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我们的同代人

zhixun

弗里德里希·尼采，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生于1844年，1889年开始堕入沉默，于11年后逝世。曾经让他，而至今仍让他如此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于价值，这一现代性中存在最令人不安而又影响持久的问题的清晰洞悉和发人深省的先见。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均未成功，但这些尝试所揭示出事物的深度，仍然超越今人所能企及的顶点。

译者：郑迪
发布：2012-12-29 17:04:48
Eric Walther介绍这位“恶名昭著”的反传统斗士。
弗里德里希·尼采，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生于1844年，1889年开始堕入沉默，于11年后逝世。曾经让他，而至今仍让他如此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于价值，这一现代性中存在最令人不安而又影响持久的问题的清晰洞悉和发人深省的先见。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均未成功，但这些尝试所揭示出事物的深度，仍然超越今人所能企及的顶点。

让我们从他那众人皆知的宣言“上帝已死”（首见于《快乐的科学》，1872年）开始。世俗思想今天看来很常见，但在尼采的时代，这却是触目惊心的预言。断言并不是为了主张无神论：虽然尼采确实是无神论者，但他远不是欧洲无神论的先驱。相反，意在社会学层面的观察，一种表达是：他旨在说明西方文化不再将上帝置于万物的核心。另一种表达，“社会学”一词相当具有误导性，因为在尼采的断言中，没有什么是“价值中立”的。上帝之死叩击着西方价值体系的深层，并揭露出其中的虚无。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那些我们仍然在赖以生存的价值已经失去意义，我们被弃而飘零。问题在于，我们该怎么办？
起初，你可能会认为“上帝之死”已经是个街知巷闻的观点。保守的基督徒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客观的道德价值也就不存在了；而世俗的人道主义者则会愤怒地回应，上帝存在与否，和我们做出的道德判断的正当性是全然无关的。尼采同意有神论者，认为上帝之死表明道德价值客观性的终结，但与他们不同，他并把这当作信仰上帝的理由。然而，他不认为价值在原初的人类感知里是主观的，也不认为任何一个人的信念都会与他人的一样有效。相反，对于尼采来说，价值具有力量，也源于力量：如同艺术作品，它们的伟大在于那能感动我们的力量。但媒体对公众情绪的操控，绝非创造价值的力量，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仅仅只是尼采众生中的一员。任何价值与公众偏好（甚至一个贵族的偏好）之间的关系建立，都是一次坚守价值客观性的尝试。但若道德客观性不复存在，就必须寻求一种全新的，而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价值之源。尼采价值力量的概念有着深深的精英主义倾向：只有伟人能创造价值。
尼采认为，古时价值属于那些创造了它们的人们：
“正义之匾悬于每一个人头上。看呐，这是他们的战利之匾，是他们权力意志的声音……‘你应始终保持第一，超过其他所有人：你那嫉妒的灵魂不应爱任何人，除非他是朋友’——这让希腊人的灵魂颤栗：因而走上了他的伟大征程……‘践行忠诚，病为了忠诚，不惜荣誉与鲜血，甚至做邪恶危险之事’——以此，教会其他人如何征服自我，并通过这种自我超越，他们孕育伟大的希望……”
《查斯特拉图斯如是说》第一章，1883年
因此在古代，一个民族正是通过界定了它自身的力量，来创造这一民族的价值。而说到尼采如何看待基督教堕落的复杂性，其使得软弱而非力量来界定价值，引用：“温柔的人比承受土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事实上，基督徒中的神职阶层，在战胜异教徒的过程中，确会施行他们的权力意志，但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作为动物本能的骄傲，在贫困、肉体的屈辱和悔罪中，被消磨；道德回响着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的上帝的旨意。旨意明确，价值并非在人世间所谓圣人那里，应在他们之外，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神职人员的权利，在战胜与之相争的信徒时，已然实现。但这种胜利是在基督教自我否定的灾难中实现的，尼采称之为对生命“否定”。
但随着上帝之死，基督教反抗强力的价值创造模式已经崩塌，现代人还没有确定统一的信仰来取代它。我们的“价值”是成百上千个价值之源，支离破碎的点滴拼凑。尼采称之为“多色之牛”。今天西方世界提供给人们的信仰如同大杂烩，这正恰好印证尼采的先知：价值成了混合搭配的消费品。这是荒谬的，其结果是价值可悲地失去活力；但人类怎么样，并在何处才能让权力意志迸发出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这是尼采的困局，而今很显然，正如他所预言，这已成了现代人类的困局。
就如其他所有最杰出的哲学家，尼采做了一次英雄式的尝试，就他提出的问题给出一个解。他将自己的解命名为超人戀攀爀洀攀渀猀挀栀，字面译为“overman”，虽然更常见的译法（对我们来说有些痛苦）是“superman”。纯粹的人并非是价值的创造者；他所指望的个体性看来不足以创造价值。他唯一的高贵之处是，可能成为通向更高存在的桥梁：“猿令人尴尬；就像人会令超人尴尬。”超人是更高一类的个体，他对自己的力量有绝对自信，通过他对个体性的有力断言，价值可能再次被创造：不是由人类，不是对人类之外一种伪权威的粉饰，而是首次经个体行为所验证的，尤为个体化的价值主张。所有这些价值应被创造，而非像已经存在那样拿来就用。
尼采并未言明他所知的超人具体应是怎样的。他确信超人会有其追随者，会有具象征意义的兄弟们，但他从头至尾都必只是个体：未来的天才将是一个非属。对于所有研究尼采的学者来说，纳粹盗用超人概念来维护所谓主宰种族是非常野蛮的，而这是原因之一。尼采表达了他对反犹主义者和对日耳曼种族优越性宣传者的蔑视。现代大众，无论他吹嘘自己从属哪个种族，对于尼采来说都是一种诅咒。这是一个荒谬的当代文化之梦：我们每一个人，仅仅“作为我们自己”就能超越全人类古老的创造力。大多个体对于这项重任来说都过于渺小（人群高唱“我们都是个体！”——喜剧团体巨蟒，《布莱恩的一生》）。任何人都能根据他所称“我自己的价值”来生活，但那些往往不是他自己的价值：而是从现代性的大集市里零星捡来的，他并不知这些价值从何而来。对于尼采来说，没什么比这样一个事实更明显了，即人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去创造价值。
我认为，尼采有力控诉了现代性。当然，尼采的根本错误可能是，那些有任何价值的仅有的价值（可以这么说），是由一个有力量的个体的创造。就我个人来说，我相信他是错的。也就是说，我接受他就价值必有个体创造的断言，但我不认为创造价值的个体一定是一个尼采的超人。更进一步说，我认为存在与作为人类相关的价值，而人类的效力延伸到了人类自身创造的事物之外，能适用到广大理性的人。在这意义下，我是一个康德主义者。当然，个体，作为对现代多元文化敏感的个体来说，是不能创造价值的；但我认为有可能保有这样一种观念，即由多个个体对确立价值，而摈弃超人观念中，与其他理性个体的绝对隔离。
为什么现代人仍感到如此忧愁苦痛？我不知晓。但如果尼采恰巧生于21世纪，而成为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也一点不会惊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