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与当下社会

zhixun

2012-10-27 08:35:09   来源：环球企业家   作者：袁通南            插画：张彪
内容导读：文字语言乃工具，经史子集是扇窗。推窗人人可见风景，抵达却要依个人之修行
【南怀瑾小传】
（1918.3.18—2012.9.29）
学者，国学大师，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实业家。1918年出生于浙江乐清柳市区地团乡地团叶里，抗日战争时期投笔从戎。后赴台湾执教于台湾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又远赴欧美国、欧洲等地，考察讲学。晚年创办江苏太湖大学堂传道。著作等身，内容广涉儒、释、道等，兼通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天文历法、医学养生诸学，代表作包括《禅海蠡测》《论语别裁》《老子他说》《金刚经说什么》等。
南怀瑾先生的身前身后有诸多争议，有人推崇备至，奉其为国学大师，而不容他人有任何质疑。亦有人因他著作中的一些错误，而颇有微词。此两种见解皆为偏见。
南怀瑾先生有一本书，名为《庄子南华》（南华二字繁体为諵哗），他对这个书名解释是这本书为自己的“喃喃自语，哗啦哗啦”，但又觉用“喃哗”两个字作书名，似乎不够雅驯，所以用了“諵哗”。这个词道出了思想教育的方法:一个人的喃喃自语，接不接受取决于接受者，而不是非要灌输些什么。
当他在“喃喃自语”地诉说着一切，而“哗啦哗啦”流进你心田的时候，他给予不是他的解释，而是催生出让人思考的力量，从而让智慧自发地生长。对于儒家经典的《尚书》，孟子的看法尚且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同理，尽信言也不如不听。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所追求的是思想的自由，而不是知识的束缚。教育的意义在于启迪，而不单是训诂考据。如果仅仅纠结于一些措辞或对章句解释的对错，就错误地理解了知识的意义。
《金刚经》云：“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阻碍人类思维的恰恰是语言和文字。尤其是在释迦摩尼那个年代，人类不仅受到语言和文字的阻碍，也受到科学条件的限制，因此，所说的一切都不过是基于人类当时的现实条件和认知水平的假借，而所做出的尽可能的解释，但不是佛法的究竟。
因此荀子也说：“凡说之难，在于最高的思想开导最卑下的人，用最高的治国之道对应最乱的局面，这样就达不到目的。列举的例子，说远了荒诞，说近了庸俗。而要与时代同步，与世道相适应。”所以对南怀瑾著作中所言的对与错而起的争执，因为有争执就有偏见，有偏见则有错误。要懂得修行易，弘法难，传术易，开智难的道理。
《易经.系辞下》中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与之相对应的是《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有为法皆为佛法”，即启迪智慧的途径有各式各样方法，但要清楚那只是教育法，而不是根本，所以《金刚经》在最后强调：“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即不可执着于启迪智慧时的那些方法，并认为那是正确的。

这也是《道德经》中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所以文字语言乃工具，经史子集是扇窗。推窗人人可见风景，抵达却要依个人之修行。因此南先生所为乃使人开智生福，不堕恶趣之德，是为人开门引路，不执我见之道。所有争执乃不解其所说故。
对南怀瑾的推崇必然要关注到国学热这个现象和出现的原因。国学热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这是决定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否以及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绝不是一个辅助性的作用。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说：“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但是文化在政治、社会、经济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关键作用，并且如何加以应用的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首先在这种需求下，可以看到南怀瑾先生的追随者当中有很多企业家。因为他们在面对企业发展与管理问题的同时，意识到需要通过提升自身素质和思想境界去获得更高层次的认识和方法，以解决自身和企业的诸多问题。伏尔泰说：“不是事业为了思想，而是思想为了事业”，这是企业家们跟随南先生的动力，他们充分地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
在解释何为“事业”时，南怀瑾说：“一个人一生里做一件事情，对世界人类永远有功劳，永远有利益给大家，这个才叫事业。”因此通过学习，一些企业家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巨大的转变，以利他之心投入到企业经营与社会公益事业当中去，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他们在面对社会秩序的时候依然是无力的，所以这就产生了问题。
美国哲学家杜威在《艺术即体验》中说：“秩序并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能量之间彼此支持的和谐互助关系产生的。”因此，没有整个外部环境的变化，最终他们会是一个以个人信仰为中心的状态。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指出，拥有财产和经济的富足也会使人不关心政治而退隐到他们的私人世界中去。
对于大众来说，不是通过文化教育就能够产生相应的素质和价值观，因为学习目的在于应用，而应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和秩序。所以对文化的掌握不代表能够形成社会的准则和大众的习俗。而不能够形成准则和习俗则不能产生对社会秩序、法律规则和政治制度持续的、紧密的、不断优化的整合。缺乏这样的整合或者说在经济发展中不伴随这样的整合过程，便会极大地制约经济的发展并产生社会、政治等一系列问题。
在这样一系列问题存在的环境下，普遍性的国民素质提高就不会产生。需要明白的是，依靠经济发展本身是不会从根本上扭转社会的准则和大众的习俗，托克维尔说：“一个人的心思若是完全在赚钱上，他一般都会是一个胆怯而冷漠的公民。”因此任何基于理性规划去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都是难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的。所以托克维尔把政治家和立法者比作一艘船的船长，他说：“立法者就像在远洋上的导航者。他操纵轮船的方向，但它无力改变船的构造、升起风力或使海洋停止在他脚下翻腾。”
一些人通过对国学的学习，个人或小范围的素质有所提高，但在社会秩序中则反映不出来。因为国学热并不会带来中国普遍社会秩序的变化。对于文化修养和国民素质的培养，是不会通过慢慢的教育便能形成燎原态势的。
国学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就像圣经对于西方国家的重要性。对于资本主义的成功，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在于基督教新教伦理。就在他去世那一年，他的看法在美国得到了更广泛的实践。

20世纪初期，美国的工业生产高度繁荣，在大规模生产的同时，首次出现了“推销员”与“促销员”制度，正是这一制度使得企业把销售置于与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是比生产更重要的地位，造就了美国的柯立芝繁荣。这一制度也给美国整个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翻开当年那些培训推销员与促销员的教材或手册，其内容大部分或核心部分都引自《圣经》。同时《圣经》的传播也将商业的例子拿来引用，两者在理念上融为一体，虽然那些推销员们的信仰是世俗的信仰，但那永不放弃的理念让整个所有人的神经坚强起来，并充满着希望而朝气蓬勃。所以一些美国人声称“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不如说是《圣经》的胜利”，这些言论不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是对以基督教发展出来的美国商业文化的赞美。
在这个时期，各地商业团体和组织不断地建立，在推动商业的同时，将《圣经》中的理念通过商业化的手段传递至每一个消费者。这种广泛的、无处不在的商业行为引起了美国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变化。这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强调的，作为信任基础的强有力的公共机构与市场生产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必要性，这种联系不仅是为了扩大财富，也是为了灌输道德观念。
这个例子只是用来说明文化在美国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的重要作用，由于中国的问题远比美国复杂，亦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这里边还有涉及所有学科的理论问题。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文化在政治、社会、经济领域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当今世界理论界，尤其是国际上一些著名智库的战略研究课题。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当他被问到造成俄罗斯经济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文化”。
南怀瑾先生的去世，令许多人感叹中国学术界的大师越来越少了，而不胜悲哀。对于这种态度和认知，我是坚决不赞同的。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况文化乎？我想南怀瑾先生也会赞同这种看法，当年先生在解释创办太湖大学堂的原因时表示，他想运用认知科学、生命科学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研究与传播，挽回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并说：“凡事我但尽心，成功不必在我。”作为年青一代的国人要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勇气去创新，就能既承载过去，又能够开创未来。

站在世界学术的最前沿去看，应认识到文化在推动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连续的、相互的、不断进化的过程。“文化产业”与本文所谈到的文化是不同范畴，性质完全不同。这个文化是指基于人的天性和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建筑学等等所有理论相结合而相互发生作用之后产生的一种全民共同的价值观与精神。
而今中国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中。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我们有过辉煌，有过挫折，更有过严酷的坎坷。基于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和对现在问题的体会，我们必须创造出新的理论和实践并以愉快的、勇敢的、坚强的决心迎接未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