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企业的“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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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20 10:34:00   来源：全球商业经典   作者：曹可臻   
内容导读：“如果你要了解韩国企业的崛起，你就必须知道‘韩国精神’。”

　　在遇到金恩助之前，我的采访计划陷入了困境，事情是这样的：

　　2012年7月27日，三星电子公布今年第二季度业绩：三星手机的销售额以及营业利润均超跃苹果，成为全世界销量最大的手机品牌。这条新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讨论中，我们发现，许多韩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在同一时期开创，但都率先成为世界领先的企业，比如三星集团。三星几乎每进入一个新领域都比竞争对手晚：家电业务比松下晚了51年，半导体业务比英特尔迟了10年，手机业务也比诺基亚、摩托罗拉晚了很多年。但现在，三星在这三块领域的业务都已成为行业领军者。

　　现代汽车也有这样的特点。1975年，现代运用从日本三菱（Mitsubishi）引进的技术和意大利设计师的设计，制造出韩国第一辆汽车“小马”（PONY），比新中国的第一辆汽车“解放”晚了整整19年。但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现代汽车不仅超越了原先模仿的三菱，还在汽车行业低迷的情况下，于2012年上半年超越美国福特，成为全球销售量第四的汽车品牌。

　　为什么韩国企业能够后来者居上？这令我们感到好奇，而我的任务便是前往韩国寻找问题的答案。

　　于是，我开始联系三星、现代等知名的韩国大企业，想从他们那里获得答案。然而一个星期之后，我便发现，要在一个月内采访到这些企业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韩国企业把“以产品为核心”的宣传策略贯彻到了极致，保守、谨慎的企业氛围使他们对产品之外的其他相关话题的讨论，都下意识地拒绝或推脱。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时，韩国女孩金恩助出现了。我在北京东城区一家咖啡馆里与她见面，她梳着典型的韩式水瓢头，穿一身简洁的黑色连衣裙。听我说完采访目的和为难之处，她很淡定地对我说：“放心吧，我帮你找。”随即，一边喝着果汁，一边拿出她那身型“巨大”的三星GalaxyTab手机，写起了E-mail。

　　两天后，我便怀着忐忑的心情，带着护照，以及一大堆韩国企业资料，和金恩助一起登上了飞往韩国的班机。在机场，恩助告诉我，韩国社会相当保守，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熟人社会”。通过熟识的人邀约采访对象，往往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她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短短十天，我们居然走马灯似地采访了近20位教授、学者、政府官员、企业高层以及私营业主。和韩国人沟通得多了，我发现，对于韩国大企业崛起的原因，大家的看法出奇地一致，几乎每一位被采访人都会提到“韩国精神”这四个字。

　　“如果你要了解韩国企业的崛起，你就必须知道‘韩国精神’。”在首尔市南郊中小企业振兴院的办公大楼里，李铨荣院长再一次向我提及这四个字。

　　“究竟什么是‘韩国精神’呢？”

　　“那你就必须知道‘神气’。”他回答。

　　李院长所说的“神气”并非中文中的“神气”，而是由韩国梨花女子大学韩国学系教授崔俊值创造出的一个新词。崔俊植认为，目前韩国正膨胀着一种特殊的“气”，可以将其命名为韩国文化的活跃性。现代韩国人快节奏地处理一切事情、韩国企业快速的崛起、“汉江奇迹”等等都与之相关。而之所以称为“神气”，是因为传说中朝鲜的开国国君“檀君”是一位巫师，能够与神灵对话。作为檀君的后人，现代韩国人也具有一些“神灵”的气息。崔俊植总结，“神气”就象征着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韩国人洋溢着的精气神、活跃性、迅速敏捷性、临机应变能力强的性格、好战、野性等性格特点。

　　“性格决定命运”，对个人而言如此，对企业、对国家或许也如此。

　　时刻准备着“竞争”

　　我是通过微博找到的金恩助。年初，她被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聘用，成为这家政府机构里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外国员工。不过最近她的工作签证出了些问题，这令她恰巧有时间和我一起去韩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金恩助高兴地对我说。她的中文很棒，经常能连着蹦出四个字的成语。

　　出发那天，金恩助比约定的时间提早了半个小时到机场。她是个急性子，不喜欢迟到，也不喜欢拖拉。她总随身带着一个记日程的笔记本，随时把约定的时间、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她说，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因为要不停地赶补习班，所以时间、地点都要记清楚。

　　1980年，金恩助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作为家中长女，她被父母寄予了厚望。和许多中国父母一样，大多数韩国父母一辈子最大的希望也是让孩子“出人头地”，而上名牌大学，成为律师、医生，或者进入三星、现代等韩国大企业则是“出人头地”的具体表现。

　　因为“出人头地”的压力，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恩助从小就时刻准备着“竞争”。最疯狂的时候，她每天清晨6点就要赶到补习班上课，下午放学到晚上11点，她还要在补习班学习。她把韩国社会这种时刻存在的竞争归结为一种“攀比心理”。“没有人比韩国人更喜欢攀比，更要面子了！”但她也坦承，在这一点上，她是个典型的韩国人—“不论做什么，我都要做得比别人好！”

　　十年前，因为对《东夷列国传》的喜爱，金恩助开始学习汉语，那时她刚考上韩国弘毅大学建筑系。一边攻读建筑，一边学习汉语不是一件易事，为了学得比别人好，她常常熬夜。四年后，她如愿考上韩国外语大学中文系。

　　硕士毕业后，她先在韩国设计振兴院工作两年，之后又和家人一起开了两家烤鸭店。一年前，因为获得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她毅然和男友分手，转卖饭店。她是个敢想敢做的人，她说自己的长远计划是在中国住上十年，而近期的目标则是找个中国男朋友。

　　恩助有两个妹妹。父母为她们姐妹仨提供了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大妹妹在美国完成学业，三年前嫁给了一个意大利富二代，目前在意大利南部一座“城堡”里相夫教子。小妹妹曾在日本留学两年，现在暂时在家待业。后来我了解到，送孩子去留学已经成为韩国中产阶级的一个行为标准。但凡家庭条件允许，父母都会选择送孩子出国。不少人说，这一股从70年代开始的留学潮为韩国企业储备了大量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人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恩助是羡慕大妹妹的。一次饭后散步，她对我说：“从小我就努力学习、工作，而妹妹这些都不如我。但她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找到对的人，嫁入豪门。”我问她，是否也想找个有钱人。她摇摇头，没有作答。我又问，32岁还未婚，父母是否会为她着急。“完全不会。”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事实上，如果我找不到好的人，他们还劝我不要结婚，因为他们看到太多不幸的婚姻了。”韩国社会保守，多数女性婚后即成为全职太太。韩国人认为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能让男人专心工作，令家庭稳定，但事实上也经常使女性处于弱势地位，令家庭暴力频发。

　　感觉上恩助很少提起自己的父母。在见到他们之前，我只知道她的父亲退休前是韩国能源管理公团的普通职员，大约十年前曾花四年的时间用双脚跑遍20多个国家，她的母亲则一直经营着一家烤鸭店。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当我在恩助家那间名叫“33”的饭馆里，第一次见到她父母时，脑子里下意识出现的是“勤劳朴实”这个词。从恩助母亲望着女儿温柔的眼神里，我读出了和许多中国父母一样的关爱与自豪。和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韩国人也认为上一辈兢兢业业的辛劳是为了下一辈能够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
　　恩助母亲是个瘦小的女人。每天从中午到凌晨，她都在店里劳作。整个晚上，我没有见到她坐下歇息一刻，虽有帮工，但点菜、上菜、收拾，只要看到活儿她都会自己干。所幸常年的辛劳还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太深的痕迹。相比之下，恩助的父亲则显得苍老了一些，眉毛和头发已经开始花白，背微驼。他今年62岁，和挂在墙上十年前环球跑时照片上的样子判若两人。

　　恩助家的饭店和公寓相距五分钟的路程，都位于首尔的江南地区。一条汉江在地理上将首尔市分为江南、江北两部分。江北是老城区，景福宫（韩国的故宫）、青瓦台（总统府邸）等历史建筑在这一部分；江南则是韩国建国后新开发的区域，是新富和新贵聚居的地方。在心理上，汉江也将首尔人分成了两部分—江南人和江北人。江南是个标签，就像纽约的上东区，是财富、成功、美貌、智慧的象征。江南也是韩国社会里众多隐形框框中的一个。这些框框将一些人圈在一起，将另一些人排除在外，在社会上，形成一股股隐形又团结的力量。或许是经济上的原因，江南人具有明显的心理优势。恩助对我说，对于她这样从小在江南长大的江南人来说是绝不愿意和江北人结婚的。

　　因为从1988年开始就在此经营，恩助家的“33餐馆”生意明显要比周边几家店好。我们到达时，店里已经有好几桌客人，不过恩助却说：“相比过去已经差了很多。以前，上我们家店吃饭都要等位。”开过饭店的她认为，餐饮业是反映经济情况的风向标，这说明近年来韩国的经济环境一直不好。

　　危机之后，反而增加研发投入

　　一落座，恩助和母亲就为我们端上了烤鸭和包括泡菜在内的几个小菜。这是“33”饭店里所有的菜品了。到韩国几日，我已见怪不怪。韩国的饭馆一般只经营一种产品，比如“33”烤鸭店就只卖烤鸭，经营烤肉的就只卖烤肉，经营参鸡汤的就只卖参鸡汤。我曾开玩笑地对恩助说：“你们韩国人真是‘一根筋’！”恩助很认真地向我解释：“在韩国，如果你的餐馆里有很多菜，人们只会认为你什么都做不好。韩国人欣赏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把一件事做好的品质。”

　　韩国烤鸭和北京烤鸭的最大区别在于韩国烤鸭上桌时仍是半成品，食客们需要将半熟的鸭肉再放到桌上的烤炉上就着大蒜翻烤。恩助一边帮我烤着鸭肉，一边告诉我，她家店里的烤炉和排风系统都是她父亲发明的，连烤鸭的烧烤方法、汤料的配制都是秘方。因为这些专长，他们还能通过传授经营的方式盈利。此时，恩助父亲正在店外烤着鸭子。这是他退休后的主要工作。

　　我和恩助父亲的谈话从他十年前的环球跑步开始：

　　“从1999年3月26日到2002年5月30日，四年时间，我跑了22个国家，都是曾经举办过世界杯的地方。”他说得很平淡，像是诉说别人的事，但他身后满墙政要名流的贺信以及媒体报道还是“出卖”了他的自豪。每一位进入“33”饭店的人都会被墙上醒目的巨型照片所吸引。照片里，奔跑中的他身形消瘦，穿着背心、短裤，带着红色鸭舌帽，留着郁郁葱葱的络腮胡，看起来和《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一模一样。

　　“为什么要跑呢？”我很想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因为之前曾听恩助抱怨过，父亲为了完成跑遍这22个国家，不仅花掉了家中相当于几百万人民币的积蓄，甚至一度使家庭陷入困顿。

　　他的回答很长，整理一下逻辑，目的大致有两个：第一，年轻时身体不好，服兵役时没有好好表现。后来跑步让他强健了身体，所以想通过一次长跑弥补兵役时的遗憾；第二，1998年韩国和日本一起获得2002年世界杯的举办权，这对韩国人是件大事。而当时知道韩国的人并不多，所以他想通过跑这22个曾经举办过世界杯的国家，让更多人知道韩国。

　　“上个世纪90年代末，知道韩国的人还很少吗？韩国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了。”我有些不解。

　　“是的，但那时韩国的产品仍无法与日本企业相比。起亚汽车在国际市场销售时甚至不愿说自己是韩国产品。”他向我解释，产品是一个国家最好的名片，而90年代韩国企业主要还是在为欧美日企业代工。

　　在他看来，1998年的金融危机是韩国企业崛起的契机，也是韩企向日企靠拢的分水岭。“危机之后，我们的企业不但没有减少研发资金，反而增加了对研发的投入。”

　　接着，他给我上了一堂历史课，回顾了从1950年到现在的韩国历史。令人惊讶的是，他就像教科书一样，能够清楚地说出每个重要历史事件的确切时间。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有十年的坎坷；1960年，4.19学生革命推翻了李承晚政府；1961年5月，军人出身的朴正熙夺权，开始了18年的军事独裁和经济发展；1967年，我们的GDP超越北朝鲜；1973年8月15日反对党领导人金大中在东京被绑架，又被释放；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暗杀；1980年全斗焕发动政变，获得政权，一直到1987年卢泰愚当选总统，我们才慢慢地进入民主的轨道??”

　　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他接着说：“韩国的政权更迭频繁，不确定因素很多，我们时常处于忐忑不安之中，所以总有一种危机意识。”他想了想又说，“事实上，从三国时期开始，我们就一直被侵略，总是要做好逃命的准备，这也使我们的危机意识很强。”

　　关于家里的生意，他告诉我，1988年到1998年，饭店的生意非常好，毛利很高。1998年之后，毛利开始下降，劳动力成本升高，生意渐渐不好做了。2011年开始，生意一直在走下坡路。“这不光是我们的感受，也是其他商户的感受。现在只有10%的中小商户才能成功。”

　　我问他：“韩国政府以前一直大力扶植大企业，致使中小企业的处境艰难。你有抱怨吗？”

　　他耸了耸肩说：“我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又在中国和日本两大势力之间。要发展，我们必须用全国的力量去支持。”

　　这是个标准答案，之后的几天，我经常会听到诸如我们韩国地小，市场小，资源匮乏，所以危机意识很强，必须要团结、坚持不懈之类的话。

　　“这是一种整合”

　　韩国，正如每个韩国人对你说的一样，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朝鲜战争后，一条三八线将朝鲜半岛分为两半。北朝鲜控制了历史上工业较发达的区域，而南韩控制的区域则是传统的农耕区。

　　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韩国开始走上了同时振兴造船、电子、机械、钢铁、汽车、石化、原子能等技术集约型核心产业的道路。政府根据“选择和集中”的原则，从各领域选定一两家民间企业，在选址、公路、资金等多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在政策向大企业倾斜的情况下，三星、现代、POSCO等大财团发展迅猛，这虽为韩国带来了“汉江奇迹”，也带来了官商勾结、社会不公等各种问题。

　　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历了一系列民主运动，如今大企业的影响虽然依旧深远，但韩国政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抵达首尔，第一个惊喜便是金恩助帮我安排的酒店—首尔合作伙伴公寓（Seoul’sPartnersHouse）。这座位于首尔市中心、装修精美、具有五星级条件的酒店，收费却异常便宜—一间商务大套间只需要人民币460元，低于一般青年旅舍的价格。

　　了解之后才知道，这座韩屋风格的公寓本是首尔市长官邸，快建成时，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的中小企业受到重创，当时的首尔市长吴世勋遂将此处让出，作为中小企业接待外国合作伙伴的宾馆。

　　因为对首尔市政府这一扶植中小企业的措施感兴趣，我请金恩助联系这座公寓的主管单位首尔市中小企业振兴院（SBA）。于是我们碰上了另一个惊喜—李铨荣院长。

　　我们到访的前一天正是李院长履新的第一百天。他曾是韩国浦项工科大学的教授、韩国最大的钢铁财团POSCO（浦项钢铁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POSCO是朴正熙时代的重点企业，韩国重化工业的象征，而浦项工科大学是韩国第一所产学联合的综合性大学。“简单地说，这所大学就是为了POSCO而建的。它模仿了MIT和斯坦福的技术产业模式，着重于技术在商业用途上的研究。”李院长告诉我们，在过去40年，政府、企业和学校的联动是韩国大财团发展的一大特点。

　　李院长个人是浦项工大的第一位教授。他是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同时代的电脑程序员，早在70年代末就与他们相识。他是乔布斯的粉丝，说起乔布斯的理念滔滔不绝。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和乔布斯一样是跨在技术和商业之间的桥梁。在40年的职业生涯里，他主要的成就便是在浦项工大建立了创业孵化中心、技术项目化中心、科技园和风险基金，以帮助新技术实现广泛的商业化。

　　“这就是我为什么到SBA任职的原因。SBA的功能和之前大学的四个项目很相似，但现在项目的规模是原来的50倍。SBA面向首尔15000多个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帮助它们提高商业能力，进行出口等。”李院长个人工作的转变或许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韩国政府的转变—从有选择地扶植大企业到培养中小企业。然而他的话只说了一半，他没有直说的是：在资金规模上，POSCO对浦项工科大学每年的投入是1万亿韩币相当于人民币55.6亿元，而首尔市政府对SBA的投入只有140亿韩币相当于人民币7.8亿元。

　　李铨荣是个笑容可掬的老头。教授生涯令他的表述既生动，又富有逻辑性。我和他谈得很愉快，虽然之前联系采访时诸多的要求和条件令我预计他会是个典型的官老爷。

　　“为什么一些韩国大企业能够后来居上，成为行业中的领军者呢？”我向李院长重复了韩国之行的目的。

　　整合力是李院长区别于其他人的回答。韩国大财团从60年代发展到现在，不是在纵向上打通产业链上的每一环，就是在横向上打通商业的不同领域，或者两种情况皆有。以三星为例，在所有的手机厂商中，三星的产业链条最完善，涵盖了最上游的CPU、NAND闪存、DRAM内存、显示屏、摄像头、电池制造，中游的手机设计、品牌影响、组装制造，一直到最下游的销售渠道。同时它又几乎染指所有的电子产品，电视、相机、冰箱等等。这令它在生产和研发上比其他国际品牌都更具有可控性和灵活性。

　　“简单地说，西方企业一般只制作一种产品，但韩国企业有很多种产品。在产品与产品之间就会有融合。比如，三星既有手机，又有半导体，还有电视，把它们融合起来三星手机就比苹果手机更具有竞争力。”

　　李院长认为整合力是一个战略发展的问题。韩国企业一开始的整合是为了降低成本，控制产业链，而未来韩国企业的竞争力则将来自于技术与文化的整合。

　　“我们在制造产业为主时，跟随在别人的后面发展。现在是信息化时代，我们要站在领先的位置。在人力培养、技术发展上我们投入了很多，比如创造浦项工大之类的大学。这些学校、研究所出来的产品，培养出来的人才会输送到大企业中，或自己创业。在IT新技术上我们发展很快。但在电子方面我们怎么也超越不了日本索尼，所以我们就要改变战略，转移到数码行业，然后让产品跟文化产业相结合，比如音乐、电影等。这就是韩国未来产品的发展方向。通过这些文化产业，外国人可以很好地了解到韩国的产品。”

　　就在前不久，SBA大楼旁的体育场里举办了一场韩国偶像组合JYJ的粉丝见面会。“当时动用了110架飞机，700台大巴，请来了400名翻译，来了7000多日本人和15000多韩国人。他们在这里整整‘疯’了三天，人均消费韩元150万韩币相当于人民币8333.3元。”李院长手舞足蹈地向我们描述起了当时的盛况。

　　“这就是韩流！”他说。“韩流”，这个源于中国媒体的词已经成为韩国人的骄傲。

　　“这是我们的增长动力。把IT和文化合在一起可以迅速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赶超别人很容易，但有自己的创意就不一样了。”

　　“你知道《江南Style》吗？”他问我，“现在这首歌已经排在全美iPhone客户端下载歌曲榜第一位了！”

　　我们在韩国时，大街小巷正热播一首名叫《江南Style》的歌。在声色犬马的MV里，歌手大声地唱着：“白天非常温暖充满人性的女人??一到了夜晚就会让人心似火烧的女人，这是江南Style??白天像你一样和气融融的那种男子汉??到了晚上就会心似爆炸的男子汉，这是江南Style??”

　　“为什么韩国能创造出韩流文化呢？”李院长接着说，“因为韩国的市场有限，我们总是需要有全球化的市场眼光。所以韩国的偶像团体特别多，在包装艺人的时候就会从全球角度出发,一个团队里会引入中国艺人、泰国艺人。这也是一种整合！”

　　有设计才有附加值

　　允德勇应该是金恩助最敬佩的人了。在见到他之前，我已经从恩助那里听到太多对他的溢美之词，这令我对与他的会面十分期待。他是恩助在韩国设计振兴院时的上司。按照计划，到首尔的第一个周末，他将带我参观几个博物馆。

　　周六，天阴雨，允德勇如约而至，一同来的还有恩助的另一位前同事金镇佑。

　　从外表来看，允德勇并没有什么特别。阔面、小眼，单眼皮，他有着蒙古人的外貌特征。这并不奇怪，不少韩国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于蒙古。不过，聊多了之后，你会发现，他确实具有独特的魅力。他对事物的观察敏锐，不容易被人左右。

　　稍事寒暄，我们便出发。第一站是位于首尔市中心的东大门设计大厦和公园（DDP）。

　　现在，允德勇是首尔设计财团的室长。设计财团是首尔的政府机构，专门致力于首尔市的设计扶持和管理工作。室长这个职位大概是韩国的特色，相当于财团里的二把手，位于院长之下，部长之上。DDP正是他负责管理的主要工作之一。

　　“这里曾是朝鲜时代李王朝时期首尔城郭的延伸之处，是负责军事训练和治安的下都监和训练院的所在地。”在DDP项目的介绍馆里，允室长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向我认真地介绍起东大门设计中心的前世今生。

　　历史上，东大门地区一直是首尔的商贸中心。2007年，首尔市想让这个地方更具有经济活力，特别是要扶植设计产业，所以要在此建立新场馆，为企业、商人、设计师、原料提供商提供交流的机会。

　　允室长说：“设计太重要了，它和每个行业都相关，电子、汽车、时装??有设计才有品牌，才有附加值。”他接着说，“事实上，韩国企业一开始只关注质量。但1970年左右，三星、现代等大企业开始关注到，高水平的设计在世界市场上很重要，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公司里建立设计团队。30年后的今天，这些企业也在当初的决策中获得收益。现在，价格优势对于韩国企业来说意义已经减小，因为中国企业可以制造出更便宜的产品。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韩国政府也意识到，我们无法与中国在价格上进行竞争，所以政府需要引导企业升级。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将设计管理的理念传播到更多的中小公司。”

　　我们边走边聊，一会儿便从展示厅走到了观光露台。在这里，我们可以俯瞰整个DDP。DDP是伊拉克裔英国女建筑设计师扎哈·哈迪德的设计，和她的其他作品一样，整座建筑运用了许多难以施工的曲线线条，据说这些曲线模仿的是韩国山川、丘陵的轮廓。

　　“这座建筑对施工的要求很高，它的外立面要用45000种不同形状的铝板块组成。每一种都由电脑设计、制造。”允室长说，“三星建筑是我们的施工方，这是韩国第一次建这样高水平的建筑。”

　　从观光露台向四周远望，仿佛置身于高楼的丛林之中。“那一座楼是韩国中央政府的设计产业中心。那里面聚集着各种纺织品研究机构，不光是服装类的纺织品，还有工业用料。那边的大厦‘斗山’、‘Doota’都是零售商城，再后面的四座是服装批发市场??”当允室长将周边大楼的功能一一指着告诉我时，我明白了他口中那句“将DDP打造成设计汇集和交流的中心”的口号。允室长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做的是以DDP为中心，在东大门建立起设计集群和设计产业链条。

　　“不过，我们的重点在于服务中小企业和个人设计师。”允室长向我强调。“虽然我们和三星也有很多联系，但它其实并不需要政府的支持。”

　　DDP参观之旅的最后一站是两年前率先开张的遗址公园。在公园一角的玻璃屋里，正在举办以《小王子》为主题的儿童展览。允室长对我说：“我们总是强调培养年轻人的设计和创新，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从孩子的时候就培养他们对美的感受。为他们建造漂亮的幼儿园，让他们看到各种色彩的搭配，让他们能用手去触摸，这都是很好的经验。”

　　韩国KBS曾做过一个关于韩国设计师的纪录片。纪录片中说：“韩国是出设计师最多的国家，全世界1/6的汽车设计师都来自韩国。”恩助和她的朋友曾与我讨论过其原因，结论是：第一，韩国家庭几乎都送孩子去学音乐、美术，人文是美学的基础；第二，就像崔俊植教授认为的那样，韩国人的“神气”里包括一种感性的能力。

　　不过对于第二点，允室长的领导、首尔设计财团CEO白锺元对我说：“韩国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只能说有不同的追求，像中国的美是华丽的，日本的美是朴素的，而韩国的美是简洁单纯的，韩国一直提倡的是人性化，所以你仔细观察韩国的建筑等东西，都可以找到人性化的东西。”

　　午餐后，我们接着去了第二站—三星D’light体验馆。

　　路上，我问允室长如何看待三星的发展。他的回答在我的预料之内：“三星的发展，在于李健熙对于设计的重视。”

　　允室长告诉我，其实三星在核心技术上与日本企业相比仍稍逊一筹，但是他们在设计上的努力弥补了技术上的不足。

　　“但设计并不只是外观设计。”他提醒我，“比如，刚开始时，冰箱的冷冻室在上面，冷藏室在下面，后来设计师发现，消费者用冷藏室的频率要远远大于冷冻室，所以冰箱的设计者就把冷藏室改到了上面。企业不能单纯根据市场导向生产，也要看消费者的需求，这就是设计的价值，也是三星的竞争力。”

　　三星D’light位于首尔江南的三星集团总部，我们到达时已是下午三点。三星总部大楼的地下车库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大厦停车场，共有地下7层。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当我们在周末下午到达时，车库居然也几乎满位。允室长不得不开着车一圈又一圈地绕到地下7层停车。

　　前段时间，在微博上流传一段韩国《东亚日报》的报道：“三星向旗下所有分支发出通知：全体员工早上六点半上班，董事长李健熙六点上班。因为‘三星正处于危机，且比预期严重’：高层称业绩虽历史最好，但大半来自智能手机，利润点太过集中；油价汇率等敏感指标波动，意味着危机马上就要来临。”

　　我问允室长，这么多车停着，是说明三星集团大部分员工在周末加班吗？允室长笑了笑：“很有可能。”后来恩助告诉我，韩国的加班文化十分浓厚，几乎每个公司的员工都要加班，而且领导没走，员工是决不能先离开的。她和允室长一起工作时，也常常要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

　　三星D’light体验馆像是个大型数码乐园，整整三层楼摆放着各种各样新奇的数码产品。体验馆里的空间都是开放的，参观者可以随意拿起任何一样展示品把玩。手机和Pad是最受欢迎的产品，我们很难找到空闲的设备。于是，允部长带着我一起试了一下三星照相墙的功能，又试着在三星最新款的智能电视SmartTV上试玩了些感应游戏。但不多久，我就被这满屋子绚丽的产品给弄得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我问允室长：“感觉怎样？”他也露出同样的表情：“可能这里更适合孩子吧。”

　　离开体验馆时，允室长问我：“你发现三星每月推出的新产品都比别的厂商多吗？”我想了想，点点头。他又笑笑说：“这也是一种设计策略。”多种设计迎合不同的细分市场。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我们最后一站去了Leeum（李馆美术馆）。这座以李氏命名的博物馆，由三星集团出资建造，李健熙的夫人洪罗喜任馆长。Leeum位于首尔俯瞰全城的南山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号博物馆由瑞士建筑设计师马里奥·博塔操刀设计，以隐喻的手法，用红砖表现了城墙环绕的古首尔城形象。二号博物馆由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让·努维尔操刀设计，用腐蚀不锈钢和玻璃建造，给人一种冲破地表拔地而起的感觉。两个馆的风格相差巨大是建筑史上的一种尝试。恩助不喜欢这两种风格的混搭，我倒觉得有种反差之美。

　　两个馆内分别展出了大批韩国古代珍品，以及洪罗喜搜集的韩国和海外的近现代艺术品。在韩国，洪罗喜被称为是“美术界的总统”。不少采访人都认为李健熙对设计的重视，有洪罗喜的影响。

　　“企业的董事长都需要有个设计师顾问。”前一天，在首尔北部弘毅大学旁一幢三层洋楼里，韩国著名工业设计师赵英吉先生的话犹在耳边，又听允室长对我说：“企业的每个环节都需要设计师的参与。”他把这称作为“设计管理”。

　　参观完Leeum后，允室长耐心地向我解释了这个概念：“设计管理的特点在于它可以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趋向。不重视设计管理的企业只强调产品的价格，不考虑消费者的心理，只是站在供应者的立场上进行思考。有设计管理部门的话，会从消费者的消费趋向开始调查，设计出迎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最后，允室长说，正因为此，他个人认为中国企业和韩国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服务，中国企业仍停留在商品的销售和售后的服务上，产品的体验感如何、是否迎合消费者的需要，还需要体验设计师、需要设计管理。而三星、现代等目前发展比较好的韩国企业都是比较早引进设计管理的企业。

　　“吧嘞，吧嘞”

　　夜晚的东大门和白天的东大门是两个世界。

　　当我周六上午在DDP的露台上眺望它时，它是沉默、宁静的；而此刻，它喧闹又充满活力。这是周二晚上10点。我在东大门市场的一家市场门外等待聂沅凯。

　　大约十分钟后，一个身穿黑色T恤、头戴黑色鸭舌帽、身材微胖的男孩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就是聂沅凯，东大门市场里的一名中国代购。这一晚，他答应带着我一起扫货。

　　“这里的市场很多，我主要去6个楼，U&US、ATM、DesignerClub??”他一边说一边走。说得太快，我一下子记不住那么多新名字。

　　“现在我的生意是以代购年轻人的服装为主，主要韩国中老年服装在中国的市场还没有打开。”他继续马不停蹄地说着，走着。我们身边是“碰哧碰哧”节奏感极强的音乐，穿梭而过的摩托车，还有提着塑料袋急匆匆赶路的生意人。

　　聂沅凯领着我穿街走巷，他是熟门熟路，却把我转得稀里糊涂。“慢点，人多，会跟丢了。”我对他说，他回过头微微一笑，“今天下雨，人不多，而且现在才10点。”

　　聂沅凯是山东莱州人，1986年出生，看起来比同龄人成熟很多。他已经在韩国留学5年。两年前开始做起代购。他一边准备着开工，一边向我讲述了东大门市场的大致情况：

　　东大门相当于亚洲的时尚中心。不光中国人、韩国人在此进货，日本人、新加坡人也都到这里进货。市场里90%的衣服都是韩国制造，而且企划、销售、生产的一系列流程都在这一市场空间里实现。从款式设计到剪裁、从装饰辅料到商标签等，做一件衣服的一切材料都可以在市场内解决。“快”是东大门最大的特点。据说无论什么样的品种，只要订单一下，从设计到最终产品出来，一天就够。即使是发往中国，只需要三天就可以把新衣服挂在中国的商场里。东大门市场的几座大厦里大约有上万家的档口，每个档口的服装每一个星期就完全换一遍新的，所以市场里的服装每一天都不同。

　　我问他，为什么东大门市场是晚上8点到上午5点营业。他回答，对于韩国商人而言，晚上进了货，第二天白天就能在自己的店里卖。每天市场都会派大巴接送这些韩国外地商人。

　　“我们这些夜间活动的人都不是正常人。”他摘下自己的帽子说，“看我的头发已经脱成了这样。”

　　作为代购，他的流程是将新款衣服拍下，放到网上，买家下单，他再去订货。他说，如果这几个步骤晚了一些，就有可能再也订不到货了。东大门市场快速的特点是因为它是以小批量制作精品时装。这几个市场的主要客户在10到30岁之间，喜好变化快，大批量生产可能会积压受损，所以档口的做法是，先少批量定制一些样品放在货架上，迅速得到顾客的反馈后再决定生产量，能够敏捷地快速应对变化。

　　和聂沅凯在市场里扫货是一件开眼的事。在一间间装修得统一、精美的档口徘徊，人们听着市场里的K-POP（韩流歌曲）的节奏忙碌地打包、搬运、发货，这时，你能深刻地感觉到，这就是韩国人常说的“快快文化”。

　　韩国人的“快快文化”体现在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在韩国，我最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吧嘞，吧嘞”，即“快一点，快一点”。每一次吃饭，我总也赶不上韩国人的速度。而在企业里，这种“快快文化”更被认为是制胜的关键。我们访谈的不少专家都认为，“快速的反应”是韩国企业成功的又一大原因。金重熙就是其中的一位。

　　今年60岁的金重熙是韩国汽车工业会副会长。他曾是现代汽车第一位外派专家，参与过韩国第一辆车“小马”的研发。在谈到韩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领先时，他以现代为例子说：“现代领导层的快速决定权对现代汽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影响。投资开发一辆新车的时候,往往要投入销售的三分之一,可能会有很大风险。其他公司往往会先收集数据，研究三到五年，然后再开研讨会是否研发。这样就放慢了汽车研发的速度，但现代有很强的领导力，崇尚快速决策，在市场上占得了先机。”

　　我和恩助以及她的朋友们讨论过韩国这种“快快文化”的成因。两种理论最经常被人提起：第一，历史习惯论。韩国人作为弱小的民族具有悲惨的历史，经常被侵略和欺凌，所以总是要做好逃命的准备。特别是在日本侵略时期，“快点，快点”成为大家逃命时互道珍重的话；第二，军队影响论。韩国每一个成年男性都要服兵役。军队讲究快速反应，特别是在吃饭、洗澡等生活细节上培养快速的习惯。军队生活对韩国人之后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

　　恩助更倾向于第二个理论。在她的韩国工作经验里，她深深体会到军队对社会的影响。“我曾经的领导就对我说，在公司就像在军队，对领导的指示要绝对服从和立刻执行。”

　　很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感觉，东大门是比光化门、景福宫更“韩国”的地方。所以，在离开韩国前，我和恩助又一次去了东大门市场。当我们走在深夜喧闹的街道上时，我忍不住对恩助感叹：“这里真是韩国精神的完全体现啊！”

　　“是吗？怎么会？！”恩助觉得有些诧异，在深夜见到这样热火朝天的场面，对她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她并不喜欢到东大门，在她看来，东大门市场里销售的衣服并非是质量上乘的时装，而只是快速的设计。

　　她的感觉没错，当我第一次到东大门时，聂沅凯就和我说过类似的话：“韩国的衣服其实卖的就是款式。”

　　事实上，仔细想想，这也是韩国品牌的特点—依靠速度、设计等方面取胜。在周六的旅程中，允室长就曾告诉我：“三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够快速地推出多样的设计。”

　　汽车专家金重熙也说：“现在从汽车的整体销售量来看，韩国超过了日本。汽车是很多领域的结合体，并不是单看技术的产品，它还包含艺术。”

　　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个关于诺基亚的段子：当iPhone问世后，诺基亚曾拿iPhone做测试，发现iPhone不能通过基本抗摔测试，就认定其质量不过关，销路不会好。之后，苹果大卖，诺基亚傻眼。

　　金重熙说：“现代企业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所有的技术信息都很公开。谁发展得最快，关键要看谁对其他领域技术的结合与运用做得最好。”而这，也就是李铨荣教授所说的整合。

　　“神气”与“铝锅秉性”

　　在我离开韩国的前一天，我到了光化门。这里相当于韩国的天安门，也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红魔”们聚集的地方。在韩国采访的十天里，每天都有人向我提起“韩国精神”。每当我接着问“什么是韩国精神”时，他们就会告诉我一个词，譬如团结、锲而不舍、坚持不懈。我又会接着问，有什么例子吗？然后，采访人肯定就会和我提起足球，提起奥运，提起“红魔”。

　　我对“红魔”是有印象的。十年前日韩世界杯举办时，我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韩国社区里。那时整个社区被“红魔”们涂成了红色，每家门口都悬挂起了韩国国旗，有车一族在自己的车上也插上了国旗。每当有韩国队比赛时，我的邻居们就会把自己涂成红色，然后聚集到一家一起看比赛。即使是对着电视荧屏，这些球迷们也会一边拍手，一边狂热地高喊自己国家的国号，景象非常壮观。

　　在崔俊植的“神气”理论里，“红魔”助威热潮的内核便是含有充满韩国人神气的集体狂气。一经奋起就不顾左右、勇猛直前的韩国人姿态。他说：“韩国人一直以来蒙受着本国是二等国家的劣等感之苦，尤其面对着欧美高门槛，韩国人本身从各方面感到某种自卑感（为什么“我们就不行”的自卑感）。似乎连自己也不知不觉地积累了一些怨恨。借此机会爆发，解了心头之怨。这里包括神气和怨恨的同时爆发。”

　　他说，通过“红魔”，你可以发现韩国人所固有的基本性格，即一旦被激发起来就不罢休，一定要坚持到底的极端倾向。

　　我想，这是对韩国人精神气质最好的总结。在和这些采访人聊天的过程中，无论你是在说战略，还是产品，还是说自己的故事，他们总会告诉你，要做好一种产品、一件事，需要这样的精神。

　　也是在这一天，我和恩助拜访了他的中文老师韩晓岚。我把这十天在韩国的感受和对韩国企业、产品崛起的想法完整地向他述说了一遍。对我关于韩国设计和速度为企业竞争力带来附加值的理论，他提出了异议：“对我来说，他们的产品没有太经典的设计。”

　　首尔大学李勉宇说过：“韩国人像猎狗。”猎狗一旦确定目标，就不想其他事情，一心只热衷于抓住目标，根本没有反思或冷静思考的余暇。可是抓到目标物以后，猎狗无事可做就来回溜达，之前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很快消退。韩国人把这种特点称为“铝锅秉性”（铝锅火旺时马上烧开沸腾，关火后则迅速冷却下来），用中文简单地说就是“热得快，冷得也快”。

　　我想，经典的设计、独特的风格都需要时间的沉淀，我们不会用热得快凉得也快的铝锅来做长时间的煎熬，就像猎狗在追赶上猎物之后就会忘记前行的路线，善于后来居上的韩国企业，在成为领先者之后，是否需要改变自己性格中的一些特点才能保持继续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