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我的旧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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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By 殷宴

“对我来说，北京就像一个旧情人，”玛莎说，“年轻时的爱总是美好的，哪怕爱人已经改变了容貌。”
玛莎与北京的恋情始于三十年前。1983年，她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执教于一所外语类重点高校。她的学生是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他们对知识的狂热令她震惊：“我从未见过那么聪明、那么勤奋的学生，他们让我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的英语教育界处于资源极度匮乏的状态，使用的教材早已过时，学习者缺乏语言环境，对国外学术界的发展状况更是一无所知。对于渴望接触西方最新文化的中国学生而言，玛莎这样的外国学者正是一个宝贵的窗口。
八十年代初的北京没有酒吧、夜店，连电影院也屈指可数;玛莎与学生们一起将所有的精力献给了学术研究，几乎每一个夜晚都在大量的阅读与激烈的讨论中度过。谈起那段时光，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我们过着纯粹的精神生活，每一天都极其充实。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努力会改变中国的未来。”那几年间她教过的学生大都进入了学术界，许多人如今已是英语文学研究的权威。
玛莎的中国同事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仅工作勤奋，而且待人真诚：“我们相处的很愉快，整个英语系充满了友好的气氛，周末大家常常聚餐。”大学教师的生活很清苦，他们上不起饭店，就轮流在各人家中开伙，从刚刚毕业的年轻老师到当时的系主任、英国文学大家王佐良教授，个个挽起袖子亲自下厨。“我就是在那个时期学会了包饺子。”玛莎笑着回忆道。她和许多同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直到今天仍未褪色。
当时的大多数“外国专家”都住在西三环的友谊宾馆。据玛莎回忆，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出宾馆，但他们的中国朋友来访却要受到诸多限制。玛莎的学者身份给她带来了更多的自由，玛莎利用每一个假期尽可能地探访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走的越远，她的金发碧眼就越显眼，许多偏僻地区的居民还是头一回见到活生生的“老外”。但玛莎在旅途中从未遇到过怀疑或敌意：“人们对我充满了好奇，尽管我的中文很差，他们仍然乐于跟我聊天、向我打听西方的事情。”
1986年，玛莎离开了北京，但她知道自己和这座城市的缘分远远未尽。二十多年后，她终于重返中国，眼前的北京却令她大吃一惊：记忆中的小胡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写字楼与立交桥;物美价廉的小饭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肯德基和麦当劳;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在堵车，噪音和废气让她几乎想立刻买机票回伦敦。“假如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我或许不会爱上这座城市。”她摇着头说。
改变的不仅仅是城市的外貌，城市的生活也和她记忆中大不相同。老外在北京居民眼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景象，后海、三里屯、鼓楼大街上的外国人比中国人还多。大把中国年轻人说着一口漂亮英文，每周追看《绝望主妇》的最新剧集;地铁上经常能看到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手捧IPAD，埋头阅读原版《华尔街日报》。这座城市里有地道的美式披萨、日式寿司、韩国烤肉和法国牛排，也有LV、Gucci、Chanel和Armani。除了空气质量，这里和东京或纽约有什么分别?
“北京和国际接轨是件好事，”玛莎说，“至少我们有足够的英文教材了。”学生们不再围着她打听国外学术界的动向，他们只需登录图书馆的数据库就可以浏览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他们也不再好奇国外大学的授课方式，出国留学的机会多得是。然而，在这个知识唾手可得的时代，学生们对学习的热情却似乎下降了，许多人更关心毕业后如何获得高薪。“当然，努力学习的学生还是有的，不是所有人都‘向钱看’。”玛莎的语气中有宽慰，也有遗憾。
如今，她的生活和在伦敦差不多。工作之余她会去国家大剧院看歌剧，去中山音乐堂听音乐会，去“书虫”读原版书报，去后海喝咖啡。她和新同事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没有深入的接触：“大家都太忙了，没有时间交往。”她也很少出远门，尽管政策上的限制已经取消，交通也比八十年代发达，但席卷全国的“旅行热”实在让她望而生畏。“到哪儿都是人，太败兴了!”她做了个夸张的手势，满脸痛苦。
北京变了，中国变了。这种变化让玛莎不无伤感。毕竟，这里曾经寄托了她的青春与梦想。但她仍然选择留在这座城市：“过去的北京是美妙的，今天的北京也有它的可爱之处。我愿意去适应新的北京，因为我仍然钟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