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登堡时代的信息过载

zhixun

担心信息过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中的主流声音。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人类的历史，我们就能找到与我们惊人相似的时代：那时是欧洲的15世纪，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正在兴起，上百万本的书籍刚刚印刷完毕，等待上架出售。

译者：盐焗花生米
发布：2013-01-15 19:01:15双语对照 | 查看译者版本

担心信息过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中的主流声音。全世界的图书都在数字化。在线报纸、在线杂志和在线学术论文的数量，也经由博客与微博组成的绵长河流不断增加。而将我们置身于数字洪流当中的电子产品，更是数量庞大，复杂难解。今年，世界上所有电子设备产生的信息总量与机会超过1ZB。1ZB是什么概念？换算成字节（byte），就是1后面跟上21个零。
许多人觉得情形危急，信息过载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程度。在学术界，批评者们也已经开始讨论大学生产散播的知识是否在总量上超过了我们能够实际使用的程度。在最近的畅销书《浅滩》（The Shallows）中，作者尼古拉斯愠尔（Nicholas Carr）担心数字信息的洪流所改变的，不只是我们的习惯，更会改变我们的心智极限：为了跟上时代，我们囫囵吞枣，却失去了持续关注、深入反思、记忆所学的能力。
人们的担忧，正反映出人类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即我们的文化，甚至我们的大脑，对现代技术创造出的问题应对不足，无法处理。我们站在未来的边缘，但这种未来从未有人体验。
但这个未来真的是全新的未来吗？人类历史是信息积累的漫长过程，特别是当书写使得人类从自身记忆当中解放出来，能够记录文本、储存信息之后。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人类的历史，我们就能找到与我们惊人相似的时代：那时是欧洲的15世纪，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正在兴起，成千上万本书籍开始流入市场，上百万本的书籍则刚刚印刷完毕，等待上架出售。当时知识阶层所经历的，恰如我们今天经历的信息过载一般——突然间，世界上的书本量远超过了任何一个人的消化能力，而且这种趋势没有结束的迹象。起初对接触信息新途径感到非常高兴的学者们开始绝望了。“世界上有没有摆脱这成群的新书的地方？”16世纪的著名人文学者伊拉斯谟问道。
但在担忧之中，危机也酝酿出来了其他东西：比方说各种各样处理信息积累的新方法。其中包括早期的公共图书馆计划、第一部尝试列出所有付梓图书的通用书目、第一批对做笔记的方法给出建议的书，以及比以往任何时代规模都更大更广的百科全书编纂工作。通过信息详尽的纲要，和以字母排序的索引，读者无需通读全书便可从中自取所需。而大部头的制作者们又实验性地利用纸条从手稿和印刷品中剪贴和粘贴信息——数世纪后，这一技术又会成为现代文字处理的基础。
了解古人如何应对当时的信息洪流，可以帮助我们领略人类利用创造力解决非人化问题，并对问题加以积极利用——甚至开拓当时最艰难的领域的力量。
对信息过载的抱怨由来已久，其中往往伴有着书籍过多的意味。上溯至《圣经》的《传道书》，其中便有“著书多，没有穷尽”的字句（12:12），其成文年代或许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古罗马道德家塞内卡也在公元1世纪抱怨：“书多则分神”（The abundance of books is distraction）。而信息膨胀也是一再重演——公元前3世纪建成的亚历山大图书馆、18世纪开始的报业繁荣均在此列。
但文艺复兴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就如同当今的数字技术一样，是一场变革。它将信息过载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那之前，所有现存的图书都是手工抄写而成，很容易让一个抄写员花上一年还多的时间。作为商品，书籍昂贵奢侈，制作书籍通常需要佣金，而且常常要预先支付。中世纪大图书馆所藏手稿仅以百计，但即便如此，能够接触这些书籍的人还是少得可怜。
印刷机改变了这一切。第一台印刷机出现在1453年前后，到1480年，古登堡所发明的新技术就已经走出了实验阶段，在20几个大城市的中心传播开来，伴随期间的还有其他不少短命的印刷技术。当时，人们起初对印制书本的速度，和书籍价格的暴跌（据当时估计，一本书的价格是1468年时的20%）不吝美言。
但到了1500年左右，人文主义学者开始哀叹新的问题。他们抱怨说，印书商逐利而为，赶印出了许多不重文本质量的手稿，而大规模出现的新书又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令他们不再关注最有价值的古代经典。印书商“令世界充斥着满纸荒唐愚昧、中伤诽谤、狂妄不敬、蛊惑人心的小册子。在这股洪流当中，即便那些已经成就了善举的事情，也会丧失掉它们的善意。”伊拉斯谟在16世纪初写道。对于今天任何一个被互联网耗尽精力的人来说，他的论调读来或许多少有些相似。
当时有个的法学家从更务实的角度抱怨说，“繁卷浩帙”之中，从书店里找本有用的书也变得更难了。还有一个意大利编辑在他编纂某书的序言里惊呼，文盲是快乐的，因为他可以免遭书的诅咒！
为了应对这一新的挑战，印书商、学者和编书人开始发展全新的方式来管理激增的文本。他们利用新方法对书籍归纳，然后根据标题内容进行分类，再加以总结和筛选。而这些工作，仅凭一人之力无法完成。记笔记是众多解决方案之一，人本主义教育家在教授古代修辞时就大加提倡。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在一生中记录自己读过的任何东西，而对那些不做笔记的人来说，一种新参考书就提供了一种现成的笔记版本——它是精华的集合，可以通过复杂的索引与目录检索。
中世纪时，神学家与法学家就已经发展出了圣经索引和以字母排序的主题词表来管理规范后的文本。随着印刷书籍的爆发，这些工具经过调整，被用在了面向更普通受众的书籍里。它们的服务对象不只是专家，还有繁忙的政客与商人，以及传教士、教师和学生。印制的参考书使读者大范围地熟悉了如何使用字母排序和索引。由于各个版本的参考书都想通过向所有人，至少所有可以阅读拉丁语的人，提供有趣的内容来吸引更多买者，印刷也鼓励参考书向更庞大的形式发展。
其中之一便是“选集”（拉丁文：florilegium），这种书从各种权威——宗教作家、哲学家、诗人、演说家等——集合值得一记的引文（或称“花朵”）。这种书籍早已存在，只不过在印刷的影响下，当年纤薄的手抄集现在成长成为大部头的印刷卷，并以广泛的主题词对内容分门别类，好令读者在写作或讲演时，可以查到任何切题的引言来用。大型参考书《人生戏院》（拉丁文："Theatrum Humanae Vitae"）引人入胜，于1565年出版。它从各个时期的历史中积聚了人类善恶行为的范例，为读者提供出了具有建设性的道德模范，并为各种可以想象出的论点提供了例证。对于我们来说，这类书本身已经不再常见，但从不同来源筛选、总结、分类信息的基本概念却变得愈发重要。从《读者文摘》到网络聚合，无不以此概念为基础。
印制书籍越厚，就越需要为自身文本提供导览。伴随印书商和作者所发展出来的目录和字母索引在今天仍能被人接受。但其他手段就让我们困惑不解了。比方说，有的书在分层套用的大括号里放入了标题和副标题，而它们可以蔓延横跨好几个页面。《人生戏院》里的图表太过复杂，鲜能带来明晰的反馈——17世纪初的一名教授就抱怨说它们没有用处，还要依赖书中提供的多重字母索引。目录如同今天的PowerPoint幻灯片一样，通过连续缩进，将不同层面的内容提纲挈领。虽然在西文图书中并不常见，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目录却更加有效。
现代欧洲早期的信息管理技术不乏别具心裁之举，其中一些便是由《人生戏院》，或更大规模的《大戏院》（拉丁文："Magnum Theatrum"，于1631年出版)，这类大型参考书的编纂者所设计出来的。编书人用剪刀和浇水剪切粘贴已经获得的手稿笔记。有时还会更有效地利用一种更新、更便宜的印刷信息来源：旧版书。他们从完整的书页上剪下纸片，然后粘到一页新纸上去。但在17世纪中期，有位学者第一次主张使用纸片本身作为信息存储系统。其关键是一件经过特别设计的家具——笔记柜。柜子里包含镶有钩子的板条。通过它，人们可以分类储存纸片。或许这样的柜子没有几个，但纸片和存档系统理念却因此“前程似锦”了。18世纪，政治理论家孟德斯鸠就在扑克牌的背面做笔记（当时扑克牌的背面还是空白）。比他稍年轻的同代人卡尔霠奈则自己制作了一系列纸片记录植物的特点。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林奈因此创建的分类系统。分门别类的纸片最终成为了索引卡和图书馆卡片目录的前身。
从许多方面来讲，近代早期所经历的信息过载与今天的信息过载截然不同。 比如，当时只有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才被波及，生活中受到影响的方面也是少数。今天，至少是在发达国家，几乎各行各业的人都在依赖互联网获取大部分的基本信息。
不过，和祖先一样，我们也有信息过剩的感觉。大部分互联网搜索带来的结果远远超过所用。坏东西太多，好东西不够，甫一开端，就成为了抱怨信息过载的潜台词。但就如同近代早期的编纂者一样，我们也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许多方面来看，从16世纪以来，我们应对信息过载的核心方法就没有改变过：我们仍然需要对信息进行筛选、总结、分类，而且仍然需要人类的判断和关注来引导利用信息的过程。
我们的方法中，有些似曾相识，有些前所未见。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利用科技完成了从前不可能的事情：利用算法和数据结构相应搜索查询——这在以前从未出现过。我们的工具中，无疑会有许多迅速过时，但其中的一小部分会演化出有用的分支，就像笔记柜催生了复杂目录系统那样。
毕竟，除非与我们对其的期望相结合，否则一项新技术本身不会带来变革。长久以来，信息过载一直因我们的热情，我们积累、分享知识和信息的热情，我们尝试使用新的形式组织、呈现信息的热情而生。
近代早期的编纂者们便是由这种热情驱使。这种热情带来的驱动，甚至超过了他们对获取声望与财富的希望。今天，我们在互联网信息合作分享的分支中看到了同样的热情。我们有能力贡献出一部关于经验和信息的普适百科全书。在民主化这一能力的过程中，互联网只是展现出了我们那由来已久，至今仍存的抱负有多么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