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解读奥巴马

zhixun

《大西洋月刊》2012年3月刊鸿篇巨制，从历史角度看奥巴马四年任期，并评价其执政风格。已全文译出。

译者：归宿
发布：2012-03-14 06:59:45

正当奥巴马争取其第二个任期之际，关于他的两种相互矛盾的表述开始出现。他是一个有远见的、熟练的政治玩家—如同一个永远比他的对手（以及旁观的博学者）多考虑几步的象棋大师吗？还是一个笨拙的、缺乏城府的政客—一个被各种事件，二流共和党政客绑架的傀儡？现在，我们以历史的视角，来评价第44任总统的历程。
1990年代末期的某一天，经济学家奥斯坦·古斯比遇上了他生命中最惊心动魄一次飞机旅行。那个时候，古斯比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巴拉克·奥巴马刚刚开始竞选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离后来这位新当选的总统任命他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一员还很遥远。他当时正乘坐西南航空公司的航班，从圣路易斯回芝加哥。飞机在半途中遇上了风暴，有一阵子，所有的乘客都觉得自己死定了。
有一阵颠簸特别剧烈，甚至有一个没来得及系安全带的女乘客的头都撞上了飞机的顶部。紧接着又是一个急降，客舱一边的灯全灭了。飞机的上上下下越来越剧烈，一个在古斯比前面两排，50多岁的职业女性开始哀号：“我们要死了！我们都要死了！”“每个人都在左顾右盼，似乎都要崩溃了。”，古斯比最近对我说，“我却在想有什么人会出来喊：‘不，我们不会死！’”
最终这架飞机安全降落在芝加哥。乘客排队下飞机的时候，古斯比和一个系着安全带，坐在一个精神崩溃的女人旁边的年轻男生聊了起来。他面色灰白，但是却保持着沉默和克制。他是一个高中生橄榄球运动员，到芝加哥是为了参加一个学院的面试。“好险！”古斯比对他说。男孩回答到，“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难道每次都是这样吗？我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不爱坐飞机了。”
古斯比说，在华盛顿的两年里，“仿佛我就是那个孩子”。他和他的同事们努力制定政策，在近几十年来最为纷乱的政治环境中，应对当代最糟糕的全球经济危机。他会问他自己，难道一直就是这样的吗？他知道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政治和政府了。
但是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我立刻想到了另一个方面。古斯比可能觉得他自己像那个男孩，但是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却会将那个雇了古斯比的人—巴拉克·奥巴马比作那个男孩。当了4年新人参议员后，获得了一生中的第一个行政职务，奥巴马，在他47岁的时候，就要对指导世界上的这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友渡过危机，而那些更有经验的领导人却只能在一旁大喊：“我们都要死了！”
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竞选期间—事实上，在他2004年民主党全国大会发表主题演讲，成为全国政治人物后至今的七年多时间里，奥巴马一直保持着他克制的、沉着的、“缺少戏剧性”的气场。在2007年秋冬时分，他的竞选似乎从哪个方面看，都比不上希拉里·克林顿。她当时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是“唯一的”的候选人。2008年，约翰·麦凯恩选择萨拉·佩林作为竞选搭档，又重新激活了选举。尽管当时共和党人毫无疑问要负责的金融危机的阴影已经出现，麦凯恩—佩林组合仍然在劳动节后的数个全国民调中领先奥巴马—拜登组合。在9月初，雷曼公司破产前一周CBS和ABC—华盛顿邮报的民调中，麦凯恩仍然领先2个百分点。今日美国报—盖洛普在同期所做的民调显示，麦凯恩领先已达惊人的10个百分点。但是奥巴马和拜登毫不慌乱，2个月后的大选中，奥—拜组合在选举人票中以2倍大胜，在全民投票中也赢了7个百分点。谢泼德·费里设计的充满诚挚情感的“希望”海报成了奥巴马那一次竞选的官方图表。但是相对的，互联网上确有一张与之对应的，反映了奥巴马的冷淡一面的PS图片，成了佩林和民调恐慌的解毒剂。这是一张奥巴马面无表情盯着镜头的照片，下面标着“都他妈的给我滚，我赢了。”
历史是相对的。因为无论是强壮还是虚弱的印象都能很快消退，要想再次想像他们原来是什么样子，确是很困难的事。试着回想一下那些有着丰富经验的人曾经认为佩林是共和党取胜之匙，奥巴马每一个政治本能举动似乎都激动人心。我现在可以证实卡特当总统背后的真相了。当卡特在竞选初期与报纸评论员和政治老将（这些人见惯了政治人物上上下下，并且极其毒舌）私下会面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卡特是一个政治上有着非同寻常远见卓识的人物。（也许你不信，但我有做笔记）这是不是与奥巴马上任9个月时，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就把奖授给他有异曲同工之妙呢？这是不是全世界对奥巴马的浪漫主义的一次怒放？
不管他周围的事情是好是坏，无论是在他宣布本·拉登之死或是被迫与国会里的共和党人妥协的时候，奥巴马总是同样的面无表情。他如此冷静，是因为他知道前方的路该怎么走吗？还是他已经知道对手设下的圈套在什么地方了？或者他如此冷静，只是因为他像那个飞机上的高中男孩一样，纯粹因为不知道真实情况有多危急？
这是他作为竞选人和总统的最大谜团。执政时的奥巴马是不是和他竞选时一样，都是象棋大师？是不是在他平静外表的掩饰下，却有着比对手提前考虑10步，他的对手却远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输定了的能力？或者他只是一个傀儡—只是一个幸运的竞选人，现在却被政治对手重重包围，并被政治对手彻底压倒？
在总统第一个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问一问这个问题。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总统面临连任。在一个选举年，要不带感情色彩的讨论总统的表现是很困难的，但是选举结束后，要做这样的讨论却更加困难。如果奥巴马现在开始第二个任期，他在第一个四年里所做的一切都会被加上“光圈效应”。他的计划会看上去更加现实，因为他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年内通过采取一系列政策、任命政府官员和联邦法官、否决任何翻案企图，以巩固他的计划。同时，通过历史的视野，这些计划会看上去更有效，因为无论总统在前四年做了什么，都会被视为总体的计划的一部分，都会被竞选连任正名。如果一年后，奥巴马成了一个被击败的前总统，看着他的手下如何相互指责，想着怎么写他的回忆录，他的政策，又会被看作是一连串的灾难，最终导致了失败。如果是这样，在未来的一年中，奥巴马可能宁愿做“一任好总统”，也不愿做“两任烂总统”，奥巴马此举是在与“在任总统看重连任超过一切”这一固有观念对抗。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待一个总统到底是“好”还是“平庸”，往往受他们能干多长时间影响。如果一个总统不能连任，无论他实际上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会被看作“只干一任的失败者”。不信可以去问问乔治·H·W·布什，海湾战争的胜利者，或是问问吉米·卡特，戴维营协议的缔造者。
现在既然我们还不知道选举的结果会是什么样，那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并不是说奥巴马有多糟糕，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从一开始就对他疑心重重—在他就职之后，他的民意支持率最高曾达到70%，也不是在去年底这个数字几乎颠倒过来的时候说奥巴马的表现很好，很受欢迎。但是在很多人看来，奥巴马上任后就沉沦了，他的行政机构并没有取得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并且能够取得的成绩。很多学者、历史学家和政治老兵在于过去历任总统的表现做过对比后得出了这个结论，这是不是一种客观评价奥巴马竞争和控制能力的方式？
今年初，就在奥巴马对共和党控制的众院拒绝通过减税延长法案大发雷霆之后，总统“衰退任命”的候选人提名在参院被阻挠通过。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政治学家萨缪尔·波普金对我说，这可能是一招精明的杜鲁门式选举计划的开始。在即将出版的新书《竞选者—如何赢得（或守住）白宫宝座》中，他描述了杜鲁门在经历了1946年中期选举的惨败（比1994年的克林顿和2010年的奥巴马都要惨）后，如何后来居上获得成功。当时杜鲁门指出了国家存在的问题，指责国会不愿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号召人民和他一起干。自从去年底，奥巴马指责众院里的共和党人以来，他就好像是在跟从杜鲁门的计划。波普金说：“我感兴趣的是，这到底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长期战略，还是他们误打误撞用了这一招？”
象棋大师，还是傀儡？这是我在去年询问众多政治人物的问题，当时奥巴马政府正忙着和国会里的共和党人辩论，以避免国债违约。我与现任的或是曾经的本届内阁成员、前任政府官员、现任或者曾任议员、学者等进行了交谈。相比于前两位民主党总统—1970年代的吉米·卡特和1990年代的克林顿，我发现民主党对于在竞选年批评自己的总统更加谨慎。这并不是因为民主党已经变得有纪律性，当然也不是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而是他们更加担心他们的言论会产生副作用，帮到另一边。我曾经问某个曾经在奥巴马身边工作的人，能否对他进行采访，问问他有什么感受。他却说：“我不会在竞选期间说任何可能伤害选情的话。”在国会山，我问一位卓越的民主党议员，他有没有听说奥巴马作为领导者或是一个人，不为公众所知的另一面的事情？他坐了将近一分钟，说：“我宁可不说。”但是我采访的其他人，无论是国会还是行政机构内外的人士，都自愿真诚的夸赞他们在非正式的讨论和战略会议中观察到的奥巴马的表现。由于此议题对各方都很敏感，本文包含了一些我们杂志一直试图避免的东西：匿名批评。而我引用的来源，都是那些我可以信任的，并且能观察全局的人。
我读过很多总统执政的故事，有些还做了仔细分析，我完全能认识到评价现任总统有多么困难。我对于奥巴马的总体感觉是，他并没有为当总统做好准备，在气质上也与这个位置不相符。右翼对他的计划以及他当总统这件事本身都充满敌意，左翼对他的经济政策以及面对共和党人时的软弱无力感到遗憾，这都使得人们对它的政治手腕和成就评价下降—正与奥巴马上任初期对他的过分高估遥那样。准备不足，是的。冷酷到底，是的。似乎他的所有能力，在于激发和动员群众；也似乎他始终在强调，自己的团队是一流的“对手团队”。奥巴马看起来并不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善于挖掘自己现有团队的潜力，并能持续的把最好的人吸引到自己身边。
然而对总统的考验并不是看他从何处起步，而是看他学的有多快，以及如何结束总统任期。即便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起初也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现在有证据显示，奥巴马正在学习使用政治手腕，而且学的很快。但是他是不是学的足够快，可以让他有机会获得第二个任期呢？我们来年再看。
为什么总统失败了？
我们评价总统们时，一般将他们分为以下几派：激励派（肯尼迪、里根、奥巴马）、实力派（艾森豪威尔、老布什）、狡猾派（约翰逊、尼克松）、正直派（卡特）、包容派（克林顿）、坚定派（小布什）。但是最终，每一任总统都要和他的前任对比，这意味着他们开始他们总统任期的时候都是所有不足的，而前方指引的灯光却日益模糊。
现代总统都面临以下困难：所有的总统其实都从某种程度上不适合这个位置，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所有总统在某些方面都是不称职的。在他们任期的某些时候，他们要都背离自己的支持者，并遭到严厉批评。在政策都会失算，完全凭借运气或是历史机缘巧合，而不是自己的控制力。但是这些困难并不能成为奥巴马失败的借口，但是应看到他的进步。
总统必然会失败，因为在当今现代通讯发展和全球责任下，想要不失败要求有极高的天赋和学习能力，这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事。这需要通常语境下的“聪明”—快速分析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以及决绝长期的“老大难”问题的能力。（朝鲜最新的挑衅有多严重？医保支付返还里面@#@#！#！@#！）总统需要言辞清楚，同时又要有良好的口才，这样他才能在国内外讲清他政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同时，也可以让政府内部的官员理解总统的关注重点在哪，这样才不至于官员制定政策时一有争议就请示总统，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总统需要有同感心和足够的情商，这样他才能无论是在华盛顿与自己的本党同志或者政治对手做政治交易，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与别国领导人做面对面谈判时说服对方，否则会被人说，这个总统很“弱”，这个国家的领导力存在问题。他需要很自信，但不莽撞，思想开放，但不做“墙头草”；有决心，但又知道变通；有历史视野，但高度关注现实；仰望星空，但脚踏实地；自律，但不刻板。他要身强体健，不易得病，在凌晨3点接到电话时还能保持清醒—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不借助药物每晚还要睡的着。
理想情况下，他会认识到，他位居整个体制的中心，就像皇帝或者天神一样，但是他仍然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弥补。心理分析学者贾斯汀·弗兰克继《布什心理分析》后又写了一本《奥巴马心理分析》，试图寻找每个总统长处和短处的心理根源。小布什：始终渴望获得疏远母亲和成功父亲（最终小布什成功连任，在这点上比他老爸成功）的认为。奥巴马：冷淡，缺少根。因为他没有父亲，并且始终是个局外人。
对于这种心理分析，你可以认真对待，也可一笑了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对于每个参加过竞选的总统，你都可以说他心理不正常—福特除外，他从来没参加过竞选，老布什也有可能。我所听到的关于对奥巴马个人风格的批评，都是从下面这种调调开始的：他除了跟几个老朋友和顾问关系好外，跟其他人都很疏远……
通过新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往往可以发现是什么制约了他的总体施政。小布什自制力很强、果断但是有点偏信。里根雄辩、果断但是理性分析能力较差。类似这种还可以列很长。很多总统获得了第二个任期，就觉得自己在政治史上算是成功了。结果他们之前的一些失误反而产生了更恶劣的结果。克林顿被弹劾，里根的“伊朗门”，尼克松被弹劾及被迫辞职等等。（当代唯一的反例是小布什，他的一些愚蠢决断都是在第一个任期发生的，比如入侵伊拉克、医保D条款事件、副总统权力过大等等，他的第二个任期倒是有所拨乱反正）
关于总统的另一个残酷现实是：新总统变脸总是超级快。他们上台之后，无一例外都忘背叛了自己的支持者。以奥巴马为例，他上台后与华尔街和解，仍然在阿富汗驻军，并延续了布什时代的安全政策。
尽管这些很招人烦，但这就是历史范例。在最近的共和党初选中，小布什的名字很少有人再提了，因为一个关注债务、赤字、大额政府援助的党不能轻易自揭老底。克林顿现在都是像民主党的太阳王和救赎者。但是在台上的时候，克林顿却因为对福利改革的支持得罪了不少自己的选民，他的个人形象在民主党中期选举惨败后才有所提升。克林顿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初，本刊曾刊发封面报道《克林顿干过的最糟糕的事》。作者彼得·艾尔德曼，曾经是克林顿内阁高官，后因抗议克林顿为了让国会通过福利改革法案而与金里奇妥协愤而辞职。克林顿离职后，《大西洋月刊》记者杰克·贝蒂曾这样写道：“听听克林顿，他有魅力、敏锐和智慧。上周他在小石城总统图书馆开馆仪式上的演讲，让人们感觉到，他的头脑、心理和演讲，无不证明他有做总统的天赋，这都跟现任总统小布什形成鲜明对比。”
老布什决定增税平衡赤字—这跟他的“读我的嘴唇！永不加税！”相违背。这让保守派感觉很受伤，所以在党内就遇到了布坎南的猛烈挑战，大选中又遇到了第三党佩罗搅局。里根第一年减税，此后七年都在加税。卡特背叛了左派，于是在党内初选时与泰德·肯尼迪一场恶战，使其实力在大选时严重受损。这些同样可以拉很长的一串列表。
说了怎么多，并不是要为奥巴马那些伤透了支持者心的政策辩护。这只是一个提醒，每个总统上台之后，都会采取一些会激怒其基本盘的政策。但是回头看，有些政策使他们成了政治家（比如中国之与尼克松），有些则是战略性错误（如越南之与约翰逊），有些则为政治活动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如克林顿在共和党94年大胜后提出的“三角系”）。这项政策才出台之初都激怒了支持者，但这些愤怒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因为每隔四年，人们更是制度性的遗忘历史。最终，每次选举的问题都是差不多的。他们不会问：“这个总统能达成他多少承诺？他要用什么做交换？”而是，“这个总统和上一个有何不同？”
对于评估总统，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现在预测他们政治生命和连任结果如何要远比以后回过头来讨论他们当时应该怎么怎么样要困难。通过近20年的宣传、渲染，现在每个人都“清楚”希拉里的医改方案对克林顿政府绝对是灾难。但当时这个方案第一次被递交到国会的时候，很受欢迎，而且很多人都看好能通过（有疑问？1993年9月，当这个方案刚刚被披露的时候，资深政治分析师威廉·施耐德写道：“叫好又叫座！克林顿总统的医改方案太棒了！知道的人都会喜欢！）但是这个方案披露两周后，“黑鹰坠落”事件发生，国防部长被迫辞职，政府内部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一年后，金里奇带领共和党人占领了众议院，克林顿医改时代结束。你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奥巴马强推医改过关—这也是他第一个遭众人批评的政策，因为这在民主党政府老人看来就是伟大成就。
与此类似的是，这不禁让人想起里根痛扁卡特的往事。我们都知道里根在1980年拿下44个州大胜卡特，1984年拿下49个州更是压倒性优势战胜蒙代尔。但是卡特—尽管人质危机和高油价、烂经济，尽管泰德·肯尼迪和第三党安德森的挑战严峻，他跟里根还是基本齐头并进的，直到选前几天，卡特民调还胜过里根。
更有甚者，1972年尼克松大胜麦戈文，但是选前不到6个月，尼克松感到不是很有把握，于是派毛贼进入水门大厦民主党竞选总部试图获取更多优势。老布什挟着海湾战争之后89%的高民意支持率，连任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也根本没把克林顿放在眼里。四年之后，克林顿遇到的是今天奥巴马类似的情况：在选举年伊始，支持率只有42%，克林顿似乎遇到了麻烦，但是他却大胜。
不管奥巴马的优势和弱点有多么明显，他在未来选举中的命运和成就都取决与运气和他根据其表现所做出的调整，抑或未能做出调整。这一点太明显了，除非整个政治分析业都忘了自己糟糕的业绩。曾担任过两年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的劳伦斯·萨默斯，就对奥巴马的健保立法做出过类似的论断。“如果他能成功连任，那么40年后，这个立法就会跟医保一样，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奥巴马输了，萨默斯说，特别是保守派成功翻案并做出修改后，“健保法案就会被看作奥巴马用力过猛，骄傲自大，并用以证明这个内阁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竞选中，奥巴马有运气—也有竞选技巧，但是甚至在他的内阁上任前，他的坏运气就开始了。“他接管了一个他永远不希望接管的国家。”前参议院、总统竞选人加里·哈特这样说，“奥巴马政府的问题可以追溯到2008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在他竞选的最后几天，他才突然发现他要改变的是他一直追求的东西。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奥巴马的这个任期将是什么样子。”
每个总统都不太适合这个岗位，但各有各的不适合法
奥巴马到底有什么弱点？我听说的，以及我观察到的，有以下4个方面：
经验不足：奥巴马缺少行政经验，导致其缺少政治本能，借鉴前人的经验也有所欠缺—尽管他任命了一堆克林顿政府时的老臣，而且他也很受这些满脑子90年代价值观的智囊的影响。这从他上任第一年应对金融危机和与国会中茶党摊牌导致共和党夺回众院控制权就能看出来。
冷淡：看上去平静，却给人疏远的感觉，私下沟通交流的时候也不让人觉得踏实。
安于现状：尽管在健康、外表和演讲的华丽言辞极其关注，但是在控制情绪和公众政策宣讲方面没有什么提供，而且还是在优秀团队的帮助下。
象征性错位：奥巴马个人的成就赋予了总统任期过多含义。选民对于奥巴马期望值过高，很多选民期望的改变奥巴马自己都没考虑过。
以上几条每一条都可以长篇大论。学者肯定是可以的。这下是一些可能用到的材料。
关于经验不足：加里·哈特说：“一切的关键是他只是个草鸟参议员，而且还是个当第二年参议员就开始选总统的人。”“州长当总统相对容易，但是参议院是一个理想的……遇见新思想者的地方，听听远景的事情，构建自己信赖、可以利用得上的人脉网络。但是他开始竞选的太早了，这一切都没来得及做。”
很多人指出，克林顿当选总统时虽然比奥巴马还要年轻，但是通过当12年州长以及满世界做交易，建立了一个顾问、朋友和智囊网络。当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已有成千上万的人认为自己是FOB，即比尔之友。如果你要问他们，谁是除了希拉里之外克林顿最好的朋友，那你会得到无数个答案。而奥巴马就没有那么多巴拉克之友了。我问了很多人，除了米切尔之外，谁是奥巴马的亲信？答案只有瓦里·嘉瑞特，奥巴马在芝加哥的朋友和现任白宫高级顾问，有时候还会加上战略顾问大卫·阿洛德。因为他自己的顾问网很有限，而且作为和希拉里党内恶战的结果，奥巴马继承了很多希拉里的顾问和团队成员。
“在任何新内阁里，竞选中的工作人员，都能获得第二等或者第三等的职位。但是对奥巴马来说，他有自己的芝加哥帮，但是他的顾问和政策制定的位置，如佩德斯塔（克林顿时期白宫办公厅主任，奥巴马交接团队主席之一）和拉姆·伊曼努尔（克林顿时期顾问，奥巴马第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以及在国务院、国防部、国安委，都是克林顿的人，这简直就是第三个克林顿任期。”
这种情况有些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健康的。任何一个内阁高官，在下一次本党执政都是，都是高级职位的天然候选人。区别在于，奥巴马无法提出自己的人，这些职位都白白给了克林顿的人，用以完成他们未干完的事。有人对我说：“第一年时，有人说，这不是我们在90年代时候就试图干的吗？我们再来试试吧！这些都是我的人！”一个与白宫顾问关系密切的人说：“起先，你会发现这全是克林顿时代的经济学家技术官僚”萨默斯、奥斯扎格、盖特那等等等等。“这样的危险是，一个人犯了错误，其他所有人都同意，然后他们都一起犯同样的错误。”
另一个有着在全国层面公职经验的人说，每个新总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最决定的决心，因为每天需要他决策的事情都是政府部门的其他人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是，那些只经历过竞选没担任过公职的人总是以为自己可以“迅速改进决策过程，提高决策水平”，但事实上，就职后他会发现，整个政府体制的惯例对决策的影响要更大。奥巴马经常强调他就职后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对于一个经验不足的总统来说，真正的困难在于他要迅速做出如此多的重要决定。对华尔街应该多强硬？应该怎么推进经济刺激方案？应该给国会多少时间研究健保法案？应不应该相信共和党人会如何配合？应该拖延能源和环境计划多长时间？—这还只是奥巴马在国内问题上要做出的决定。
现在看来，至少说有很多决策是欠考虑的。他应该对华尔街再狠点，对于制订健保法案应该再紧迫点，对于共和党人在国会阻扰法案和提名应该再警惕些。
冷静—或是冷酷？
我们下一个吐槽的是冷酷。一般来说，政治家偏好左脑的东西—思想、利益，但是感情、希望、风险是与右脑相关的。华盛顿的政治运行其实是建立在数不尽的感情交换之上的：谁能和白宫人员一起在肯尼迪中心看戏？谁能得到一幅有总统签名的照片，挂在办公室的“荣誉墙”上？
“奥巴马总统的高智商和他的情商不太相称。”一个长期在政府内工作的人这样对我说。“令人惊奇的是，对于领导了一个如此激动人心的竞选过程的人来说，他缺乏和人交流的能力是很令人奇怪的。”在不那么显耀但是很重要的“零售”政治层面，民主党的议员们早已诟病奥巴马的麻木，以致于需要他们主动“要”一些实惠，而如克林顿和老小布什这类的政客都是毫不犹豫的主动提供。一名高级筹款人，其实他已经没必要向政府要什么了，却一直在等着被邀请访问白宫。最终他被邀请游览白宫，却是和一群在竞选中做了一些辅助工作的人一起。“总统走进来，他坐在情况室的前排椅子上，他和其他人一起听，然后他走出去了，什么也没说。”另外一个熟悉这个活动的人说：“人们宁可没接到这次邀请。”我从好几个生气的议员和支持者那都听到了这个故事的类似版本。
你可能听说过谁在掌控白宫这种说法。但如果你有一点点内向的倾向，你就会对那些不爱抛头露面的人产生同情。克林顿，就是指导隐藏自己的人。奥巴马和老小布什不太一样，但和克林顿类似，都据说是猫头鹰。但是在私下，克林顿会打电话，会跟朋友大牌，会侃侃政治或者历史八卦，或者干一些其他与人互动的事情。但奥巴马业余时间却会专注的看书或者论文，要么就是上网—和我们一样看博客或者是新闻网站。这些都像一个茧一样牢牢的把总统包住，让他和美国普通人的生活隔离开。
去年12月美国广播公司的芭芭拉·沃尔特斯在采访中把奥巴马称作“斯波克先生”，总统看起来还很介意，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他说，“如果公众认为他是个冷漠的、斯波克一样的、非常理性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非常敏感，随便什么东西都能让我咳嗽半天。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最有挑战性的部分，就是人们非常喜欢你在感情上能够外露，如果不能用戏剧性的方式表现出你的感情，就没法透过电视屏幕传达出来。”
不管他认为是什么掩盖了他的真实感情，但是他没法表现出来，或者透过电视屏幕传达，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领导力。有一种说法可以解释：奥巴马没有同僚。在过去的四年里，他至少有两次通过他语言的感情力量和表现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意见，在政治上挽救了自己。一次是在2008年3月，当媒体围攻他的激进牧师“该死的美国”怀特，差点终结他的竞选。当时奥巴马通过在费城的演讲，阐述了种族在美国的真谛，不仅是一时，而且是到竞选的最后都发挥了作用。他让他的混血身份成为了这个国家本质的象征。去年一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奥巴马当时似乎比16年前的克林顿还要惨。但是即便是他的对手也为他在众议员吉福茨被枪击后在图森的讲话喝彩，因为那个讲话沉重但又治愈人心。保守博客林恩说，这个讲话是“精彩的、迷人的、得体的”。曾担任里根撰稿人的波德霍兹在《纽约邮报》上刊文指，总统的讲话是“美丽而又打动人心的”。从政治上说，这是奥巴马从中期选举的灾难中复活了。
吉米·卡特，和奥巴马一样都是左脑动物，但是却没有类似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但是这些演讲是远远超越奥巴马日常表现的。他擅长涉及到法律和种族之类的宏大议题，但是经济不是他的强项，经济危机就更不是，但这却是他任期内国内首要议题。奥巴马竞选总统的时候，最紧急的议题似乎是战争与和平，最多加上美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形象问题。但是结束任期时，他面临的问题是工作、工作、工作。而这个问题，无论是从政策上还是语境上，奥巴马都很不适应。
“当人们付不起房贷、付不起医疗保险、没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的时候，政治就改变了。”蒙代尔说，“对于一个家庭的支柱来说，没法工作和供给家庭是很羞辱人的事，人们在此问题上很难一直保持理智。它可能会引爆政治。”蒙代尔说，直到中期选举之前，奥巴马在那些正在受苦的人眼中，还像一个“冷漠的、缺乏自信的总统。但是蒙代尔相信，奥巴马现在已经改变了。
另一个民主党老牌政客告诉我，“总统在美国政治体系中是唯一一个代表全体人民的，要学习如何能更好的代表人民，还真不是靠智力就能完成的事。你必须要与人民有同感心，理解他们正在经历什么。你必须要抛开你的顾问、民意测验专家给你提供的套话，直达问题的核心。但是我们在奥巴马身上没看到这一点，我们看见奥巴马尝试着去做，但总是很蹩脚。”
对天分沾沾自喜？这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可能都是致命伤，但是对于本届政府来说，倒是令人惊讶。本届政府中，有一个前参议员和总统职位争夺者出任内阁部长，另一个内阁部长是诺贝尔奖物理学得主。本届政府还吸引了一个极具潜力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出任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岗位。在其他领域，本届政府还有类似彼得雷乌斯、盖茨以及去世的霍尔布鲁克这样的人才。但是这有一个典型案例，我听过好几次：就在中期选举之前，拉姆·伊曼纽尔宣布他将辞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去竞选芝加哥市长。就在威廉·戴利—他父亲和哥哥都曾任芝加哥市长，接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一职后不久，他去向奥巴马做报告。他说，你明显能感到共和党在崛起。部分问题是你的团队还不够好。你必须要把最好的人聚集到你周围，必须要有改变。
奥巴马想了想，几天后又把戴利找了回来。“我喜欢我的团队。我和现在这些人一起共事很舒服，并没有误解，我说我喜欢我现在的团队。”（白宫拒绝评论此则消息）
“让他感觉舒服的人，都和他存在同样的经验不足。“一名资深政客说，“在感情上依靠好人、聪明人，但并不是最好的人，这就是他的缺陷。”对于瓦拉里·贾瑞特在总统公事和私事中的中心位置，有很多讨论。她的支持者说，她是一个他们可疑信赖依托的伙伴。她的反对者说，她的无处不在正反映了总统人际圈子狭窄。
同时，如果你曾经跑过政治圈，你就会听到对每个白宫顾问的抱怨：这个喜欢吵架，那个太神经质。这在卡特政府里，都叫能力不合格。记录显示，萨姆斯曾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过反对意见：“有些白宫顾问是很有组织纪律性的，但是总统对他们很疏远。而总统平时亲近的那些人，却都在多多少少有些不自重。”他说，奥巴马的举动，是很有特色的。他同时说，奥巴马的团队突出特点是总统个人参与很深，同时又有良好的组织秩序。但这只是少数意见—尽管奥巴马的竞选很成功，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但“天分一加一小于二”却不是我期望听到的抱怨。
象征性错位？奥巴马当选的那个晚上，在那篇激动人心的演讲中，奥巴马说：“美国已经变了！”他谨慎的说，当选只是开始，前方还有艰苦的工作、会有失望还会有—他没用这个词，妥协。但是每次总统选举当选都像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更可况一个年轻帅气的黑人知识分子当选为总统，不可避免的被人期望在政策上有大的改变。“我理解他个人成就的伟大之处，我对他表示祝贺。但是说实话，这是件错事。”一名民主党高官说，“他应该解释，他为什么一当选就说斗争已经结束了，他从来没担任过公职，为什么要说美国已经改变了？”
在他当选前，《大西洋月刊》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对一切说再见：为什么奥巴马如此重要？》，安德鲁·萨利文指出正因为奥巴马的身份，不只是代表种族融合而是代表新一代，一个没有陷入1960年代开始的文化战争中的一代人，无论他的政策怎么样，他的当选本身就是伟大的事情。除了他早期反对伊拉克战争—正是这个举动使他比希拉里更像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政策要比克林顿以及其他民主党人要右。比如说，他攻击希拉里的健保计划因为其包括“代理购买保险”的部分。在新汉普夏尔初选获胜后，他对CNN记者说：“如果代理是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代人买房子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
没人记得。如果一个人看到奥巴马高举着希望的大旗参加竞选，就不可能不对他抱有希望，而如果是约翰·克里、希拉里·克林顿或者乔·拜登当总统，这些希望是不会出现的。如果奥巴马今年输了，他毫无疑问的将被定义为令人失望的总统—不仅仅因为输了，还因为在如此浪漫的竞选后却选择了如此平淡的执政风格。去年底哈维尔去世，纽约时报报道说哈维尔曾在奥巴马就职典礼后与其短暂会面，其间哈维尔警告说，“无限的希望”对于一个领袖来说可能是危险的。哈维尔说，“失望……会演变为愤怒和憎恨。”时报报道，奥巴马对哈维尔说，他已经“切实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
奥巴马做了什么……
在奥巴马的对手眼中，这一年从某些方面来看奥巴马的表现完全不合格，从另一些方面看他又有效的可怕：在保护国家利益方面软弱无力，却又强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最失望的事是他取得的成绩远远小于他当初承诺的“希望”。一年后，我们会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
我现在能得出的结论是，奥巴马已经显示出了我们希望一名总统有的主要特性—可以成长和适应，这个特性可以让他连任，但却和他的目标背道而驰。随着事情的发展，他越来越能证明在竞选中表现技巧并不只是侥幸。
前任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奥巴马的早期支持者汤姆·达施勒说：“他做的三件重要事情最难评价。”奥巴马曾提名达施勒担任健康和人口部部长，领导健保法案的起草，但是达施勒后来在收入税证明上出现了问题，被迫退出提名。他列出了奥巴马的三大成就，这些也经常被奥巴马其他支持者提到。
第一个是负面成就：避免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形势更糟。吉姆·韦伯，在小布什政府第一轮援助时曾任参议员，说他曾询问一些他信任的经济学家，现在应该做什么？“他们每个人都说，你必须要投票支持援助！有一位说，这些人是该接受惩罚，但首先你得让这个制度从灾难性错误中恢复过来。”
第二个成就，达施勒称之为“大幅提高了美国在海外的形象”。尽管现在每天都有美国在国际上的问题的报道，包括与巴基斯坦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到处都是“美国是否在衰落”的讨论，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掩盖奥巴马任期内美国软实力大幅提升的现实。举例来说，根据皮尤统计数据，2008年德国对美国持正面印象的人占31%，在法国占42%，在日本占50%。去年的数据是，德国占62%，法国占75%，日本占85%（日本的大幅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在日本海啸和核事故后提供的援助）。这些改变，会对美国理念和利益产生改变，但是在美国国内政治辩论时很少被提到。
最后一点，达施勒认为，极富争议的健保法案以如此微弱的差距获得通过，如果奥巴马连任成功，将和医保一样成为民主党总统又一项社会改革和立法成就。当然，达施勒在这个法案中出了力，有一定倾向性。但正如萨默斯说的，“我相信以后会有辩论，奥巴马的前两年任期是不是自1965-66年林登·约翰逊甚至是1933年-34年罗斯福以来最伟大的。”
我采访的其他民主党高层，包括1984年争夺总统竞选提名权的加里·哈特和沃尔特·蒙代尔，以及1988年赢得总统提名的杜卡基斯，都和我强调奥巴马在如此糟糕的经济形势以及共和党百般阻扰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对奥巴马也有批评和建议。杜卡基斯认为应该对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有更多投入，并作为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如直接招募老师、社区医护人员以及道路维护工等。“在我所知的其他衰退中，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就业的投入是对抗失业率的重要手段。”他说，“我相信应该每隔一年乃至半年就对人民实施就业率普查，然后帮助他们找工作。如果没有工作，就要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但是，对于今天的共和党人来说，提供公共服务工作都成了布尔什维克政策。”—这种说话稍微有点高估了共和党人对直接创造就业岗位的反对意见。蒙代尔希望奥巴马能够对银行加强监管，并能提前一步启动行动应对共和党人对健保法案的阻挠。哈特遗憾的是，奥巴马未能更强有力的推动冷战模式军事战略的转型并控制国防预算—这是哈特自1980年代就开始在国会推动的事，以及没能更快的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我还会加上奥巴马政府推动政府人事任命不力。三年里，奥巴马政府任命官员太少，导致政府官员岗位空缺过多。这一方面反映了共和党对其提名阻力很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奥巴马自己不愿意争取。
测试案例
所以，我们从哪可以看出奥巴马的总统之道？在外交政策上，总统可以推行他自己的战略，他表明他确实有一个可以可以执行的战略。在国内经济管理领域，他已表现出的越来越娴熟，这跟他那个气质完全相反的前辈—哈里·杜鲁门倒是令人惊奇的相似。
和任何一个总统一样，奥巴马在外交政策上也有尴尬和失败的地方。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已经接近历史最低点，甚至可能更糟糕的是，很多以色列人感觉他们不能相信奥巴马。但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认为，奥巴马被内塔尼亚胡耍的团团转。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更为恶化了，阿富汗的局势得到了控制，但是离解决还有很远，同样还有伊朗。但是他的三年任期里，奥巴马在外交上没有出现大的灾难或挫败美，同时还出乎意料的很多领域取得了突破。如果要列一个成功或者没变的更坏的列表，应该包括如下事项：
·体面从伊拉克撤军
·在阿富汗问题上取得了平衡：既避免了来自军方和批评又启动了撤军进程。
·妥善处理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包括击毙本·拉登事件的余波
·总体上鼓励了“阿拉伯之春”，但又保持了合适的距离
·在欧债危机中支持欧洲国家，又避免了指手画脚
·与中国关系的基础更为坚实，这可能是一项21世纪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共同的任务。
最后一项我从奥巴马政府上任之初就开始观察，当时我还常驻北京。与尼克松对中国的政策类似，我觉得奥巴马的政策最终也会被人牢记—硬实力和软实力巧妙运用、既鼓励又威胁、既敦促又保持耐心，加上深思熟虑，又保持效率以及误导。各种细节是很丰富的：
奥巴马开始任期之初，中国的官方开始变得自鸣得意而且骄傲。取得巨大成功的北京奥运会刚刚过去，美国的金融海啸象征着超级强权的衰落，世界更加依靠新买家—中国。由于中国高度依赖出口，其劳动力市场遭受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冲击巨大。但是中国很快就恢复了过来。美国人和欧洲人对施加经济刺激计划犹豫不决，但中国人先走一步并且迅速落实，为上百万人创造就业，扩大基础建设投资。
2009年11月，奥巴马对上海和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乃至世界媒体都把他惯常的低调看做谦卑的表现。《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把奥巴马的谦卑举动和克林顿当年在江泽民面前提及“六·四”事件的高调行为进行了对比。
然而就在奥巴马礼貌的倾听中国新强权的讲话的同时，他政府里的其他官员正在采取积极行动，重建美国影响力，特别是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中建立切实、可感觉到的影响力。在奥巴马、希拉里、盖茨、盖特纳等人的每一个正式演说中，美国都明白无误的传达一个讯息，即美国欢迎，而不是害怕中国的崛起。这一点是直接针对中国人的猜疑：美国会竭力阻止中国的崛起，因为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象征着美国的衰落。
尽管很多中国官员对以上说法仍表示怀疑，奥巴马政府还是明确无误的传达出了以下观点：我们欢迎你们的崛起，但是我们在以下事情上存在分歧：网络监管、汇率、污染，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而不是中国人一直认为的威胁。
奥巴马访问中国后数月，一些中国军事和外交官员开始相信他们吹嘘拍马的媒体所说的话，中国开始急速扩张：挑战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领海，宣称对南中国海以及太平洋拥有霸权，通过更加粗鲁的语言和行为激怒了从俄罗斯到缅甸到澳大利亚的一连串贸易伙伴。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与这些国家改善了关系。当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部分抵消了这种努力，但美国仍能在亚太这个世界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地区保持存在。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是比中国更好相处的地区势力。
奥巴马“丢脸”的上海、北京之旅两年后，中美关系和后尼克松时代一样，成为一种合作和紧张关系的混合体。但是美国与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比伊拉克战争之前好很多。2011年底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奥巴马宣布在澳大利亚东北部达尔文派驻海军陆战队，震惊了中国领导人，但却受到了地区国家的普遍欢迎。
这个战略是孙子兵法式的，即在达到目标前保持耐心：重建美国软硬实力的同时，却对中国人摆出笑脸“我们欢迎你们的崛起！”“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决定性的外交胜利。”博得学院的沃尔特·米德在奥巴马宣布在澳大利亚驻军后如是说，“在外交领域，这是奥巴马时代，奥巴马的政策从设计到执行毫无漏洞。”
在外交领域，奥巴马已经学到了任何一个现代总统最终要做的事：不管有多危险、多紧急、有多大的困难或者有生死风险，外交事务总要越来越多占用总统的注意力和热情。在国际舞台上，他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不是陷入内战的党派。其他国家爱的领导人或许很难相处—卡尔扎伊、内贾德、内塔尼亚胡，各有各的风格，但是一般来说他们不能像米奇·麦康奈尔或者罗杰·阿莱那种羞辱总统。他可以考虑一些伟大的思想，宣布一项大计划，不用考虑当下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他可以尝试一些长期战略，如奥巴马对中国，可以掌握政策工具并尝试使用—通过军队、外交机构、情报机构以及其他国家安全部门都由他掌控。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自二战以来“国家安全”议题越来越重要。国防预算、情报和监视网络、私人军事承包商、非常规战争，这些和其他一些行政工具就和棘齿一样。一些总统迅速对国家安全议题产生兴趣，比如小布什在“9·11”事件之后。但是没有总统从这个议题上后退。所以总统更爱在更能大施拳脚的国际问题发挥作用，而不愿意解决恼人的国内问题。尽管奥巴马反对伊拉克战争，并正式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但他其实扩展了军事力量的范围，从他单边（而且基本成功）介入利比亚以及加大无人机使用频率都是如此。
与此相对的，想一想国内问题，特别是在经济管理上。表现奥巴马“象棋大师”的地方是他没把事情搞得更糟。关于他“傀儡”倒是有争论，有人认为他只是金融危机、狡猾的对手、他自己经验不足的受害者—如此这般他可以在政治上幸存，如果真实如此，他还真得感谢他自己的笨拙和共和党的反对。
对于奥巴马失败的标准看法是，扭曲的国内政治环境，加上他在经济管理和政治战略上的一连串失误，产生了更为糟糕的后果。
·他的政府低估了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及后果。
·对于经济危机反映不够，承诺经济恢复太快
·庇护了制造经济危机的金融家，过快的掩盖了他们的损失，改正太慢
·错失了在与国会的宝贵“蜜月期”内与其达成妥协，解决健保立法的时机。
·天真的认为国会内的共和党人也妥协并一起解决问题，这深深的伤害了其同盟，并给人留下了奥巴马为达到其经济目标毫无原则性的印象，甚至更糟。
·拖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共和党人用长篇大论的发言阻扰其提名和议案的通过，这一点非常致命。即使在看到共和党的人这些举动后，还默许这一举动，并不尽力去争取让提名通过。（伊丽莎白·沃伦是典型例子），自己也不通过长篇大论予以反击。虽然2010年的惨败后有所改观，但还远远不够。
·自我毁灭式的接受共和党关于联邦赤字是国家最大威胁的说法，特别是在削减预算会导致失业率和衰退更为严重的情况下还怎么做。而且最终这些都发生了。
·由于信任新任国会共和党多数派领袖，导致一场灾难，现在奥巴马“有义务去治理”，不用冒着摊牌的风险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这个列表还可以继续拉，但主要出于两个原因：总统和他的团队不知道他们遇到的是什么问题，他们始终要落后于今日华盛顿的政治斗争。
什么是可能的相反案例？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总统自己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白宫数次拒绝了我们的采访）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倒像是对两党合作精神失败的安慰剂；他不该轻易的相信政治是如此的纯洁。但是在他遇到的，有非常不幸的事情（他继任后面临的大环境），也有非常幸运的（共和党没有强力政治人物），奥巴马在三个重要问题上表现的非常精明，也构成他幸运的一部分。首先，他始终专注于最重要的东西，从名义上说，是避免另一次经济衰退，但实际上他评估发现一些政策可能导致更大的风险时，他妥协并且退缩了。其次，是他并没有完全吸收共和党的抨击，可能是因为他很虚弱或者完全无所谓。他可能认识到，他树敌的原因可能是在2008年的初选中太高调了（就和克林顿1995年初选中的表现一样）。最后，所有的总统继任时都有不适应的地方，但是他适应的比预想的要快很多，控场能力也越来越强。很显然，这些并没有让他的死忠增加他成为第二个林肯的希望。但我相信以他们自己的定义也会有差不多的分析。
第一个争论点—从头至尾奥巴马选择了他认为最能减轻对经济冲击的政策—，根据正常的政治逻辑，对于一个在任总统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经济减速，这正是奥巴马竭力避免的，在他在任的三年，他竭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如果奥巴马政府在上任之初就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决策方式，不是对华尔街如此温柔，也是完全合理的。早期在信心上的失败，也是朗·萨斯金德的《有信心的人》的主题，事实上，每一个接受我采访的人都说，这给本届政府制造了连续的、标志性的问题，而且政府再也没从中恢复过来。事实上，由于使用公众的钱保证那些制造经济灾难的人的损失引发了“道德灾难”。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去年的“占领”运动。
一位熟悉政府经济政策的人士告诉我，“给银行重新注资是个好主意，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们获利设置足够多的限制。最终导致没法对那些赚了大钱，颠覆了政府两次（一次是2008年，一次是2010年）的家伙下狠手。”
让整个制度仍保持正常运行，是在金融援助早期，同时也是在后来是否关闭政府以及提高债务上限时的指导方案。在最初的援助阶段，奥巴马的反应自然受技术官僚圈子的很大影响。从他们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亚洲、拉丁美洲金融危机中获取的经验，像萨默斯、盖特那、奥兹扎格等人都将其工作看作急救，或者救火。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控制紧急局面，因为如果首先不这么做，空谈可能会导致什么结果没有任何意义。“拉里、蒂姆、彼得—当他们听说限制红利或者赔偿时，他们会想，这些都是合同上写的，我们不能违背合同！”一名不愿具名的政府官员说，“但现实情况是，问题很大，经济很糟糕，难道我们想在灭火的同时还制造敌人？通常情况下，只要经济增长，他们不管什么都会做。”这在危机情绪中是有些道理，同样会对另外一些人产生很负面的影响。
这在与国会摊牌以继续政府注资，以及提高债务上限避免违约时也是如此。在2010年中期选举，共和党获得众院控制权后，政府的谈判队伍就主要依靠克林顿时代的老臣，也就是以前曾经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打过交到的那拨人。接替萨默斯出任首席经济顾问的基内·斯皮林在克林顿时期也做过同样的工作，贾格布·利乌，接替彼得·奥兹扎格出任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威廉·戴利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他们都和纽特·金利其在1995年带领新共和党人占领国会、导致政府关门时与其过过招。贾森·福曼，现在是斯皮林的助手，在克林顿时期也是经济智囊团队中一名年轻助理经济学家。
正当他们竭力试图与众院议长博纳以及其领导的新的多数派在预算上达成共识之际，他们似乎是华盛顿最后认识到环境大为改变的人。54名新的共和党众议院到达国会山，主要都是靠着金利奇帮他们得到了议员位置。或者他们都认为他们是：金利奇的“与美国有约”成为那一年共和党横扫全国时所用的统一口号。当克林顿坐下来与金利奇谈判的时候，达成的协议都是管用的。
但是奥巴马团队得到了越来越明确的信号—首先是在春天的预算谈判，然后是在夏天的国债上限投票，接着是在圣诞节前因收入税法案的对峙，博纳只是个光杆司令。63个新任共和党众议院都不欠博纳的。很多新任众议院参选正是因为反对华盛顿陈腐老牌的气质，其中就包括了“老大党”的派头。“茶党不想要交易。”奥斯坦·古斯比说，“全世界都知道，违约是很疯狂的事，会彻底毁掉经济。达到债务上限，会使政府很大程度上无法正常工作。但是这就是他们想看到的。他们不玩虚的。”
如果保持经济增长对于奥巴马来说如此重要，那为什么最初的经济刺激方案“只有”8000亿美元？“现在可以看的很明显，如果刚开始就有更多的金融和财政投入，事情会好很多。”萨默斯去年说，“这就是我对经济现象的理解。但我的理解在政治专家眼中是完全不可行的。伊曼纽尔告诉我，在奥巴马竞选期间以及继任后的一个月内，“经济刺激方案从4000亿美元跳到8000亿美元”。回过头看，似乎还应该更多。但是，伊曼纽尔说：“在提交给国会的报告里，“谨慎注资”和“疯狂投资”的界限是8000亿美元。少一美元，你就是政治家。多一美元，你就是不负责任。”三个投票支持刺激计划的共和党人—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和奥林匹亚·斯诺以及快要变成民主党人的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斯派克特都抱怨刺激计划太大了，吉姆·韦伯以及很多其他民主党人也都这么说。
奥巴马能扮演杜鲁门吗？
第二个与奥巴马相关的议题是，奥巴马目前在连任选举中一骑绝尘，还没人能对他构成挑战。这给他提供了锁定其成就的机会—却避免了一场战斗。奥巴马还没有写《父辈的梦想》的总统结局，可能再也不会写了，因为我们都把他看成党派纷争的悲剧。他超脱的姿态是其崛起的前提。当他2004年在波士顿民主党全国大会发表演讲时，我就在现场。“没有什么自由美国，也没有什么保守美国；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大厦在欢呼声中被建起，如果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当时说的不那么坚定团结，他是不会成功的。
但以上所说的是彻彻底底的空想，甚至连部分现实都达不到，奥巴马上任后，他的对手才不买账。去年底，怀俄明州的共和党参议院约翰·布拉索对我说，他的同事们“完全不愿意”同奥巴马合作，在布拉索看来，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被“冷冻”，然后被迫听佩洛西以及极端自由派们的长篇大论。
如果奥巴马真的认为美国已经摆脱了党派纷争，那他实在是太天真了。但是政治领导艺术的部分要求，就是你得在理解现实黑暗的基础上，仍保持一点积极的理想主义。我相信，奥巴马会采取虚伪的和谐腔调，改变他日常的路线，以他赢得选举的方式，并成为他希望美国能成为的模样的象征，关键的是，一旦成功连任，他仍会保持这种姿态。去年底，他对众议院共和党人演了这一出：当时他威胁到，要让广受欢迎的收入税减税法案在大选年开始过期。他们退缩了，然后尘埃落定，共和党人发现他们在前所未有的政治劣势中。在安排后余下的政府债券协议后，奥巴马祭出他最喜欢使用的一个工具—威胁让政府关门，并在竞选季使用。在三年羞于面对“党派冲突”这个词以后，他开始将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与茶党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目前统治着共和党国会团，但是评价比他自己还要差。
奥巴马保持其理性先生形象的好处是他能牢牢占据中间派，并把茶党推向极端。这样做的风险是，如果共和党人继续通过使用国会里的长篇大论阻挠法案通过，这会使奥巴马看起来更虚弱，这会更糟糕。
奥巴马的未来，以及他的效率，取决于把握好平衡，今年我们就能看到结果。我从最近的一些的事情得出的印象是，他已经知道在面对国会反对时，如何及时运用虽然受限，但是真正管用的总统权力了。而我原来最乐观的估计也是奥巴马要到66岁才会使用他。
这是小詹姆斯·洛威，一位哈佛毕业的律师，曾当过霍尔姆斯大法官的助理，二战后在预算局任职的年轻官员在1946年中期选举之后写给杜鲁门的备忘录。在那次选举中，共和党人在众院中得到55席，在参院中得到12席，自从新政以来首次同时控制两院。杜鲁门措手不及，他要负的责任，远远超过奥巴马。他在罗斯福病逝接任总统后三个月就决定使用原子弹，这东西在罗斯福在世时甚至都不让他知道。尽管在战后要管理欧洲和亚洲，杜鲁门当时面临的基本政治形势，根据洛威的描述，倒是和今天奥巴马的惊人相似。
洛威告诉杜鲁门，共和党胜利之后，他应该为阻碍以及永不停息的党派斗争做好准备，这不是因为杜鲁门阵营犯的战略性错误，而是因为这就是美国制度的基本特征。任何一个认为当前美国政治党派斗争“史上最强”的人，都应该读读这个备忘录。
洛威指出，当一个反对党把持国会的时候，他就会把削弱总统视为其终极目标。他会启动尽可能多的国会调查，试图找到内阁中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件丑闻，至少要干扰政府工作。他会阻止提名以及千方百计的阻止政府正常运行。他的领袖会将“妥协”定义为总统接受国会所有要求，并放弃自己的。如果国会领袖最终于政府达成协议，总统要保持警惕。洛威写道，国会反对大多数议案的一个简单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议案在美国两党制下行不通。”
“合作”只是单行道。总统可以通过炒人、雇人掌控行政机构，他可以强制行政机构配合。共和党领袖们可能会同意在把共识转化为政策的过程中有同样的责任，但他们却没有同样的力量去“实施”……（国会）没有议会般的纪律……原因很简单—国会议员不是所有人民的代表，每一个国会议员只代表其选区或者其选区内特定、对其有重要意义的团体的利益。没有一个国会领袖能对他的党做出承诺，因为国会议员们除了对自己选区里的选民有承诺外，不对任何人承诺。
负面的纪律—比如米奇·麦康奈尔在参院内组织共和党人狙击奥巴马提案，往往要比正面的纪律—比如纽特·金利奇临时支配共和党多数派，要好维持。也有例外。洛威总结认为，一个总统“必须首先认识到，正式合作不可避免的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尽管他很希望合作，但是他必须接受政客、历史以及政府无私学生的裁决。”
洛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当你立法的企图心被阻止，当你诸多任命流产，当你陷入调查和否决的缠斗之中，总统应该采用他独有的手段：对公众说话。他应该让自己做好准备，使自己听起来即有道理而又安抚人心，并要表达出强烈的（虽然不现实）希望两党团结一致向前走的意愿。（“公众都希望两党能通力合作。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也需要摆出这种姿态”）。然后，当他的真诚形象被建立起来后，总统就可以进入下一次选举，把自己这边的事情都摆平。
如果今年秋天奥巴马失败了，他会永远被看作令人失望的代表：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但同时有是个偶然提出了他永远不可能完成的希望以及遇到了不知道他如何克服的困难的人物。他想展示一个团结的美国，但是却低估了其分裂程度。作为一名候选人，他是改变的象征；在任内，他采用了渐进主义，展示了变革的限度。他最重要的成就是阻止了第二次大衰退，这会被人记住，但也可能因没能解决经济问题而打折扣。他的主要立法成就—健保法案，可能会被推翻；他建立美国国际形象的努力会被人遗忘；他减轻党派纷争的呼吁已被看作他幼稚的表现。如果他连任成功，他就有机会巩固他所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是在他充分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这些。这些都是他参加连任选举的额外动力。但这些并不能减轻那些反对他以及他的目标的人对它的攻击。
对于那些像我这样在第一时间就支持他的人呢？对我来说，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如果给他第二个任期，他会有更大的可能，成为所有人起初希望他所成为的那种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