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节选：向书籍开战

zhixun

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甘冒风险，辛辛苦苦写出一本书，然后看着它被那些无能的审查官“修正”得支离破碎，或者被宗教法庭委员会里的那些不学无术的书记官“校正”得难以识别。他还不如去钓鱼，或者在酒馆里玩多米诺骨牌消磨时光。兴许他还会坐下来，在对自己、对民族的绝望之中，写下《堂吉诃德》的故事。

译者：老赶
发布：2010-09-05 22:33:39

我发现写历史越来越困难。我就像一个自幼训练成小提琴手的人，到了三十五岁却有人突然塞给一架钢琴让我弹，还命令我得像克拉维尔那样的演奏能手一样以此为生，理由是“这也是音乐”嘛。我学的是一种行业，却要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业里做事。我所学的是根据一种明确的现状去看待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即一个由皇帝、国王、大公或总统在众议员、参议员和财政秘书辅佐下、较为有效地管理的世界。在我年轻的时候，上帝仍然是大家默认的掌管一切的当然领袖，仍然是需要恭敬有加、不失礼节地加以对待的人物。
接着，战争来了。
旧秩序被彻底倾覆，皇帝、国王被废黜，谨守职责的大臣被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会所取代。在世界许多地方，天国被一条来自议会的敕令正式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雇佣文人被官方宣布为古代所有先知的继承人。
所有这些当然都不会长久，但却使文明要经过几个世纪才能赶上来，而到那时我已不在人世了。
我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但这也并不容易。
就拿俄国的情况来说吧。大约二十年前，我在那块圣地待了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外国报纸里足足有四分之一的篇幅被涂抹得漆黑一片，技术上称之为“鱼子酱”。这玩意儿用来擦去那些谨慎的政府所不愿让心爱的臣民知道的内容。
全世界都把这种监督看成是“黑暗时代”令人无法容忍的残留物，我们这些西方伟大共和国的公民，还保留了一些美国讽刺画报，上面适量地被涂“鱼子酱”，让本国老百姓知道那些远近闻名的俄国人实际上是多么落后的野蛮人。
接着，伟大的俄国革命开始了。
在过去的七十五年里，俄国革命者一直哀号着说他们贫困、受迫害、毫无自由，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一切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刊物都受到严厉的监查。可到了一九一八年，落水狗变成了当家主人，情况又如何呢？这些获取自由的朋友废除了新闻审查制度了吗？绝不可能。他们下令关闭所有不对新主人歌功颂德的报刊杂志，把那些倒霉的编辑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阿尔汉格尔斯克①（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总之，种种迹象都表明，与那些可恨的大臣和沙皇警察相比，他们更是一百倍地不宽容。
我碰巧是在一个较为自由的社会中长大，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真心真意地信奉弥尔顿②的格言：“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依据自己的良心去自由地认识、自由地发言和自由地讨论。”
“战争来了，”正像电影上所说的那样，于是我就看到“山上宝训”③被宣布为亲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得在数以百万计的公民中自由传阅，要是它得以出版发行，编辑和印刷商就会被罚款或坐牢。
有鉴于此，放弃对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改行写短篇小说或经营地产似乎更明智些。
但这就等于服输认栽。因而我要坚持我的研究，相信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度里，只要不干涉周围人的幸福与舒适，不破坏文明社会的行为规范以及不违背当地警察局的制度，每个可敬的公民都应该有权谈论、思考和抒发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
这当然会使我被列为一切官方出版审查制度的敌人，并被记录在案。依我之见，警方仔细监看的应该是那些因色情而获私利的报刊杂志。至于其它的，谁爱印什么就由谁去印吧。
我并不是以一个理想主义者或改革家来说这番话的，而是作为一个很讲实际、不喜欢浪费精力的人。我很熟悉过去五百年的历史。那段历史清楚地表明，用暴力压制言论出版自由没有丝毫益处。
胡言乱语就如炸药，其危险性只有被放在狭小密封的空间里、再加上外力的猛烈打击才能显现。一个满脑子装着半生不熟经济观点的可怜鬼，放任其去演讲，至多也就招来十几个好奇的听众，他的苦心通常会成为大家的笑柄。
还是这个可怜鬼，如果被目不识丁的粗鲁的地方警官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再判处三十五年的单独囚禁，那他就会成为大家同情的对象，兴许最后还会博得个烈士的荣誉称号。
但有一点要牢牢记住。
为邪恶的事业献身的烈士跟为美好的事业牺牲的烈士一样多，他们行为奸诈、手段狡猾，谁都无法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所以我主张，就由他们去说由他们去写吧。如果他们所说的有益，我们就应该听；若所说的无益，很快被会没人听他们的。希腊人似乎对此有同感，罗马人在帝国时代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当罗马军队的总司令一成为皇帝、半神半人的人物、朱庇特的表亲，与普通民众相差十万八千里时，情况就不同了。
于是就有了“侮辱陛下”这一滔天罪名。这完全是政治罪，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查士丁尼当政时代，许多人被投入监狱，仅仅是由于他们对统治者的看法中稍有冒犯。但如果罗马人不谈皇帝，他们也就没什么话题目可以避讳的了。
这种幸福的局面到了教会统治世界时便告一段落了。耶稣死后没几年，善与恶、正统与异教之间的界限就有了明确的划分。一世纪的下半叶，使徒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附近待了相当长时间，那个地方以护身符和符咒闻名于世。保罗一边四处传教，一边驱逐魔鬼，获得了极大成功，使许多人深信他们的异教行为是错误的。为了表示他们的忏悔，他们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带上他们所有的魔法书聚集在一起，把价值一万多美元的秘密符咒付之一炬，这件事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有记载。
不过，对那些忏悔罪人来说，这完全是自愿的行为，《使徒行传》上并没有说保罗曾经禁止过其他以弗所人阅读或藏有同类书籍。
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
当时，还是在以弗所，在这个城市集会的主教们的命令之下，一本记载圣保罗生平的书籍遭到禁止，基督信徒被训诫不许阅读此书。
在随后的两百年中，被禁封的书籍很少，因为问世的图书本就寥寥无几。
但是到尼西亚公会议（公元三二五年）以后，那时的基督教会已经是罗马帝国的官方教会，对书面文字的审查就成了神职人员的日常职责。一些书籍被绝对禁止，还有些书籍则被描述成“危险的”，人们得到警告，要阅读此类书，必自担风险。后来作者们发现，为保险起见，在出版作品之前，最合适的还是先获得当局的批准，这就成了一种惯例，把他们的手稿送到当地主教手里审批。
即便如此，作者也不是总能确保他自己的著作能够面世。一本此教皇宣布无害的书可能会在其继任者那里被斥为亵渎上帝和有伤风化。
不过总的来说，这种方式倒是相当有效地保护了抄书人，使自己免于同羊皮纸上的作品一道被焚烧。只要书籍还是手抄本，出版一套三卷本的书籍还需要五年时间，这种书籍审查制度就甚为有效。
当然，这一切都被约翰·谷登堡④的发明改变了。他的别名叫约翰·鸡皮疙瘩⑤。
十五世纪中叶后，一个富有进取心的出版商在不足两星期内就可以出版四百至五百本书。在一四五三年至一五○○年的短短几十年间，西欧和南欧人竟有不下四万册不同的图书，这相当于当时藏书较丰富的图书馆的全部馆藏量。
对这种骤然增加的图书数量，教会显得忧心忡忡。要抓一个拥有粗制手抄本福音书的异端已是相当不易，何况是对两千万个拥有两千万册制作精良书籍的异端？他们对当权者的思想已构成了直接的威胁，看来有必要任命一个专门的法庭，审查所有即将出版的出版物，决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远不得见天日。
这个专门法庭的委员会时不时地公布一些书目，认为这些书含有“危险性内容”，由此产生了闻名于世的《禁书目录》⑥。它几乎与宗教法庭一样声名狼藉。
但如果由此得出新闻出版检查制度非天主教会莫属，那也有失公允。由于惧怕出版物像雪崩一样出现，破坏国家的安宁，许多国家都迫使当地的出版商必须把书稿送到公共审查官那里，并且，没有加盖官方准许印章的书籍是不得出版的。
不过除了罗马，其他地方都没能将这种做法延续至今。即使在罗马，自十六世纪中叶以降，这项制度也有相当大的改观。这也是迫不得已。出版业的发展如此迅猛，红衣主教委员会，即为审查各类印刷品而成立的所谓的“《禁书目录》委员会”，即使再勤勉工作，也很快就会难以招架。就更别提洪水一般的油墨与纸浆，以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的形式倾泻在大地上，任何团体或组织，漫说审查与分类，就是把它们通读一遍，不辛辛苦苦花上几千年，也是无法做到的。
但是很少有比这更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对不幸的臣民施以恐怖专横的统治者，又是怎样遭受到专横的报复的。
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陀⑦就曾宣称自己反对迫害作者，认为这是“愚蠢之举，无异于替那些绝无公众注意的书籍做宣传。”
《禁书目录》就印证了这种说法。宗教改革刚一成功，被禁书籍的目录便一跃成为那些想彻底了解所处时代文学的读者的指南。更有甚者，十七世纪，德国和低地国家⑧的一些极富进取心的出版商在罗马派驻专门的代理人，其任务就是获取《禁书目录》的新样本，一旦得手，就交给特别信使，令其急速越过阿尔卑斯山，冲下莱茵河谷，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一极富价值的信息送到他们老板的手中。紧接着，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就马上开工，日以继夜地赶印出这些特别的书籍，由大批职业书贩偷偷运往禁令森严的地区，以获取暴利。
不过能偷运过境的书毕竟还不是太多，像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国家，《禁书目录》直到不久前还在执行，这种压抑政策的后果还是相当明显的。
如果这些国家在进步的竞赛中落伍了，原因并不难找。这些国家的大学生不仅得不到外国教科书，而且还得被迫使用质量低劣的国产教材。
最不幸的是，《禁书目录》使人们放弃了真心搞文字和科学工作这种想法，因为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甘冒风险，辛辛苦苦写出一本书，然后看着它被那些无能的审查官“修正”得支离破碎，或者被宗教法庭委员会里的那些不学无术的书记官“校正”得难以识别。
他还不如去钓鱼，或者在酒馆里玩多米诺骨牌消磨时光。
兴许他还会坐下来，在对自己、对民族的绝望之中，写下《堂吉诃德》的故事。
①阿尔汉格尔斯克，俄罗斯欧洲部分西北部一城市,位于北德维纳河靠近该河在白海的入海处。---译注
②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思想家。因其史诗《失乐园》和反对书报审查制的《论出版自由》而闻名于后世。---译注
③“山上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亦作“登山宝训”，指的是《圣经氠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由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山上所说的话。“山上宝训”当中最著名的是“八种福气”，这一段话被认为是基督教徒言行的准则。---译注
④约翰谷登堡（（约1400---1468），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在印刷术上的贡献在于，他首次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用这种方法，人们可以进行快捷、大批量的生产。---译注
⑤谷登堡的德语原名为Gensfleisch，译成英文为Gooseflesh，有“鸡皮疙瘩”之义，后来他自己把他的姓改名为Gutenberg，意为“好山”，实为他家的主要住址的名称（古腾堡府）。---译注
⑥《禁书目录》，一份禁书目录，目录中的书籍或著作曾被罗马教廷认为具“危险性”，内容有害于天主教徒的信仰和道德。凡在《禁书目录》的书籍或著作，都严禁印刷、进口和出售。《禁书目录》出版的目的是要防止信徒阅读被天主教会认为不道德、含有错误神学观点和导致腐败行为的书籍或著作，天主教作家亦可能通过此捍卫自己的著作和修正著作。《禁书目录》于一五五九年教皇保罗四世时期首度发表，共三十二次修订版，一九六六年停刊。---译注
⑦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吠罘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公元56—120），罗马帝国时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演说家，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译注
⑧低地国家，指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