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动到静——禅修教师马丁妮·巴策乐的人生故事

zhixun

马丁妮·巴策乐在年轻时为寻找生命的意义离开了欧洲，在漫游途中她曾在韩国当了十年尼姑。她与各种禅修方法有了交集，最终有了自己的感悟。本文也介绍了冥思和禅修方面的一些方法和情况。

译者：sunset123原文作者：Martine Batchelor
发布：2013-06-23 12:38:24

本文作者马丁妮·巴策乐在韩国当尼姑时的留影
禅师拍了一下我的手问道，“声音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在韩国会见禅师有露出傻相的危险，但我不在乎，反而感到非常有趣，就像是在一段工夫当中和年轻学生一起打蚱蜢拳，或者是去见绝地武士大师尤达。
1975年我到了韩国，我决定去做一名禅宗尼姑，我曾经想知道冥思是否能改变我的头脑。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11岁以后我就想要拯救世界。我阅读巴枯宁的著作成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我又梦想搭乘魔力大巴从法国乡下到印度去。但是到了高龄的18岁我意识到要改变世界并非易事，要改变我自己也许更难。所以当我阅读佛教书籍时，看到书中提到冥思能对我有帮助，我就决定去找一位导师练习冥思。结果我来到了韩国的一座佛教寺院，我每天做10小时的冥思，我默默地问自己：“这是什么？”
禅宗词语“心印”有时也作为普通词语使用——如“我人生的心印是什么？”或“这就是我的心印吗？”。本·勒纳的小说《离开阿托查火车站》中有一位主人公，他意识到自己不懂西班牙语反而使他能用“神秘的心印语”来说话。在沃里克大学里有一座高达6米名为“白色心印”的雕塑，这座由莉莲·琳创作的雕塑在荧光灯的照射下不停地旋转着。在MTV业界，美国电子音乐家史奇雷克斯最近引入了来自布里斯托尔的两位调音师，他们把自己非同一般的低音效果称为“心印之声”。而在今年六月，市场观察网站的专栏作家鲍尔·布·法雷尔写了一篇文章，他用的标题是“退休，你最终的禅宗心印？”这些人都使用了“心印”这个词语，在众多的意思中，他们想表示问题、神秘、关注、难解、谜团，有时还有奇怪等等。
“这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在韩国使用最广泛的心印，它并非是一个有确切答案的谜语。传统上这个问题被看作是一种激进的提问方法，能使人看到自己的真实本性并因此立地成佛。但要真做起来却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要以为利用一个周末去做一下强化冥思就可以达到目的。据说需要年复一年地席地而坐反复地向自己发问，直到你培育出一种强力的感觉，你的质询最终“爆发”了。在韩国禅宗界人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有坚定的信仰，极大的勇气和强大的质询力。然而我并不满足于慢慢地唤醒我的真实本性，如果它能突然地意外降临到我身上，我一点也不会反对。我想要的一直是培育智慧和同情心，更重要的还有消除我心灵上那些令人痛苦和窒息的习惯。
1970年代中期我居住在法国和英国两地，我当时的年龄在18-22岁。为了父母的缘故我有两次试图去上大学，然而在学习了三个月之后我离开了法国兰斯大学的英语系，因为学生生活平淡无味又有太多的限制。而在接下来的一次努力中，我只在格勒诺布尔大学政治科学系的第一次讲座上坚持了三个小时。
我的叛逆性格也难以与法国职场相容，于是我放弃了在法国工作的机会，决定到英国去碰一下运气。我设法找到一份在餐厅里当服务员的临时工作，但由于我是素食主义者，牛油布丁最终让我失掉了这份工作。后来我在一家法律学会找到了工作，在四年的时间里我与各种背时的人们住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喜欢用唱机听范·莫里森的《月之舞》专辑，尽管唱片的音轨有问题，在放到“走进神秘”这一段时经常会被卡住。虽然在这个时期我看起来很自由，但我感到自己的头脑也像那台唱机一样被卡住了——是妒忌，沮丧和迷惑的音轨出了问题。
为了找到精神出路，当时在伦敦举办的任何东方教派活动我都去参加了，但看来还是无所适从：马荷罗基上师在他的宝座上遥不可及，苏菲主义跪着祷告的时间太长，拉杰尼希把“过度换气”讲过了头，而西藏喇嘛又太“中世纪”。真是不容易，就如一位三世纪的禅宗先祖所说，“对于那些不挑不拣的人，要找到一条大路并不难。”于是最终我还是动身去了亚洲。
在印度和泰国漫游了几个月之后，我来到了韩国的松广寺，在当时这是韩国唯一一家接收外国人的寺院。我来到这里时寺院里正在举办全年最大的一次法会，于是我到厨房里去帮忙做洗菜等杂务。在一次休息时有一位俗世的韩国女人问起了我的身世，当她得知我一无牵挂时——没有工作，没有丈夫和孩子，也不用去上学——她为我感到高兴。她说假如她是我的话，她就要出家当尼姑。她的话让我想了好久，我觉得她说得不错。我何不在这里住上一到两年，来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呢？也许在这样的地方和传统中我能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让我不要再去重复地犯那些相同的错误。按照韩国的习俗，和尚和尼姑每年要做两次为期三个月的冥思禅修，夏季和冬季各有一次，于是我开始每天用10个小时的时间来询问自己“这是什么？”与其说是体验到了“爆发”的快感，我更发现知觉和同情心在我的心里滋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韩国一待就是10年。
冥思并不会像圣诞树一样突然把你照亮
先前发生过两件事情，让我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在第二个为期三月的禅修中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我正坐在坐垫上问“这是什么”，这时我突然清楚地意识到我头脑里的一切活动。我就像身处在宇宙中心——我所想要的，希望的，憎恨的一切都一一呈现出来。这时我正和其他四名年轻女性一起在做禅修，我意识到她们也和我有相同的体验。自身的利益是我自我认同的基础，这种清醒的意识并没有给我带来悲哀或沮丧，倒是反而让我感到很有趣。它揭示出我对于自身的理解有误，即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无私和富有同情心的人，这种体验意识加深了我的自我接受和认同。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我痛苦的根源在哪里，而要改变这一切又需要做些什么。这样我就变得更轻松了，对于那些让我重复犯错误的原因我不再懵然无知。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几个月之后——我到一家银行去换钱时银行职员多给我钱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把钱收下来，因为这可以看成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行为，当然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无法举步，我不能这样做，我觉得自己不能去抢劫。于是我把多出来的钱还给了银行，我不想让这位银行职员因为自己出错而遭遇到麻烦。我对我没有按照自己原有的习惯行事而感到惊讶，这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件由知识或理性主导的行为——出于禅宗的理想主义理念去强迫自己做某件事情——而是一种来自经验的行为，在这一场合某种出自本能的自发反应产生了。
我开始明白冥思并不会像圣诞树一样突然把你照亮，而是把某些东西释放出来让其自行消逝。我清楚地看到冥思以一种细微隐秘的方式起作用，但当时我还不能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因在哪里。直到我离开修道院后接触到了佛教的内观冥思，我才明白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我在我的禅宗导师库桑大师去世后离开了韩国，这时我遇到了我的未婚夫。我们到英国去居住在一个佛教徒的社区里，这里大多数的社区成员都做内观冥思修行。修行包括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到呼吸、身体、思绪或声音上来培育知觉。我对这种冥思禅修感到很好奇，作为外行我在其他外行人的指导下做了几次为期七天的静默修行。这完全是俗世的内容，与我在亚洲寺院里得到的体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发现虽然与禅宗质问相比这是一种不同的技巧，但我们实际上是在培育相同的东西：专注和经验的质询。我意识到当我们把这两种品质放在一起培养时，采用哪一种冥思技巧其实不是太重要的。这两种品质能让人变得沉静明澈，而这也正是韩国禅修导师的主调——培养人们从容不迫和光明的品性。我认为正因为如此冥思才能对这样多的人产生效果，并且变得如此广受欢迎——它确实让我们变得更从容清醒，也更稳健开放。除此之外冥思还能让我们更有创造性地投入到生活中去，而不是死抓住那些束缚我们并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不放。
那么我们该怎样来做冥思呢？我们既可以通过质询或心印（无需去寻找答案）的技巧，也可以采取专注于呼吸或倾听声音的方法。练习的第一步是集中注意力，但这种注意力与学校里老师要求我们集中的注意力不同，老师要我们做的是紧张起来收窄关注面。在冥思时我们只是把目标物作为锚地或参照物，以便我们能随时回到这个点上来。我们并不试图去阻断思维，但也不是太被思维所主宰，以使自己随时能做出选择回到锚地上来。每次做冥思时我们避开了心理上的旧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冥思时会感觉天地开阔精神放松，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不再把自己的想法看得过重。相反我们只是把某种想法看成是一个自然产生的想法而已，然后我们可以问自己：“我是否还要继续这样的想法？”我们不去排斥自己的心理过程，而是允许它们继续着富有想象力的创造性功能，并且在必要时做一些反思和策划。
我们通过冥思想要培育的第二种品性是经验质询。我们既可以直接询问自身的经验，如提出“这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可以只是观照情绪的起伏波动，倾听各种场合发出的声音，体验身体感受的流淌变化以至消逝。我们的印象并非恒久可靠而且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这就向我们固守己见的倾向发起了挑战，如我们常会被这样的想法所困：“事情总是这样的”或“将来事情还会是这样的”。久而久之我们意识到思维、感觉、知觉以及我们身处的环境都会发生变化，而变化可以看作是一种解放。假如我们满怀好奇心和兴趣来发问：“这样的事情能持续多久？”就能创造出很大的不同。假如只是等待交通灯变化的这点时间当然无足轻重，但当一种感觉持续一到两天时，我们是否能以智慧和同情心来应对这样的情况？
虽然有些佛教教义不一定能适合现代的科学世界，但冥思却一定可以做到
但所谓的佛教常常不是一件事情。很久以来各种类型的佛教冥思在种类繁多的宗教场合产生和发展起来，它们各自适应着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在一世纪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佛教的神秘主义和哲学传统朝更具有实用主义和历史意识的方向跨出了一大步。同样，当佛教冥思进入到现代社会后，无论是在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它与另外一种文化和时代发生了对话，遭遇到了一个有着强大心理学和科学框架，扎根于自由和民主理念当中的社会。同时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多元社会，各种不同的佛教派别不仅相遇而且还在狭小的地域里相互竞争，它们常常是初次面对这样的情况。
佛陀曾经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和极好的心理学家，所以虽然有些佛教教义不一定能适合现代的科学世界，但冥思却一定可以。冥思涉及到头脑、身体和情绪，以及事件在其中产生和消逝的方式。这正好说明为什么有许多理疗师对冥思产生了兴趣。2000年我到澳大利亚悉尼去参加一个佛教和心理疗法大会，我不无惊讶地看到冥思已经被许多不同种类的心理医师用于治疗目的，如认知行为理疗、哈科米、存在主义和辩证疗法等，与此同时冥思自身也得到了发展。
在这次会议上我也得知佛教徒们从冥思得到启示创造出了新的治疗技术，如核心过程疗法或以正念禅修为基础的紧张缓解法。在这些疗法当中有些佛教意味多一些，有些则比较世俗化。是应该在寺院里长时间打坐，还是每周花一小时去见佛教理疗师？看来这两者之间必然有很大的区别，但判别的标准应该是看这种方法是否有效。而我认为所谓的“有效”应该是指这种疗法确实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并且能帮助他变得更有智慧和同情心。从这个标准来看有些方法是有效的，虽然这种方法是否能称得上是一种精神修行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佛教冥思的核心是一种意识，即我们遭遇到了某些麻烦，而且我们能对此作出改变。当我们重复犯某种错误时会感到难以自拔，有时我们会感到困惑或消沉，或者感到自已拥有潜能但又无法企及。精神修行的目的之一是去拥抱痛苦，了解痛苦的根源以消除痛苦，或者用某种具有创造性的方法来对待它。传统上人们通过道德、冥思和智慧的三重训练来达到目的，冥思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对有些人来说这个过程还涉及到某种形式的心理疗法。即便如此，我不认为冥思和心理疗法是一回事情，这两者固然能相互补充，但它们也在不同的场合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当我开始讲授冥思课程并且分别会见学员时，我感到自己需要接受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培训，于是我去参加了一个咨询课程，结果得益匪浅。我清楚地认识到在涉及到人际关系时，我的冥思经历是远远不够的。我需要培育自己倾听的技能，学会如何向别人提问和提出建议。我自己继续了这方面的培训，阅读了许多有关的书籍，如抑郁体验方面的书籍，这样我就能对客户的体验有更多的了解，更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考虑。
冥思是一种自我驱动的行为，它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决心和兴趣，没有任何人能为你越俎代庖（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导师，或者不要去与其他有决心的人一起做冥思）。相比之下理疗需要他人参与，大量能带来改变的力量产生于人际互动中。就经验质询而言，心理学的方法有时与冥思相似，尤其是当一个人在探索当下发生的事情时，或者当他去深度观察事物的无恒性或过去的限制性时。我觉得这两种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专注”所起的作用，在做理疗的场合一般不对注意力集中做过多的强调。然而，在一种名为“聚焦”的理疗中，专注冥思中的一些元素被采用到完全非佛教的场合当中。
质询有助于提升能量和坦率的精神，倾听则能打开宽阔开放的经验空间
今天，有许多人对把正念禅修当作一种理疗工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这方面的先驱者是麻省大学的乔恩.卡巴金博士，他创建了“医学、保健和社会正念禅修中心”。正念禅修结合了佛教的冥思、瑜伽和各种医学治疗的技术。最近我收到了一篇由一位“接受和承诺疗法”的教师所写的文章（在这种疗法中正念禅修扮演了主角），他指出要想体验到正念禅修的好处甚至不必去做冥思。我们现在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即在利用冥思和正念禅修方面有着太多的可能性，从严格的传统方法到由佛教思想的火花产生出来的治疗技巧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这种情况并非与佛陀的调子不符，他强调的是要你自己去体验正念禅修和冥思的技巧。他有一条很重要的戒律是：“过来看，你要自己亲眼看到是行还是不行”。在《卡拉玛经》里他这样说道：不要去听从报道、传说、传统、文稿、逻辑推理、推断、类比、深思、可能性或者如“这位冥思者是我们的导师”这样的想法。只有你亲眼看到“（这些东西）品质优良，无暇可击，得到智者的赞赏，如采用的话能带来福祉——然后你才可以去采用它们。”
对于冥思的修行者——无论是不是佛教徒——他们又是怎样来看待自己修行的目的呢？他们是否想得到开悟？想减轻痛苦并且消除痛苦的原因？想摆脱所有的贪娈、仇恨和困惑？想了解内心空虚的真谛？想变成一个无名小卒？想体验大海一般开阔的感觉？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镇定自若？
我个人认为冥思的目的在于帮助我们去拥抱和理解痛苦，包括了解它产生的原因和外部条件，这样我们可以培育潜能让我们的品性变得更加坚定、平衡、快乐、感恩和友爱，我们也会对我们依赖并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世界的人们抱有极大的同情心。冥思带来的不仅仅是内心世界的改变，也会影响到我们在外部世界的处事方式。正如日本禅宗大师道严在他的著作《現成公案》中写道：
研究佛陀的方法就是研究你自己，
研究你自己就要把自己忘记，
忘记了自己就能从一切事物中汲取智慧。
1992年我回到亚洲去为写一本有关女性佛教徒的书准备资料，包括她们的生活和修行等方面。我访谈了来自亚洲和西方的40位女性，她们当中有来自多种不同佛教流派的尼姑和俗世女人。有时有些佛教流派中没有冥思这一说，但真正打动我的是不管她们来自何种佛教传统或使用何种修行技巧，她们都具有一种诚挚的品质和奉献精神。从此以后我对我自己和我的修行更加坚定了信心。如今我把禅宗的质询与知觉技巧结合起来，这两种技巧起到了很好的互补作用。质询能有助于提升能量和坦率的精神，而倾听则能打开宽阔开放的经验空间。
我上课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去发掘和相信自身的智慧，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喜欢让人做多重选择题的老师。在一次为期七天的静修当中，我每天都会提出一个不同的主题，同时采用几种方法去培育冥思的主题。正因为如此来自不同环境使用过不同技巧的学员都能找到对自己有效的方法，能缓解他们的痛苦并且培养自己的智慧和同情心。此外作为一名老师，我有幸能从学员身上学到许多东西——他们是怎样来理解的，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方法无效等。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他们在不断地长进着，我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