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医保：不止是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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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By 杨程屹
1948年7月5日这一天，英国卫生大臣安奈林·贝文走进曼特斯特的帕克医院，对躺在病床上的13岁女孩西尔维娅说：“从今天起，你和全国人民一样，再不用为看病花钱了。”英国全民医保体系（NHS）就此拉开序幕。
NHS的理念是明确的：凡是英国公民，都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所有的费用都来源于税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已经富得流油了。事实上，1948年的英国尚未从战时的贫瘠、混乱、物资短缺中摆脱出来，人们生活得十分艰难，需要由政府配给食物和布料，儿童营养不良，胡萝卜是唯一的水果，甚至连参加伦敦奥运会的运动员都需要自带食物。
惨淡艰难的现实往往催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想主义。1942年，英国政治家自由党人威廉·贝弗里奇发表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在书里，贝弗里奇宣称要杀死五个巨人——贫困、疾病、愚昧、污秽和懒惰。当时，忙于应付战争的丘吉尔政府对此不以为然，直到艾德礼政府时期，这个美好的理想由矿工出身的工党领袖安奈林·贝文付诸实现。全民医保体系建立初期，饱受痢疾、癌症、牙疼、溃疡以及其他各种病痛折磨的英国人涌进医院，医院里人满为患。投入运行15个月以后，全民医保体系已经发放了525万副免费眼镜，开出了1.87亿张免费处方，850万人获得了免费牙科服务。首相艾德礼兴奋地宣称英国在西欧建立了第一个福利国家。
对于“第一”，英国的“敌人”德国也许并不苟同。比起英国来，德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在法律上被确定的时间要早得多，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1883年铁血首相俾斯麦的包括 《疾病保险法》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到了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赢得德国人支持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全民医保制度。时至今日，德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覆盖率已近100%。正因为如此，德国《南德意志报》可以理直气壮地评价举步维艰的美国医改：“世界最大工业国家容许自己的5000万国民——几乎是人口的六分之一——不参加医疗保险，这简直是一桩丑闻。”
尽管美国人早在二战结束撤离英国时就将《贝弗里奇报告》带回了国，但美国至今仍是全世界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60年来，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奥巴马，美国民主党人执政后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促进全民医保制度的建立，而共和党人的任务则是阻止它发生。著名的共和党议员罗恩·保罗认为“全民医保”并不是人们都应享有的权利，它仅仅是一种“善”，“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善’正在演变成‘权利’，而这样的转变会带来十分麻烦的后果。”所谓“麻烦的后果”在实行全民医保的世界各国都日益凸显，低效率高投入已经成为全民医保最大的顽疾，令各国政府不堪负累，国民抱怨连连，连以全民医保体系为信仰的英国也不可避免。据英国一个名为“拥护改革的护士”的组织统计，近100万的英国人正在排队等待医疗服务，一个简单的痔疮手术也需要等待8周以上，许多人宁愿花费高昂的费用飞到国外治疗。即便是“以全民医保的孩子”自居的英国专栏作家诺曼·莱布雷希特也怨气满腹。
不仅如此，由于全民医保体系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税收，势必会增加个人和企业的负担，因此世界各国对待全民医保的态度并不一致。美国保守党派甚至指责英国的全民医保体系是“邪恶的社会主义”。2010年奥巴马签署美国医改法案后，全美26个州和小企业团体联合会指责法案中“强制医保”条款违宪并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反反复复的纷争之后，2012年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9个法官以5对4的表决结果裁定，“强制医保”条款符合宪法。
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是一种“庶民的胜利”。因为全民医保“60多年来一直是社会正义和全民健康的开路者，从未违背过其设立之初的理想——无论阶级、年龄、性别、职业，它向每个公民提供最现代化的治疗。”英国人的理想主义或许也是所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