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传统制造业,瞄准的是大众市场,采用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体制”。“福特体制”的特点是标准化、流水线化,不仅每个部件都可以随意替换,工人也可以随意替换。工人所从事的是简单重复性的工作,其功能近乎一个机械手,不需要太多的训练,有“普通技能”大致就可以应付。与之相对的,是精品生产,瞄准的是所谓“利基市场”(niche market),或称“缝隙市场”“小众市场”。特别定作的高端产品,批量甚小的特殊产品,乃至生产消费品的特殊器具、机械等等“生产性物资”,都属于这类。这样的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技能非常精深,职工必须具有处理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中的问题的能力。介于两者之中的,则是多元化的大规模生产(DMP: diversified mass production)。这种生产仍然面对大众市场,保持很大的批量,但比较灵活,可以针对用户的需求随时根据产品的原型进行修改。日本的汽车业和电器业大致就属于这种模式。
美国的体制,鼓励少数人拔尖,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创造阶层。这些人不管从事哪个行当,都有通才教育的背景,视野开阔,创意充足,不受本专业传统模式的限制。因此,美国每能领导突变式的变革。乔布斯就是这方面典型的弄潮儿。同时,这些聪明人能够设计出傻瓜都能操作的大规模生产程序,减少了对高级技术工人的依赖。一旦工人如同随时可替换的部件一般,企业就随时可以“外包”到低薪国家,在全球化中表现得异常灵活,但也导致了工人的价值越来越低,导致了所谓“冲向底层的竞争”(race to the bottom):既然中国工人能干美国工人的活儿,老板凭什么支付美国工人的高工资?如果印度工人拿一半钱就能干中国工人的活儿,中国工人的工资也过高了。美国制造业在“中国制造”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