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抗争的暴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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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By 马军

9月15日开始，大陆几十个城市都爆发了针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事件的街头抗议活动，并出现了一些针对日资企业和日系车辆的暴力行为。其实，不只是在中国大陆，全世界任何地方的街头运动往往都和暴力结合在一起。台北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陈韵如和副教授沈幼荪等人，曾经根据对台湾发生过的街头暴力事件的研究，总结出了一些有关街头抗争的暴力逻辑，其研究成果对中国大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005年，台湾嘉义县养蚵自救会在县政府争取渔权时发生流血事件；2008年，大陆海协会会长访台，也造成了大范围的警民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警方和抗议民众都使用了不同程度的暴力，事后也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舆论谴责和法律课责。值得注意的是，事后各方均谴责暴力并否认有任何的暴力企图，然而暴力事件的确发生了，这仅仅是简单的“擦枪走火”？还是街头暴力有着背后的必然逻辑？
研究者认为，抗争暴力与民主发展息息相关。在威权体制下，国家政府将群众的集体抗议视为破坏社会和谐秩序的反动行为。台湾民主转型早期，面对民众的抗争，都存在着打压抗议群众的国家暴力。随着民主化的进行，威权统治者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面临挑战，加上“社会力”的逐渐茁壮，民众诉求有了较多的发声管道，街头抗争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温和，暴力冲突不再是街头抗议活动的必然结果。进入民主时代之后，虽然也有街头抗议，但是抗议事件中的死伤人数逐渐减少，以台湾为例，1995年以后，台湾每次集会游行中受伤的百分比都维持在1%左右，被捕和被起诉的事件也大幅减少。
然而，在台湾的街头抗议活动中，轻微程度的暴力冲突——肢体冲突、推挤、叫嚣、拉扯、私人或公共物品的损害——从未消失。针对这一现象，研究者引述之前学者的观点认为，台湾街头抗争中暴力事件减少的原因是因为政治体制的重构，社会运动团体有了街头以外的其他发声和参与管道，暴力冲突作为抗争手段逐渐边缘化。而民主化之后，抗议中的暴力冲突还时有发生的原因仅仅是与警察互动不良的非预期结果。也就是说，在民主社会，抗争暴力不再是社会或政治结构所带来的后果，而是现场参与者所引发的意外。
研究者将抗议活动中的参与者分为抗议对象、抗议群众以及警察和媒体，抗议对象又分为学校、企业和政府机关。研究者发现，在抗议对象是政府机关的时候，暴力行为往往较少；而抗议对象是学校和企业的时候，破坏性行为则较多。对此研究者解释说，因为国家政府长期面对抗争活动，已经发展出一套面对群众抗议的处理方法，同时也建立起了较好的处理管道；相比之下，学校和企业面对抗议时则不知如何处理，容易出现无法纾解情绪的问题，致使暴力冲突较多。
而从抗议群众的角度分析，研究者发现，拥有越多资源、组织能力越强的社运团体，可选择的抗议戏码越多，也就越容易采取和平的抗议方式。而社会经济地位越低、教育程度越低的群众，因为相对弱势，就越容易持续的在体制外以“较不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
从警察角度分析，警方会依照群众的抗议目的和抗议方式决定警力和设备。当群众抗议目的的正当性受到社会大众质疑的时候，警察比较容易采取强悍的方式进行管制而提升暴力冲突发生的机会。此外，当抗议者缺乏组织，没有领导人物时，警方无法与群众进行有效的沟通，采取暴力方式的可能性就更大。
作者将搜集到的在台湾发生过的501场街头抗争做了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基本支持之前的论述：组织程度高的、有关劳资纠纷的、抗议对象是政府和政党的、小型的抗议活动不容易产生暴力；而组织程度低的，参加人数多的，有关土地争议和强制拆迁的以及抗议对象是企业的活动比较容易产生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