康宣布在中国投资1亿美元，其中包括建立阿斯利康中国创新中心。最初，创新中心的使命是“立足中国，全球共享”。现在肩负起了更高的使命，致力于亚洲高发疾病的药品研发工作，使创新中心转型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新药发现中心。
阿斯利康全球研发总裁兼亚洲及新兴市场研发总裁杨青（Steve Yang）指出：“ 我们在中国的大手笔投资将会极大地提升阿斯利康在中国的创新能力，更好地获得中国的科技人才和潜在的外部合作伙伴。杨青于2011年1月加入阿斯利康。近期他在阿斯利康（中国）上海总部接受了麦肯锡副董事张进义的专访。
《季刊》:中国的药物创新的环境与国外相比,有哪些差异？
杨青: 其实国内外在药品创新领域的很多做法是类似或是相同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在整个研发过程中，都必须符合基本相同的质量和合规方面的标准。制药行业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属于受监管的行业类别，我们始终会努力遵循当地和全球的监管要求。
然而，中国市场在三个方面仍有别于全球市场，这就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机遇。目前中国的大环境非常有利于药品创新，如制药市场的高速增长；政府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的投入，以及中国拥有充足的人才。
第二就是时机优势。全球制药行业正面临着研发效率低下的窘境。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打破传统的研发模式－所有制药公司目前都感受到了紧迫性。我们不会再照搬西方原有模式，而是不断尝试创新，从而转变我们的研发模式。
第三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迄今为止，由于中国市场上的创新型研发数量不多，我们必须从零开始，培养当地的人才且逐渐适应中国的新环境。但这也预示着绝好的机遇，因为在中国市场不会有很多根深蒂固的观念，或者遗留下来的体系的影响，我们可以大胆的尝试，期望找到全新的研发模式。这些模式将会是以创新为驱动力的，不仅不同于以往的模式，而且会更加高效。
《季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何在中国开展创新？
我可以从三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借鉴整个行业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经验。每道研发工序的流失率都相当高。我们也已经了解各家公司各个产品在各道工序上的成败情况。比如，我们知道患者招募对于降低流失率而言相当关键。选择正确的生物标记物和患者群对于药品研发的成功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是我们最新的看法，任何一个想要启动新药研发工作的人都可以获得这些信息。
第二点，中国有很多十分独特的疾病机理。比如，高普遍性的胃癌和肝癌。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可能有不同的患病族群，或不同的病因。这正是创新研发可以注重的一个空白地带。我们可以运用过去在西方国家的经验，了解当地情况，并尝试开发对抗这些疾病的新药。希望这会开启新的市场，满足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病患尚未被满足的医药需求。
第三点，中国和印度已经意识到研发必须注重资源的利用效率，特别是开展外部合作。这就意味着战略性外包某些研发职能，考虑和某些研究机构或者生物技术企业共同合作。我们在当地和全球层面上都具备与中国本土机构或生物企业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季刊》:目前外界有不少质疑，不少人认为在中国市场上实现创新的可能性不大，要想看到开花结果更是要等上更长的时间。您对此如何看待？
杨青:由于制药行业是一个受监管的行业，因此我们的产品开发的时间一直以来都很长。大家可以去看看传统的药品创新枢纽，如欧洲和美国，以及西方研发基地的情况。从基地的成立到开始高效运作，再到发现和开发新的药品需要多久。起码也要数十年的时间。另外，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公司必须做出的长期承诺，因为只有通过知识积累和创新，才能收获长期的经济效益，并最终造福病患。
《季刊》: 目前阿斯利康在中国市场上创新的进展如何？
杨青:如果以开发新药所需要的时间来衡量，我们面前的路还很长。科学家心中的设想要落实成为市场上购买得到的产品，通常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
2006年阿斯利康宣布在华投资1亿美元，其中包括打造阿斯利康中国创新中心，该创新中心于2007年正式启动。在之后四年里，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并且在生物标记物和转化科学领域为全球的肿瘤药物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我们的创新中心也取得了良好的声誉，并培养出了一支强大的本土团队。我们将会把目标设得更高，把创新中心进一步升级为新药发现中心，关注亚洲的高发癌症，如胃癌和肝癌。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才刚刚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季刊》:在中国成功开展研发工作面临哪些瓶颈？
杨青:中国有句老话，尽管目的地晴空万里，但在那之前必先走一段狂风暴雨、困难重重的路途才能抵达。就日常运营而言，管理员工流失、留住和培育人才，处处充满挑战。这句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当前我们的战略和运营的情况。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在不断地改善，但是还亟待进一步改善。此外，整个行业也必须和政府合作，制定出更为具体清晰的药品开发监管政策。
从日常工作的角度来看，尽管阿斯利康研发中心的流失率一直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管理和挽留人才可谓是困难重重，此外，由于阿斯利康是一家跨国公司，因此，大部分的资深管理人员、资源和利益相关方都在遥远的他乡。持续获得来自总部的支持和资源对于成功十分关键。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故步自封，停滞不前。
《季刊》: 你是如何评价中国制药行业的研发人才的素质？
杨青:中国本土和“海归”科学家人数不少，素质也很高。我认为今后在某些学科如化学和普通生物学会涌现出大量高素质人才。但也有些学科非常专业，要掌握这些学科，还必须经历数十年的培训。因此，这些学科领域的人才数量，特别是有经验的人才数量十分匮乏。目前短缺的人才包括毒理学家、病理学家、统计师和临床医师。这些是从人才的技术能力的角度来评判的。
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从人才的领导力和管理能力的角度来评判。在我们这样的公司，有时需要快速扩大研究项目的规模，因此，我们要求科学家尤其是那些科学领域的管理人员不仅要取得良好的科学成绩，同时也必须是合格的项目管理人员和领导人员，具备快速推进项目的能力。如果采用这个标准，那么人才的数量就更少了。
总体而言，还是相当乐观的。我们可以从国内外市场上招募人才，支持产品组合、我们的使命、以及中国创新中心的发展，我们目前在挽留和持续培养人才方面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季刊》:能否谈谈国内市场知识产品保护的看法？
杨青: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中国的法律环境和监管框架在经历快速的变化，时不时会对知识产权法律进行修改。很多情况下，政府、立法机构、执法机构以及行业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充分解读出新法规的含义。当然，在这过程中不免有阵痛。近期，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政府的一些承诺，体现了对知识产权的重视。我们期望今后能够获得关于最新政策的清晰解读和执行情况的了解。
《季刊》:未来中国的创新会是怎么样的？
杨青:一方面就是政策。中国政府已经公布了七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其中包括了生物科学、医疗和生物制药。因此，今后在这些领域我们会看到创新的种子。
另一方面则是与中国的城市化相关。如果中国的农村人口持续不断地涌向那些已有2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必然会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变得更为静态，居住空间的密度会更高。那么如何来帮助人们过上健康的生活，预防疾病的爆发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呢？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不仅仅是发明一种新药品或新型输液产品，而是要去全盘思考迅猛的城市化过程中，如何预防疾病或者放缓疾病爆发和慢性病？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认为中国完全可以成为试验基地，最终成为一个有目共睹的巨大市场。

作者简介：
张进义是麦肯锡上海分公司副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