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中国走向现代的奋斗》新儒家青年（2）

zhixun

译者：罗什
发布：2012-11-02 12:34:37
20世纪伊始，日本和俄国正在争夺中国东北的控制权。东北是满族辽阔的故乡，面积是英国的四倍半，矿产资源丰富，尽管汉人被禁止移民，人口仍远超过满族。1905年，日本和俄国在东北区域开战。五月，日本海军上将东乡平八郎旗下的舰队歼灭了俄国从波罗的海来参战的大型舰队。
对消息灵通的中国人而言，欧洲强权战败是惊人的、令人鼓舞的发展，也可能是年轻的蒋介石做出决定的主要催化剂，蒋介石决定要成为职业军人，做个建立共和的革命军人，而不是满清王朝的维护者。1903年二月，他转学至宁波箭金学堂。毛氏搬去和他同住，但几个月后，她的土气惹恼了蒋介石，被送回溪口和蒋母生活。
在1906年2月，蒋介石决定转学至奉化龙津学堂，显然是为了新儒家、但开明的老师顾清廉，慕名而来。顾鼓励这位新学生对两位儒将的崇拜——浙江的王阳明（1472－1529）和湖南的曾国藩（1811－1872）。王的学说主张，自我认知是道德行动的关键，道德只有转换为直接、果断、自发的行动，才有意义。但王阳明身为“儒家君子”，也强调廉正忠诚。他的哲学似乎能引起青年蒋介石的共鸣。龙津学堂的教师董显光，曾和蒋同住一层楼，回忆起这位18岁的学生：“公起甚早，盥洗毕，即诞立室前廊下，双唇紧闭，状貌坚毅，屹立恒半小时，习以为常；其恢宏之脑海，究作何思想，固难臆测，然有关于将来之事业，则可断言。”这个仪式，日后只要他能起床，必不间断。
在龙津学堂仅待了数月，年轻的蒋介石告诉家人他要赴日。他为了表达反清，戏剧性地剪了辫子，惊动了亲属和邻居。蒋18岁就已是革命青年。
一年前，各种反清组织的领袖和一群学生在东京聚会，成立新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那个时候，孙已综合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趋势，发展出“三民主义”，强调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是一个中间、温和的政纲，反映了当时的西方思潮。
年轻的蒋介石再次把分居的妻子留在家乡溪口，前往东京住在华埠数月，自费学习日语，并且开始认识这个极为整洁有序的国家，一切似乎都很有效率，包括电车、警察、和公用事业。蒋介石此时能够自给自足，显示他继承的除了房产，还有一笔不算太少的积蓄，可能是墨西哥银元。但他期盼的军事生涯仍是遥不可及，他回国在离天津不远的保定，参加竞争激烈的“通國陸軍速成學堂”考试。他通过考试，在保定大约一年，然后再通过考试，和其他几位学员被派到日本受训。他回到东京，进入专为中国学生开办的预科军校“振武学校”。
蒋介石是个离群的人，引起许多同学的不满，但他的确有些朋友，包括保定军校同学四川人张群，是他终生的至交，以及热情的贵州青年何应钦，是蒋未来重要的将领。放假的晚上，蒋介石和同伴在酒馆里打发时间，偶尔也会到高级妓院找自己喜爱的日本女孩。蒋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爱好美丽的高级妓女，往往会迷恋上她们。
然而在学校的假日，他也会和在东京的陈其美保持联系，陈是蒋的同乡，也是同盟会重要的行动主义者。蒋介石前次在日本的时候认识了陈其美。经由陈的介绍，蒋介石和他的朋友加入了同盟会，陈也成为蒋介石的良师和“大哥”。蒋介石也和日本大学法律系的中国学生戴季陶成了朋友，戴是个早熟和坚定的青年，他致力于民族复兴的热情，令蒋感动。在日本时期，蒋介石阅读流亡人士办的民报，认识了从卢梭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西方思想家。民报的两位编辑兼主笔是广东人汪精卫和胡汉民，日后都注定成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汪毕业于日本大学法学院，是天生的辩论家和思想家，和戴同为在日本的黄金革命青年。民报不仅主张不择手段推翻满清，包括暗杀，并主张土地国有化和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
包括蒋在内的许多中国留学生，接受了这种无疑是左派的世界观，致使日本的寡头政权日益关注，日本政府并于1907年要求孙中山离境。许多中国学生忧心于日本帝国主义日渐扩张的步伐，尤其是在韩国。然而，同盟会的领袖们尚未准备责难日本，与日本合作仍然是同盟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孙临行前，甚至在东京的演讲暗示，日本如果觉得援助革命应得的回报是北满洲，他不会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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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蒋介石的良师陈其美离开东京，到上海成立秘密总部，准备在邻省江苏和浙江起义。蒋在暑假期间，会回上海加入陈的各项工作。1909年夏天，蒋决定要休掉毛氏，但蒋母相信算命先生，得知毛氏将来生的儿子会做大官。她亲自出马，送媳妇到上海。她们到了上海，蒋起初拒绝配合母亲的安排，但蒋母哭着威胁要自杀，蒋只好同意尽传宗之责。毛氏和蒋一同度过了炎热的夏季。毛氏告诉蒋，她觉得怀孕了，蒋把她送回溪口老家。
1910年4月27日，毛氏生子。很可能蒋母还记得算命先生的预测，她给男孩取名“经国”（拯救或治理国家）。“国”这个字，今后将是蒋的子女名字里表示辈份的字。蒋介石忽略了蒋经国的一岁生日。他不重视自己的新子嗣，不仅反映了蒋与男孩的母亲关系疏离，也是由于他日益深入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1909年11月，蒋介石从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和朋友张群接到通知，被分发到高田野战炮兵第19连队，这是进入日本士官学校以前的必要实习，目的是下部队获得真正的经验。军营的生活清苦，训练的要求严格苛刻，部队经常在雪地上操练。蒋积极应付挑战，但他仍然未改素有的冷漠个性，他自己也承认“脾气不好”。他的认真和尽职赢得了一些勉强的尊敬，但他成绩不算出色，在军校预备班62名学员中名列54。
但是认识蒋介石的日本军官和士官，都记得他自愿服从严格的纪律，并且绝对忠诚。一名士官回忆起蒋“令人印象深刻的、严峻的表情”。
大约20年后，蒋已是国民党主席，针对共产党员进行了“清党”后，去日本探访了以前的师团长长冈外史将军。离开的时候，蒋写了“不负教师”四个字给长岗将军。长冈想道：“忠诚和感恩”就是蒋成功的秘密。
1911的年夏天和秋天，陈其美忙碌筹划长江流域城市的起义，包括长江边的武汉。蒋介石以新进助手的身分参与家乡浙江的起义计划，10月9日，革命党人在武汉的秘密炸弹制造地点爆炸，导致当局警觉，但是蒋当时人在日本。警方查获一份革命联盟的成员名单，开始逮捕涉嫌士兵。“双十日”（10月10日，1911年革命纪念日），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军官和士官开枪反击效忠清廷的军官。
革命开始了。在许多省份，清廷的新军高级将领叛离，成为实质上的政治领袖或都督。在少数情况下，土匪首领联合了军队取得控制。这是“军阀时期”的起源，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蒋介石听到了武汉的消息，和张群以及其他120位中国学员立即离营，将制服寄回驻地，并且设法快速回国。
此时蒋介石24岁，已在日本将近三年，日语读说能力都不错。他因为只待在华人圈，除了烟花女外，没有真正的日本朋友，但日本对他影响重大，强化了他可能是天生的气质倾向。他离开时，养成了军人的纪律、革命的热情、对理想和领袖深度的忠诚，这些坚强的意志结合起来，赋予他非凡的政治意识和勇敢诚实。他认为“武士道”誓死维护荣誉的精神，是日本军事成功的主要原因；但他也认为，日本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在于，日本人的生活事物大多有条不紊而有效率，包括火车、教育、以及制造业。从此他毕生相信，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尤其是将国家置于家庭、财富、个人生命之上，才是恢复中国的尊严和国际地位的关键。问题是，中国似乎缺乏强烈的公共意识和骨气，也缺乏热烈的民族主义，无法建立像日本一样的军队。正如孙中山感叹的，中国是“一盘散沙”。
蒋介石和张群在长崎乘日本货轮到上海，在日本租界的码头下船。外国租界占上海的四分之三，但人口95％仍是中国人。主要的街道（像是黄埔江畔洋行聚集的外滩、南京路商业街）各色人等熙熙攘攘，包括和洋行打交道的买办和本地商人，他们都留辫子，穿着白色或灰色的长袍加高领马褂。在人群中还有穿黑西装的西方银行家和日本商人，街上一些新奇的汽车和苦力争道，苦力挑着扁担、拉黄包车、推大独轮车。但上海的生命线是数百条狭窄、蜿蜒的胡同小巷，午夜之前的任何时分，数以十万计的顾客、工人、主妇、工匠、学生、店员、以及无业的人，拥挤地穿梭于一排排数不尽的水果摊、面摊、馄饨摊、作坊、菜市场、茶馆、以及其他店铺。业者穿着衬衫、短裤坐在凳子上和邻人、路人闲聊。蒋张两人顺着人流快速前进，心里感到失望，因为根本看不出来一场大革命正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