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兹利特70岁时的反思：我们做得还不够好

zhixun

本文是经济学经典著作《一堂经济课》的作者黑兹利特在1964年70岁生日上的讲话。前半部分，作者简述了其生平经历；后半部分，则思考了那个时代所遇到的挑战，陈述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职责。即使今天读来，我们依然能够被其深刻的历史责任感而感动。

译者：waterth
发布：2009-07-05 11:35:29

当我回望我这一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一直非常幸运——最重要的是，我非常幸运的拥有很多真正的朋友。
也许，我的幸运就开始于我出生的1894年。和你们大部分人相比，我的一大优势就是我了解19世纪的生活。当然，我只有6年的经历，而且坦白的说，当时我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那就是19世纪。
但是，更严肃的说，我就这样度过了我的第一个20年，直到1894年一战爆发了。现在回望过去，当时的世界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大的国际战争。也没有革命和骚乱整天发生。人们甚至可以相信他们的货币。那时也没有核弹悬在我们头上;也没有共产主义政权，更没有大规模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即使是社会主义也仅限于学术讨论。
那时一个天真烂漫的时代。我至今仍然记得它的天真无邪。在那个时侯，我们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必要关心那些发生在遥远的中国、越南和刚果的事情。实话实说，实际上，我们根本对国外发生的事不屑一顾。
我还记得一战发生后那些让人震惊的日子。当时我在华尔街日报工作。那时我们习惯于早上8点工作，一直干到大约下午4点。我依然记得那让人震惊的一天：纽约证券交易所居然没能开门营业。这样的日子还持续了几个月，它一直没能开门。我记得，一两天后英国就向德国宣战了。那种兴奋之情，还有大量的工作和困惑一下子都扑向了我这个即干摄影又做报道的新职员，把我搞得筋疲力尽。我直到晚上7：30才干完活——我就这样度过了这一天中的繁重的12个小时。当我走向回家的电车时，大街上正在渐渐变暗——当时华尔街日报位于宽街44号——那些报童们都在街上，大声的叫卖着报纸增刊。我现在仍能听到那些声音。他们大声呼喊着：“号外!号外!大国必胜!”我没有夸张或者信口胡说。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一战爆发的新闻闯入纽约这个大城市时的情形。
开端
可能你想知道我是如何走进华尔街日报的。就象我生命中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它看起来就像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
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我突然有了我所谓的求知欲。我对哲学和心理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最爱的是Herbert Spencer and William James。我当时的目标是去哈佛学心理学，成为一个心理学教授，然后像William James一样，空闲时写一些哲学文章。但是这些都成了泡影，原因是我没钱。于是，我只能转而求其次，去了纽约城市学院，因为那里免学费。但是即使如此，几个月后我还是不得不面对辍学的现实，因为我要工作来维持妈妈和我的生活。
然而，我并没有放弃做一个作家的想法。当时我认为，既能当作家又能营生的最好办法就是到报社工作。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纽约的大报社没有一家看起来对雇用我有什么兴趣，唯一对我敞开大门的就是华尔街日报。于是，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当时的华尔街日报(如果以不敬的口吻说)是相当的默默无闻，根本不是现在的全国性大报，当时它的主编是Vermont Royster。当时我要是知道一些商业和金融的知识就好了。但是我却一无所知——而且，也没有一点学习的上进心。我满脑子都想入非非，整天想着哲学。每天晚上——所有空闲的时间，不管是去跳舞还是参加舞会——我都偷偷的写着一本名字叫《思想学》的野心勃勃的书。
是的，那本书已经出版了——而且，卖的还不错。事实上，那本书比我写的其他书卖得都好，除了《一堂经济课》和《美元会拯救世界吗?》。它还使我想起来一个非常棒的建议，那是著名编辑Arthur Brisbane给我一个刚入新闻业一年的朋友的，当时我的朋友向这个大编辑请教一些至理名言。
“年轻人，”Arthur Brisbane说，“记着一件事。永远不要自满。”
这真是一条好建议，每次我志得意满时总是麻烦重重。
为了保住工作，最终我不得不去读一些商业和金融方面的书，并且开始阅读那个时代的标准经济学。后来，我惊奇的发现，经济学和最抽象的哲学、心理学和物理学一样，需要刻苦、敏锐和精确的思考。不久，我从公共图书馆中发现了一本伟大的书。(就像我说的那样，我一生中那些重要时刻总是很偶然。)我想它是我私人的发现，当时确实如此。那本书就是Philip H. Wicksteed的《政治经济学常识》。经济学世界的大门第一次真正向我敞开，我终于第一次看到了真相——后来米塞斯表述得更加清晰明了——经济学世界就像人类行为和人类决策世界一样宽广无垠、源远流长。
朋友们的影响
下面我要谈论一下我交友的好运气：但是我只能谈一下他们中的三四个。
我第一个要谈论的就是1949年去世的本杰明·M·安德森。他是商业银行以及后来的大通全国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我是纽约晚邮报的金融新闻编辑。我习惯于每周一次去找他探讨经济发展的情况。我读了他的巨著《货币的价值》，那是美国经济著作和世界范围内货币作品中的经典之一。在和他的探讨中，他那深邃的思想深深的激励了我。
但是后来又发生了一系列偶然事件。我成了New York Sun出版社的图书编辑。5年后，我又成了《国家》的文学编辑，并且在1925——1934年的十年中从事普通文学的写作。
在那十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英国哲学家罗素。自从读了他的书，我就深深崇拜上了他，后来有幸亲自认识他。实际上，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和他当时的出版商W·W·诺顿曾建议我为罗素写一本自传。在1928到1929年，我和他在纽约和伦敦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我至今难忘，他突然说，“你知道，我的一生非常有趣;所以我想自己写一本自传。”他做到了——25年之后!
下面我谈一下H·L·孟肯。在见到他之前，我一直把他当做作家来崇拜，几乎把他当做偶像;大约1930年时，我才见到了他。三年后，他犯了一生中的一个大错，让我大吃一惊：他居然让我接替他做《美国水星》的编辑，而且我还真的干了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我才重回经济领域。在短暂担任《美国水星》一段时间的编辑后，我担任了《纽约时报》的编辑，并在未来的十二年中为纽约时报写了大部分的金融和经济社论。
我首先通过他的作品认识了米塞斯先生，后来又非常荣幸的亲自见到了他。在过去25年中，他的思想比任何其他个人对我的影响都大。
当我回想起这些伟大的朋友，当我巡视这个伟大的集会并看到那些专程从国外赶来的朋友们，当我看到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名人雅士，在这里我只能提几个名字，我看到了Ludwig von Mises, William Buckley, Leonard Read, Milton Friedman, Karl Brandt, Lawrence Fertig, and Kenneth Wells，我意识到，拥有这么多朋友简直是三生有幸。
进步还是退步?
事实上，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是否也如此幸运，却是另一个问题。不管以任何标准，我们生活的时代都是一个非凡和让人惊奇的时代。正如我们中的任何人所知，它可能是人类的终极时代。无论如何，我们都很难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空前进步，或空前退步，崩溃或者堕落的时代。评价的标准取决于你观察的角度。
以艺术为例。就说绘画把。今天画画的人可能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多。有非常多的人都喜欢绘画;也有更多关于绘画的高深知识。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绘画根本没有所谓的标准。我们为了革新而革新，为了“原创”而不断折腾，最终收获的只有怪诞、丑陋，大部分由无能而导致的自负的无知，以及本质上的虚无。
音乐和其他艺术基本上也是如此。但是这些领域都是复杂的。如果我们以建筑工程业为例，我们总是会被那些正在建设的那些丑陋、奇形怪状的建筑吓倒。但是，另一方面，就在上周，我们亲历了宏伟的Verrazano-Narrows大桥的完工和交付使用。
一谈到道德，我们就会被道德价值和道德标准的分崩离析而震惊不已。在这方面，我写了一本400页的书——道德的基础——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也许，我们这个时代最黑暗的一页出现在政治领域。我们看到了民主的倒退和政治家的鼓动，或者还有独裁的出现。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趋势：无法无天的肆意散播，群氓运动的不断回归，政府权力的致命膨胀，向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不断堕落，还有对自由的持续威胁和限制。
核弹的阴影笼罩着世界。没有人知道最终的结果如何，或者这一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但是，当我们审视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的世界时，以及生活必需品和便利设施的创造时，我们今天的成就已经超越了人类曾经认识和梦想的一切。我们不能把这一切仅仅当作物质进步而不屑一顾。甚至“仅仅的物质进步”也意味着人类、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巨大成就。就看一看它对人类寿命的影响吧!古罗马时，一个婴儿的寿命仅仅为22岁。但是，如果他出生在1900年，他的寿命就会达到47岁。而今天，他的寿命就会达到70岁。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不对现在这个时代心存感激。如果没有200年前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进步，我对房间里我们中的大多数是否会出生心怀疑虑。而且，即使我有幸成为其中一个幸运儿，我不知道今天还在庆祝70岁生日的我是否还健康如故，就像我经常想的那样，我依然青春如故。
伟大的科学，伟大的科学家
我们这个时代的物质进步不仅是人类思想的伟大成功、理论科学的伟大胜利，更是史无前例的精准、深奥和大胆思考的伟大成就。
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时代。我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从古至今十分之九的科学家仍然健在。我不知道这一说法是否真实，但是它很可能恰如其分。我知道，在经济领域，你们和我一样都认可这一说法，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经济学家，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们中的十分之九今天依然健在。
但是，这给我们带来了我们的问题。我们中那些珍视人类自由，并从事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的人却发现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竟是少数派(有些时候看起来像毫无希望的少数派)。在今天的美国，“自由主义”已经混沌不清了。美国的每一个左翼分子居然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房间中我们，不论是从词源学上，还是根据这个高贵词汇所表达的真实意思上来说，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我们才是自由的真正忠诚卫士。这两个单词——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来源于同一个词根。我们相信一下理念：有限政府、个人自由最大化，法治和规则下强制的最小化。正因为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我们信奉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自由企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简而言之，我们支持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然而，正是这种哲学，这种真正的进步哲学，不但被称为保守主义，而且被污蔑为倒退、极右分子、极端主义、伯奇主义者，在这，只有比尔·伯克利知道它还有多少种恐怖的名字。
把房间中的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可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我们投身的这场斗争的结果决定了人类文明的未来。我们的朋友，哈耶克在其20年前的巨著《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这不仅仅是对Cobden and Bright、休谟和亚当斯密、以及洛克和米尔顿抛弃。这也不仅仅是对18和19世纪自由主义的抛弃;这是我们从基督教和希腊、罗马时代继承下来的根本的个人主义，它们生动的记录在Pericles and Thucydides等人的著作中。这才是这个世界今天要抛弃的。为什么?就像我们常常想的那样，如果原因在你我，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主义和黑暗的全权主义中越陷越深?为什么我们这些信仰人类自由的人会变得如此苍白无力?
我们做的还不够好
我对此的答案无疑是过于简短的。首先，我们人数因太少而毫无希望。我们的声音被淹没在大众的吵闹和喧哗之中。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对参加这一场合的听众来说，这一原因无法让人接受，因为他们之中有很多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的伟大作家和思想家，他们不但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够说服大众。难道仅仅是因为大众不听信忠言?我是一个十足的乐观主义者，而且对人的天性充满信心，相信人们一旦意识到其明智之处就会听取意见。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丢失了一些证据，有些东西我们还没有看清其真正面目，或者说的并不够清晰明了，或者说得不够频繁。
少数派的境况总是让人很尴尬。处于其中的个人无法像多数人中的个体那样心情舒畅。如果他们想改变大众的信仰，他们就必须更出色;少数派的人数越少，他们就要越出类拔萃。他们要思考的更全面深入。他们要博学广闻。他们的作品要更引人入胜。他们要有更加引人争议的举止。但是，首先，他们要有无穷的勇气，还要有无限的耐心。
当我回顾起我的职业生涯，我发现我对自己的胆怯总是有太多的理由。我并不缺乏勤奋。我已经写作了很多书。从20岁以来的50年中大部分时间，我一直坚持每个工作日都笔耕不辍：新闻、社论、专栏、文章。我想我一定写了大约10000篇社论、文章和专栏，大约有一千万字!并且已经出版!这些字大约相当于150本中等篇幅的书。
但是，我得到了什么?我可以满怀信心的对在座的坦白说，有时我就在重复自己。事实上，可能有些人会不怀好意的说50年来我一直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正确的。本质上，我一直在讲述一件事情。我为自由祈祷，反对强权;我一直在为资本主义布道，反对社会主义;而且我用尽了所有的方式和理由来宣传这一信念。但是，和我刚开始相比，世界变得更加社会主义化了。
在《Sterne or Smollett》这本书中有一个角色——是托比叔叔吗?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对政治怨言满腹，而且每年都变得越来越愤怒，但是政治却每况愈下。而我发现自己也是每年都变得越来越愤怒，但是政治却越变越遭。
但是，我认为我不应该为自己的无能而自吹自擂，因为我有一些非常要好的朋友陪在身边。Eugene Lyons的一生都笔耕不辍，为反对共产主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现在他的《读者文摘》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读者群。然而，在他写作的这些年，每年年底共产主义都变得更加强大，并且蔓延到比他刚开始时更加广阔的地方。Max Eastman的生涯比在座的各位更加长久，他一直在写作一些伟大的诗歌散文，并且在其中显示了自己超人的语言天赋，但是却像我们大家一样无能为力，而政治后果却越来越让人担心。
但是，尽管如何，我依旧充满希望。我依旧健康，还能写作，还能写作一些不受欢迎的观点，并且我不会放弃。你们中的很多也会如此。所以我要对你们说：要有好的心情，要有好的精神。如果我们还没有赢得这场战争，那么至少我们还没有失败。
我们不息的职责
我相信在座各位中的大部分都读过那本伟大的书，乔治·奥威尔的《1984》.从表面来看，那是一本极度忧伤的小说，但是我却惊奇的发现自己莫名奇妙的大受鼓舞。最终，我意识到这一鼓舞源自于其中一个最后的场景。那个英雄，温斯顿·史密斯是一个普通人，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文人，也不是一个勇士。
温斯顿·史密斯一直在秘密的写日记，其中他写道：“自由就是自由地说二加二等于四。”现在这一日记已经被那些纳粹党发现。奥布莱恩，他的审讯者，正在对他严刑拷问。温斯顿·史密斯被绑在板子上或者轮椅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奥布莱恩只需稍微移动一下杠杆就可以带给他无穷的痛苦(向史密斯解释自己可以对他施加痛苦，并且摧毁他的脊柱易如反掌)。奥布莱恩首先对温斯顿·史密斯施加了一些稍可忍受的疼痛。然后奥布莱恩伸出左手的4根手指，说“这是几个?”温斯顿当然知道想要的答案是5.这是纳粹党的答案。但是温斯顿却只会说4.于是，奥布莱恩再次移动了杠杆，对史密斯施加了更多的痛苦，说道“再想一想。我到底伸出来几个手指?”史密斯坚决的说道“四个，四个。只有四个手指。”当然，正如我们所知，他最终还是投降了，但是在这之前他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受到严刑拷打;我们也未进班房;我们受尽了各种骚扰和干涉，但是我们仅仅是冒着不受欢迎的风险，和被人污蔑的风险。所有，在我们身处温斯顿·史密斯的处境之前，我们当然有勇气不断地说二加二等于四。
这就是我们面前的责任。我们有这样一种责任：更加勇敢和清晰的表达、更加努力的工作并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继续战斗。但是，如果没有阅读伟大的经济学家、思想家和作家米塞斯先生的作品，我就不能做得更好，他今晚的到来是我最大的荣幸。他在40年前关于社会主义的伟大作品的结尾写道：
每个人都肩负着一部分社会责任;没有人能分担他人的那部分责任。而且，如果社会正在走向毁灭，那么无人可以幸免。因此，为了个人利益，每个人都必须积极投身到这场理智的战争中去。任何人都不可以毫不关心的在一边旁观;每个人的利益都取决于最终的结果。不管他如何选择，每个人都将被卷入伟大的历史战争中，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关键一战。
那些话——神秘的预言——写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至今我也没有看到任何比那更好的新东西。
即使我们当中的年过70的人，也不能划着桨，在福罗里达的太阳下度此余生。时代需要勇气。时代需要努力。但是，如果需求强烈，那是因为危险更大。它们就是人类自由的未来，也意味着文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