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地区及空间

zhixun

超越人类所有历史之上的，是空间的历史：一部平原、河流和港口塑造着坐落其上或围绕其畔的社会的历史。

译者：猪的米
发布：2013-02-18 15:37:14文

地理历史学的一大观点，是认为民族的欲念根植于我们脚下不变的地形。图：Emiliano Ponzi


人类最初书写的历史是种族史。这有我们部落的传说神话，那儿有你们的；我们的种族叫“人民”，受神庇佑，至于你们，呵，神对你们可没那么眷顾。后来则是人物史：载入史册的，是首领和酋长、法老和埃米尔（穆斯林酋长等的称号）、国王和教皇和苏丹的争斗，历史不过是一部王冠的易主史。再者，它是一部地区史，聚在一个城邦的某群人或阶级创造的整个历史，是身在其中的任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现代历史更像是一部野心勃勃的地区史：小人物们忙忙碌碌，大人物们互相审视。现代地区史催生出很多学术巨作，比如法国著名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Montaillou），讲述了中世纪时期法国一个人丁兴旺的地区的故事，以及大量来自“下层”的集体社会历史。（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错的流行书籍：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笔下的巴塞罗那、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的伦敦等。）
但是超越于此，或者深入下去，所有这些历史都是空间的历史：一部地形和领土的历史，一部平原、河流和港口塑造着坐落其上或围绕其畔的社会的历史。在诗歌中，空间史由来已久。米尔顿曾经吟唱：“山上的神啊[1]，甜美的自由啊”（---L'Allegro，米尔顿早期代表作《快乐的人》），这说明瑞士比法国自由是有原因的（因为瑞士多山）；此外，地形塑造性格也是孟德斯鸠最基本的观点：南方人多汗而冷漠，山上的人轻快而桀骜，诸如此类。法国在他看来是很理想的，因为它就像熊妈妈熬的麦片粥[2]，温度不冷也不热。（但实际上法国太冷了，只是法国气候温暖宜人的传说让人们在最冷的一月也不能不这么说。）近几年来，在数据和细节的武装下，空间史论迫切想要解释所有历史。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裸猿”[3]人类学——他们坚信性爱中的传教士体位能解释人类的一切结合，新空间史也难掩其一统天下的野心。再比如俄国人一直想拥有一个不冻港，而且俄国文化永远是蜷缩、多疑的，无论是在沙俄、苏联，或是普京时期。地形亘古不变，思想不过如过眼烟云。
新近出版的两本面向大众读者的著作以雄辩而广博之势再度卷起地理热，尽管两书目的不同：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的《地理的复仇》（The Revenge of Geography）大部分是前瞻性的，而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Harm de Blij的《为何地理如此重要：远胜于以往》（Why Geography Matters: More Than Ever）基本上是回顾性的。De Blij想让学生学习更多的地理知识；而卡普兰希望新闻工作者们在评论时首先考虑地形。卡普兰的书可以用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的一句话概括：“战争，是上帝教美国人地理的方式。”卡普兰认为，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它教育新保守主义者要注重地形。他曾经也看好这场战争，但如今他承认这是一场灾难，并将其归咎于对地形的大意。“人道干涉主义者”普遍认为，不管在特立尼达那样的小岛还是寒冷广袤的加拿大；在阴雨绵绵的苏格兰还是阳光灿烂的意大利北部；在地处热带的台湾还是以色列的荒漠之中，只要你想，怎样都能建立起自由的制度。让聪明人怀揣着点子来这赚钱吧！这里的警察没那么容易贿赂，这里的法官也不会全被收买，自由民主将会在此蓬勃发展。这个简单而宏伟的论点在现实面前被狠狠地打了一耳光；而卡普兰的书则是对这观点的一记耳光。
“群山以及生于其中的人，是现实的第一守则。”卡普兰如今写道。在伊拉克，我们所处的可是沙漠。他称赞了这些战争发动者“有力的沉默”——他们入侵后便默不作声（尽管他们对死去的成千上万死去的伊拉克人的冤魂没有表示足够的尊重）。但是，尽管受到打压，他仍然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现在推崇现实主义地缘战略学说，用地理代替了历史。就算俄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不冻港，这个国家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寒冷、平坦、压抑的人民，一切如常。国家的欲念，一如个人欲念，根植于我们所在的不曾改变的地形中。一个梦想娶超模的大亨，一旦得手也很难满足；他绝对是那种最可能背叛妻子，寻花问柳的人。
卡普兰意在复兴某些维多利亚时代以及爱德华时代的学者（尤其是英国历史学家哈尔福德·J·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宣扬的理论。麦金德生于1861年，逝于二战刚刚结束之时，他研究了欧洲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建议从地理角度解释曾发生的一切，这种解释简单的惊人。他主张，欧洲的“心脏”不在西欧，尽管西欧主宰着世界；欧洲的心脏在亚欧平原。在这片骏马驰骋的平原上，有全部真正的历史塑造者们进军的脚印，从阿提拉的匈奴兵到成吉思汗的游牧大军。历史上，意大利人被骑兵赶得四处逃窜。西欧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住了蒙古游牧大军的铁蹄，兴旺发达起来；而俄国有败有胜。最终，谁在战争中存活下来，谁便控制了麦金德所谓的世界岛[4]，即亚欧非（作为十足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他认为美国算是一个边缘国家）。
西方人创造了历史，但是推动历史的却是东方人。尽管欧洲自视为命运的掌舵者，事实上它更像一座堡垒，是骑兵一次次的袭击塑造了它。威尼斯是西欧文化的典型：其创建者在入侵者的驱赶下，从草原转移到遍布沼泽和泻湖的地区，撤退途中建造了这座伟大而美丽的城市。这一带有地理绝对主义的理论在其他一战前的空间历史解释中得到支持。比如，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世界史论认为，利用强大的海军控制海洋是重中之重：架着大炮的战舰最能匹敌手握弯刀的骑兵。（二战中丘吉尔和罗斯福受其影响，然而有时也帮了倒忙。）
卡普兰认可对这些几乎被遗忘的人物的历史评判，也看到了空间历史有陷入过分决定论的危险——看到这点，却没能完全抵制住诱惑。他每隔几页就会清醒点，放弃对一些大断言的“确定肯定以及一定”，可是麦金德和马汉等人早已占据了他的思想。他表示空间历史很容易变成非描述性科学，而成为征服欲的思想伪装：他认为，“国家的内在天性是统治国土或世界岛”的观点，最终成为希特勒生存空间（Lebensraum）[5]理论的思想基础。但是，谈到他心目中的大师，他仍表示将“拥护他们的理论和理解”，努力成为后现代的麦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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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这些观点切合实际，开始拓宽视野，广泛涉猎各个领域，并经常因那些铺面而来的百科全书式的大量知识感到激动。身为一名记者，多年的游历给了他自信，让人联想起19世纪大英帝国的旅行者们。怀揣着这种自信，卡普兰带着我们从阿富汗兴都库什一路狂奔到刚果。我们了解了古代中国内陆和外陆的战争；印度幽闭恐惧症般的地理困境（在这片小小的空间中存在着太多的宗教狂热）；还有现代历史中极易被忽视却也十分重要的哈萨克斯坦。有多少人会停下来思考，贯穿伊斯兰历史的一个关键是土耳其人控制着该地区的两条大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源头；又有多少人知道新建的庞大的东南安纳托利亚工程（Southeast Anatolia Project）在这两条河流上筑了坝，改变了中东的格局乃至水政。就此而言，阿富汗如今的版图格局是必然的——地理历史学常常终结在阿富汗，就像棒球史常常终结在杨基队[6]的体育场一样。因此，当听说横跨中亚的印度陆路贸易年增长将达到1000亿美元，而且还有个动荡不安的阿富汗挡在路上时，人们很难不感到吃惊。该地区一旦实现和平，印度经济帝国将会爆发。或许针对阿富汗的大阵仗值得一玩。
各种地形在我们脚下飞驰而过，然而，我们渐渐发觉卡普兰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巨大的、托勒密式的星盘（Ptolemaic astrolabe），绘制出天空中一个个循环和圆周运动、转动内轨道及力学，阐述了很多，但解释的很少。任何情况的出现都由地理引起的，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同地缘战略逻辑相悖的事件。地理取向有时有着和天文取向一样的不确定性。卡普兰的大画卷包括了这样一个思想：几个世纪以来，自然地理的力量驱使欧洲势力从干旱的地中海地区向北方的沃土挺进，我们常听说北方那肥沃、矿产丰富的“黄土地”。但为了使这张画卷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儿，不至于把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任何与之相背离的时刻不得不一带而过，含糊其辞。比如伊比利亚半岛几个世纪的强盛，比如南美至今仍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再比如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踏上了一个十天游遍欧洲的巴士之旅，我们马不停蹄地一路北上：
的确，中世纪兼容并蓄、光芒四射的大帝国都位于地中海沿岸。尤其是十二世纪西西里岛的诺曼·罗杰二世，别忘了，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也是在佛罗伦萨兴起的，这其中以米开朗琪罗的艺术作品及马基雅维里的世俗现实主义为代表。但是冰冷的大西洋吸引沿岸人们开启了全球航线，最后打败了封闭的地中海地区。尽管得益于突出的半岛地理位置，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大西洋贸易早期受惠者，但是由于遭到邻近地区北非穆斯林的侵扰，他们的社会还处于启蒙前阶段，使其在海洋上的竞争最终败给了荷兰、法国，以及英国。正如查理曼大帝的神圣罗马帝国将罗马帝国取而代之，近代以来，北欧已然成功接替南欧。拥有矿产丰富的加洛林王朝[7]核心地区的北欧，以欧盟的形式最终获得成功：这在某种程度上受地理影响。
这其中可遵循什么规则？这一刻，拥有突出的半岛位置是不错的，而下一刻就不这样了，因为一个未文明制约了发展。除非说，尚未步入启蒙阶段是因为与北非近在咫尺！但是假如查理曼大帝征服罗马帝国预示着北欧超越南欧，这不就是说明南欧从查理曼大帝时代起到当今欧洲电视歌曲大赛的几百年间曾经东山再起过么？（北欧、西欧国家在历届电视歌曲比赛中占有优势）那么，地理可有改变？北方的磁吸效应影响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有所减轻。假如你随意压缩或放大时间尺度，你能使任何事件都成为必然。此外，俄罗斯坚持独裁政府可以解释为其气候严寒、土地广袤；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推测与俄罗斯情况类似的加拿大也将产生一个抵制自由制度的独裁政府呢？答案是：对的。所以在解释加拿大为何没有产生这一制度时，我们只能说，加拿大人是一群更加靠近南部边境线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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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战略的思想恐怕也不是绝对不可证伪的，而像是随意地临时应变，解一时之需。De Blij的书更是加剧了这一忧虑：尽管比起卡普兰，De Blij的文风要正经得多，但他在因果关系的阐述上同样令人困惑。他详细叙述了出现在近代早期的小冰期时期，在这长达500年的时间里，欧洲气温处于空前绝后的最低点。他将其视为一个警示：“欧洲很难有喘息之机。18世纪80年代的危机接二连三。”然而，尽管认为严寒使农具变得更加锋利，De Blij的小冰期并不同于历史学家伊安·莫瑞斯（Ian Morris）所说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莫瑞斯最近将这段时期界定为人类繁荣史上最重大、也是最具决定性的跨越期（这无疑是正确的）。在这个例子中，寒冷的人们迸发出炙热的思想。再一次，地缘战略事件和现实世界结果之间的连接遭到削弱——而这已经是很含蓄的表述了。
地理也许是重要的，而意识到地理在起作用似乎更为重要。尽管在末日思想搅得人心惶惶之时，地理历史犹如一碗醒酒汤，然而没多久，就暴露出它其实是另一瓶白兰地，自己都已经醉得一塌糊涂。看，那边中国又开战了；瞧，印度又企图占领古尔达斯布尔—卡提亚瓦半岛（Gurdaspur-Kathiawar）。卡普兰陶醉在这样的句子中：“几年前，我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Ashgabat），在那里的制高点可以看到伊朗呼罗珊地区境外的德黑兰和马什哈德若隐若现。”在约翰·巴肯[8]（John Buchan）的一战小说中，你可以找到类似的语句：中国正攻过来，俄军直插内陆，德国人和波罗的人碰头密谋。“我有世界各地的线人发回的报告——撒马尔罕的毒贩子、还有科隆的黄金交易商。”巴肯会这样写道。
作家们梦想着玩大冒险，而生活更像是玩飞行旗[9]：一次迈一小步，运气好了还能跳一大步，谁到达终点，谁就是王者。重要的是，一战前的几年间，这类地缘战略思想十分流行。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Mackinder）目睹了印度西北边境上发生的那段历史，但当时在法国战场上惨败的大英帝国担心悲剧重演，而且它也曾答应印度将来要交还边界，与其精疲力竭地为一块不愿被统治的土地打一场不情不愿的仗，还不如主动让出那部分边境地区。思想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其作用和相关地理因素的作用一样大。它们鼓励手握实权的人们把目光放得更远，而这些人若是从小处着手的话，或许能做得更好。
小图景展现大现实。如果1914年的德国能保持其高生产力的工业化国家的地位，它将是最后的赢家；“德国需要，或者说受益于，非洲殖民地或强大的海上力量”的观点是荒谬的。一个明智的参谋本应向德皇进言：“继续做我们正在做的事，给我们的人民以生产力和纪律，我们将是欧洲大地毋庸置疑的霸主。”但是，德皇和他的将军们早已酩酊大醉，什么海军神话、什么世界岛历险、什么扩张需求等等等等。于是，他们兴冲冲地在西线上开始了四年毫无意义的屠杀。对自由主义而言也是如此。19世纪英俄大战的数据遗憾却明白无误地显示，沙皇已无能力把持印度（或君士坦丁堡），还不如让沙皇去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跳吉格舞[10]。但这并没能阻止英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铤而走险，沉迷于成功的幻想中。地理历史是血淋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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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还有另外一种空间历史，可以称之为制图观点，其特色论点是：尽管地理很重要，但是只能通过绘制的地图才看得出来。边境线的位置既跟现实有关，也跟人们的立场有关。我们只能从地图上了解地球的格局——包括平常说的划分成一个个隔间的地图，也包括广义上的比喻义的地图——这些地图是根据各种力量关系绘制的。每个国家的版图都是战争和屠杀的结果。它们的边境犹如一道道伤疤，世界暴力史因此一目了然。基于这一认识，一个新的领域“边界学”开始兴起，并且发行了自己的期刊，开创了自己的研究所：如颇受好评的《边界线学期刊》，另外欧洲很多大学都有边界学学院。新近出版的由亚历山大·C·迪纳和约书亚·哈根合著的《边界学简介》（Border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对这一领域做了很好的介绍，当然，这本书也的确是一本简介。
边界学家认为，划定边界其实是现代做派：古代帝国和中世纪国家的边界是不固定，或者根本不存在的，人们繁衍生息的土地在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灰色地带。民族国家的崛起使边界成为控制思想和国民的不可缺少的官方工具。边界标明我们应该站在哪里，以及我们此刻站在哪里。看着地图上的红色[11]时而增加时而减少，便能知道大英帝国何时扩张何时衰败。在地图上我们看到的是直接明了的、定好了的界线——不论标明的是和平国度美国还是战争泥潭中东——我们清楚这些界线是某个大楼里那些打着哈欠的执政者制定的。不过这些因人意而制定的界线不仅表达了文化，还塑造了文化。加拿大—美国边界线是最长的两国边界之一，它既是存心想象出来的，也是基督观点帷幕的结果，然而，它的存在却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民族，以及两段不同的历史。
有时，制图理论表现出某种《黑客帝国》式的悲观情绪：你认为顺其自然的事往往冥冥之中有所安排；你生活的那个民族，那个国家，就是一部权力制造出来的邪恶机器，以控制你的灵魂。夏威夷政治学家萨姆·欧克斯·欧庞多（Sam Okoth Opondo）和迈克尔·夏皮罗（Michael J. Shapiro）编辑出版了一本学术论文集《新暴力制图学》（The New Violent Cartography），书中对人们为什么要在边界线——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一种情况下，“一道基于身份差异而形成的，敌对双方间假象的地理线”——上你争我夺的阐释里，你可以体会到这点。他们表达了一个真理：地图上富人们需要的东西比他们不需要的标注得更清晰，而有权之人通常总是能将他们的地图强加于无权之人——只是在这个真理上，他们可能说的太多了。尽管如此，“假想的边界会制造真正的受害者”的观点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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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理和制图相融合的观点成就了耶鲁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血染之地》（“Bloodlands”），这是人们议论最多的、论述过去几年那段严肃的历史的作品之一。书中对二战前夕及战争中，发生在波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屠杀史大加称赞、偶有唾骂，斯奈德的作品着实赋予了现代思想以力量和权力去蹂躏这个世界。在他看来希特勒和斯大林还算不上那种从东方大地上不知怎么自然生出的异类。但他也希望能够把东线战事（Ostkrieg：德语，war in the east）放到大背景中理解，将这些可怕的战争看作是在特定地点、特定的人群间发起，并彼此作用的一系列特定的事件。总的来说，他是想撕开其神圣的外衣，更多地把它视为一段历史，而不是警示寓言。没有谁真正拥有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波兰和东德之间的土地，因此大屠杀和反屠杀才得以肆虐。无人防守的土地必定引人侵占。
斯奈德力图打破他的一个崇拜者所谓的“好莱坞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柏林郊区的恶人们谋划着秘密屠杀，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以工业化手段付诸实施。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就拿《辛德勒的名单》来说吧），纳粹理论家决定杀害所有犹太人，其他德国人则带着狗和枪完成了这一工作。除了少数英勇的非犹太人，其他人都只是袖手旁观。最终俄罗斯士兵到达的时候，只找到几个骨瘦嶙峋的幸存者。
相比之下，斯奈德想要使大屠杀本地化，变为地理和空间历史的一部分。在他眼里，东欧并非荒蛮之地，也并非现代人为所欲为的战场，而是欧洲的一间杂乱的阁楼，到处堆满了废油破布、打开的油漆罐和旧报纸，只要一点火花便可激起燎原大火。这不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而是发生在一片长期有争议的土地上的动乱，人们在混乱中相互残杀。
斯奈德并非只将其视为一种缓慢崩溃，高潮处令人毛骨悚然的恶行，斯奈德所看到的是整整十二年的战争。斯大林使乌克兰饿殍遍野，几乎到了种族灭绝的地步；之后乌克兰人又加入到杀戮犹太人的队伍中（他们将犹太人等同于制造了大饥荒的共产主义者）；苏联和纳粹杀害波兰军官；德国人在战场后方向犹太人释放毒气，而在战场前方又拿枪口对准他们；更有甚者，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侵占德国，强奸手无寸铁的妇女，犯下了数不尽的罪行，而就在四年前，她们的丈夫或父亲也曾踏上杀害斯拉夫民族的道路。这就是《辛德勒名单》之外的世界，它不是一张工业化工厂的蓝图。斯奈德希望我们把希特勒和斯大林，以及他们在那片血染之地上饿死和射杀的一千四百余万条生命（数量远远高于死于毒气者）看作一个单独的故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断章取义，只挑出一个可怖的情节然后说：你看，这就是黑暗之心！（毕竟，康拉德的《黑暗之心》[12]更多是指利奥波德国王在刚果的大屠杀，而不是主人公柯兹在丛林中的堕落。）
斯奈德将更多的人打上了恶魔的标签：战后传言使人们相信光荣的德国军队和可怕的纳粹党卫队不是一回事儿。他澄清：建立第一个死亡集中营的是德国国防军，而不是纳粹党卫军，他们把苏联士兵圈进露天的铁丝网后面站着饿死。他也没放过我们美国人。书中最原创、最大胆的指控是，希特勒在东方的行为仿照的是美国在西方的种族清洗：“东方就是纳粹的天命。在希特勒看来，‘征服美洲的历史迟早会在东方重演’。希特勒想让德国像北美对印第安人一样处置斯拉夫民族。他曾经宣称，俄罗斯的伏尔加河终将成为德国的密西西比。”当希特勒四处杀害犹太人的时候，他应当这么说过：“毕竟谁到现在还会讨论湮没的亚美尼亚人？”而整个世界对阿帕切族印第安人悲惨命运的无动于衷再次给了他信心，使他认为他也能逃过历史的谴责。
与此同时，斯奈德也要求我们扩大同情面，让我们看到死在毒气室里的儿童和饿死在列宁格勒围困[13]中的孩子没什么区别，古拉格[14]中犯人的命运和德国集中营中俄国犯人的遭遇也是如此。斯奈德想让大屠杀不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意识形态化和技术化，而是更多地从地理及领土角度来看待它：大屠杀更多源自古老地形上现代恶魔撩起的旧恨，而不是工业化带来的新仇。
在这种观点的反对者中，声音最响亮的是历史学家理查德·伊文斯（Richard Evans）在《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中的愤怒评论。他们认为斯奈德的阐释掩盖了大屠杀和古拉格的含义，使得现代社会的这些恶行听上去不过是民间传说。当然，互相屠杀在历史上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但这些二十世纪的大屠杀逐渐成为纯意识形态的产物，技术则成为了执行工具。伊文斯指责斯奈德忽略了意识形态，“事实是，在纳粹德国和苏联，意识形态才是造成大屠杀的驱动力。”纳粹在这块血染之地上屠杀了无数犹太人，但是他们也乐于荡平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的一个个村庄。这种新式的屠杀的真面目应该是克劳德·朗兹曼的《浩劫》[15]（Shoah, Claude Lanzmann）中那位铁路官员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提起调度开往特雷布林卡[16]的列车时，显得无比平静。人们在怒火之中杀死邻人，这叫做大屠杀；而孩子们从遥远的地方被运来加以杀害，这叫做种族灭绝，两者确有不同。前者让你因人对人的不人道感到绝望；而后者则让你对人性绝望。战后那些年迅速走红的《安妮日记》让读者对这次战争与之前的区别有了直观的了解。一个现代国家冒着影响战果的代价，花费巨资去寻找躲在阿姆斯特丹某栋阁楼里的十五岁女孩，为的只是把她弄上火车，拉到波兰的集中营里——这不禁让我们在人类行为的舞台上看到了一出新戏。要做到这点，你得是一个思想的信徒，而不仅仅是血腥地带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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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理解，对于地理学是否是首要因素的争论也可以归结为对火车的争论。这总是关乎技术，探讨新式机器有没有让现代社会与其它时代有所不同。现代生产力有赖于技术，而技术，则和许多其它因素一样，是对地理的抛弃：地理的局限无法限制人类的活动。一列火车、一封电报，亦或是一架喷气机、一艘火箭飞船，更不用提互联网了，这些都消除了空间和地形的界限。飞行器让我们能飞越高山；国界对于轰炸机来说不复存在；新式的机器杀人效率更高；而被狂热之徒歪曲滥用的权威思想给了杀人犯们更纯粹的杀人理由。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对大屠杀的阐释——比如汉娜·阿伦特[17]（Hannah Arendt）——将意识形态和技术在这些恐怖行为中的地位抬得如此之高的原因。新地理学派要求我们把我们喜欢提的抽象思想和现代机器因素看得淡一点。我们让大地浸透鲜血，为的只是重新界定我们的国界。我们依然跟以前一样纠缠于过去。大屠杀不是现代的产物，人类自古有之。
这种新式的空间历史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迫使历史学家，既包括我们这样的外行也包括我们读到那些专家，稍稍谦逊一点。美国的繁荣看似是由道德与活力造就的，但地理历史却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一群带着枪的白人，占有了一大块水源充足、孤悬在外、远离世界岛的土地，一边与炎热之地接壤，另一边则与霜冻之陆比邻。真的，你肯定能看出来的。除却布道，在我们的歌曲和传奇故事中也散布着地理事实的痕迹：“哦，这富饶的平原之上，这美丽宽广的天空，这片金黄的麦浪，那紫色的层峦叠嶂；从红杉林到墨西哥湾，这片土地是我的家乡。”（此曲为《美丽的亚美利加》American the Beautiful，亦作O BEAUTIFUL FOR SPACIOUS SKIES）这些潜藏在我们的繁荣之下的地理学真相被我们的吟游诗人自然而然地唱出，就像希腊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橄榄油和蓝色的海洋被希腊人所吟唱一样。
但谦逊和宿命论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异。地理的连续性是显著的，但由思想引起的断层则更为突出。富饶的平原对兄弟会的诞生并无太大影响，直到兄弟会自己将其收入囊中。曾几何时，顺流而下的维京船头是许多欧洲人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景象。而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许是世界上最宁静的地方。无论事物如何改变，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地形不变。那些维京船舰金盆洗手，维京人最终成为了爱做好事的丹麦人，因为这思潮盛行于这片冰雪之中。英国自然是一个岛国，是英国人的意志，连同那汪洋大海，阻挡了希特勒的步伐。但是从主宰人类历史的帮派伦理（gang ethics）到民主改良体制的转型，不是简单的用岛国民族性就可以解释的（注：一般认为岛国居民心胸比较狭窄，而大陆居民心胸则比较宽广）。暴政曾在不列颠群岛上肆虐；当它结束时，英格兰与欧洲大陆并未接近分毫。好的想法很重要，但要想使之散播开去，物质的繁荣也不可或缺。交流比山川和季风更能塑造我们。显然，人类历史就像爱情一样，还是在面对面的时候创造的。
注释

宁芙（Nymph）是居住在山林、原野、泉水、大海等地的自然女神，源自于希腊神话中的传说生物，有时也被翻译成精灵和仙女。宁芙也会被视为妖精的其中一个成员。
金发姑娘和三只熊：http://www.yeyyw.com/html/study/Audiobooks/201209/0314693.html
《裸猿》可能是指一本书，将人称为裸猿：http://book.douban.com/reading/10861061/
世界岛（World Island）的概念来自于麦金德于1902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的文章《历史进程中的地理要素》。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地缘政治分析推广到全球角度。麦金德认为，地球由两部分构成。由欧洲，亚洲，非洲组成的世界岛，是世界最大、人口最多、最富饶的陆地组合。在它的边缘，有一系列相对孤立的大陆，如美洲大陆，澳洲大陆，日本及不列颠群岛。
生存空间（Lebensraum）：纳粹分子提出的地缘政治学理论。
纽约杨基棒球队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的一支队伍，拥有一批全美一流的棒球高手，每年不是联赛的第一名，就是第二名，为纽约人争了不少光。一本描写纽约人的漫画书写道：“如果你想和纽约人交朋友，那你说自己是‘杨基队’的球迷就行了。”这还不够，在纽约，政治家们在竞选时无一例外都要标榜自己是“杨基队”的铁杆球迷，纽约市前市长朱里安尼在与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竞选纽约州参议员职位时，都曾经头戴“杨基队”的球帽到处拉选票。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杨基队”在纽约人生活中的地位。
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是自公元751年统治法兰克王国的王朝。在此之前，其王朝成员以“宫相”的身分涉理王国朝政。在公元751年，加洛林家族取代墨洛温家族，正式坐上法兰克王国的王位。在王朝其后的鼎盛时期，加洛林家族在名义上复辟了罗马帝国，也即是开创了后世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使加洛林王朝成为最为后人所记得的法兰克王朝之一。由其家族惯用名字加洛尔（拉丁文为Carolus，即查理）而得名。
约翰·巴肯：John Buchan，苏格兰作家，著有《第三十九级台阶》。
原文是Parcheesi，印度双骰游戏，由印度旗演变而来的现代棋盘游戏。飞行棋的玩法与之类似。
吉格舞：英国民间舞蹈。
19世纪英国出版的大英帝国全球地图，通常用红色把帝国的领土标出。
《黑暗之心》是康拉德最重要、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作品通过马洛船长关于探寻殖民者柯兹的经历的叙述，对欧洲在非洲的殖民活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列宁格勒围困：1941年8月30日，列宁格勒陷入了“德国铁钳”的包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鲜血淋漓的围困。苏军攻破包围圈时，城中只剩下56万人，仅是包围初期的五分之一。
《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是由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的一部最有力和最有影响的反映苏联奴隶劳动和集中营故事的书。实际上前苏联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它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浩劫》：纪录片史上的经典作品，影片长达九个半小时。导演克劳德·朗兹曼用了11年的时间拍摄，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来完成这部关于德国纳粹在二战中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纪录片。
特雷布林卡是纳粹德国修建的灭绝营之一，位于波兰东北部。特雷布林卡建于1942年夏初，是“莱因哈德行动”的一部分，纳粹计划通过该行动灭绝波兰地区的犹太人。总共约870,000人在特雷布林卡遇害。
汉娜·阿伦特，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是原籍德国的政治理论家，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