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乌托邦

zhixun

经济观察报By 鬼今
毛泽东少年时的好友萧子升曾写过一部有点另类的回忆录，叫《我和毛泽东曾经是乞丐》，标题看起来有那么点耸人听闻，内中说的是当年两人用暑假时间到处乞讨游历，以增加胆量阅历的故事。里面披露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如为过江混上摆渡小船，却因身无分文拒不付钱，与船家争吵耍赖，其实不远的渡口处就有免费渡轮，目的是故意制造难题来锻炼自己险境求生的本领。除记述乞讨生活外，比较有意思的是书中披露了一些鲜活的讨论和对话。
比如两人同为湖南第一师范学生，对高悬于大礼堂入口横匾之上，由蔡元培亲笔题写的“德、智、群、美”教育宗旨，评价却南辕北辙。萧子升认为，所谓群育不过是模仿德国和日本的旧货色，美育的提法才比较新颖，因蔡元培曾发表过一篇《以美育代宗教》的文章，就曾申明“美育”的价值。萧子升一再强调德性完美的重要，且坚持德性体现于古代诗歌、经典和音乐中。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坚称群育最值得赞赏，甚至比什么都重要。他质问，如果国家衰弱不振，讲美学又有何用?首要的是要克服敌人，与美学教育无关。
毛泽东反驳的理由是，假定民族衰弱，德性完美又有屁用?最要紧的事是一个人要能够以力量征服别人，只要能征服别人就表示这个人有德性。其实两人虽各执一词，实是各有道理，不是用一般是非标准能够轻易裁定的，但是语境不同，时代更替，其意义必生歧变。比如近代时运转移，国人遭遇西方犹如小孩一般整天挨大人痛揍，不断地缠斗厮打中少有胜绩，还犯着倔劲屡匍屡起，满脑门心思都在琢磨着如何揍倒对方，却大多时候只能在想象中意淫，被虐的苦涩记忆似乎永远盘旋不去，若在乱世中仍奢谈美育，肯定被骂作呆子。但天下底定后，征服别人或相互死斗是否能直接等于“德性”就大可商榷。毛氏教育观衍生出的斗争哲学一度持续蔓延，乃至亲人在“文革”互斗中动辄反目成仇，“德性”早已湮没不见，势必演化成一场灾难。这且按下不表，“教育”这个字眼延伸开去可以有无数话题可以讨论，我这里关注的是现代一次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
最近读到法国人潘鸣啸写的一本知青史，名为《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法人治史注重细节，里面也引述了不少吸人眼球的故事。潘氏对当年那场波及一千四百万人的知识分子移民洪流有个社会学的解释，说是为减轻城镇就业压力以及防止闲散人员动乱的政治思维主导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这个思路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宁可从毛泽东早年对美育的态度上寻找更加有趣的原因。
毛泽东自称毕业于“绿林大学”，明确亮出反精英教育的主张。在他眼里，教育资源是不应为一小撮人垄断的，应该是一种在平等基础上的“群育”行为，可“美育”恰为一小撮精英所垄断，故而不可提倡。这想法若换成响亮的政治口号就是要“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它表达的是想要更多人均匀共享一些文化教育的资源，此意图本无可厚非。其实，“上山下乡”的一个最初动因只是个功利选择，因为合作社需要会计、技术员与教师，需要中小学毕业的知识青年。到了毛泽东的视界里，其目的明显被拔高了，就是想通过磨炼城市青年肉体的方式，引领知识之流反向灌注到农村，实现“群育”的相对平等。毛泽东的最初设想是尽力实现“劳动化-知识化”的双向互动，来弥平脑体倒挂带来的教育不平等。这样的思维一旦实施，随之就要付出代价，那就是必须让一些传统知识沦于“鄙俗化”，甚至要毫不留情地对身体进行自虐性改造。
比如为在激流中找回一根电线杆白白搭上一条性命的金训华在日记中就自说自话：“我的手会出血，而贫下中农的手为什么就不出血呢?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沾上了修正主义的毒素。”用对身体的残虐去漂白思想中的小布尔乔亚“污垢”，大致是知青改造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只是这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自虐要达何目的?倒是要稍加考究。毛泽东的初衷恐怕远为复杂，不只是想把知青赶到乡下任其自生自灭这么简单，至少还有把知识反哺给农村的现代情结，当年知青模范朱克家就是以教导云南少数民族群众识字而脱颖成为政治明星的。同时毛泽东也希望乡村中的朴实智慧能演化成一种规范化的知识，以便反向影响城市青年。这种双向流动的思维背后埋伏着一个如何处置近代“精英”与“民粹”之间关系的大思路。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就已指出，一味倡导“文字下乡”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弊端，因为那些知识小资常常自以为是，以为掌握“文字”犹如操弄神物，可以任意点石成金，不自觉地漠视民间的朴素直觉智慧。所以文字代表的现代文明空降到乡村是否就能得其所用，一直存在争议。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构成一种平衡。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五四”以来知识圈流行的中国农村落后，需要城市启蒙的言论就已表达出不满。他曾在给周扬的一封信中委婉地批评他把“农村”视为“旧中国”的提法不妥。明确说“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在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可见农村会有机会升格为新中国未来的希望，特别是“文化”水准还可能高出城市，这完全走向了五四文化运动中精英启蒙大众的反面。在“上山下乡”运动期间，毛泽东显然又把另一种知识即乡民智慧的作用更加夸大了，仿佛知青们要接近民粹的神圣就必须努力把身体自我作践一番，比如姑娘家必须毫不犹豫地动手到牲口肛门里掏大粪才证明一颗心变“红”了，或者瘦弱书生和农村小伙一样抡起大锤劈山凿石才算是融化成功。
“上山下乡”是一场充满革命幻想的乌托邦运动，知青下乡前总是被刻意渲染过的乡村田园镜像所吸引，他们往往被告知乡村充满玫瑰色的浪漫情调，如有知青读过一些古典诗词，就更易把下乡接受再教育视为一种令人艳羡的诗意生活。可实际情形却是，“知青”一旦嵌入农民群体就会自动流于边缘，长期处于被漠视的状态，因为农村多为同姓村，本来就排斥外姓，对精英知识的需求度很低，加上来自不同地区的知青在语言和习惯上的差异，使他们经常成为强加给农民的不中用的“过路客”。相对而言，内蒙古地区的牧民倒是比较好客，如果某位知青运气稍好，可能会少遇些尴尬。“知青”经常种不好地，也不懂农业常识，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对人口过剩严重的村庄更是沉重的负担，最终还可能引起乡民的敌视，知青在与当地农民的相互摩擦中曾发生过不少惨剧，如一位不会游泳的知青被干部胁迫去追赶一头过河水牛，结果不幸淹死。知青对农民的报复也时有发生，如不时故意偷盗。
除了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之外，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多有一厢情愿的味道。这个毛病一直延伸到当下。近些年人类学方法流行，学者像货郎一般走街串巷，兜售的是一种叫做“替民众发声”的精神迷幻药，他们总是假设乡人有话要说，有冤要伸，只不过声音被城里人埋没，于是千方百计地以访谈为名从乡民嘴中套出一些话来，以证明发掘底层声音的重要。“底层会说话吗?”“民众会发声吗?”变成了一种最时髦的口头禅。
其实许多乡村的农民是被迫在知识询问的压迫下发声的，甚至有被逼无奈的反应。记得当年阅读一所大学做的义和拳调查文献，就惊讶乡民嘴里居然能发出一套套贴满政治标签的历史叙述，如对帝国主义义愤的宣泄方式，对义和拳运动“人民性”的娴熟赞扬，口径一致得令人咂舌。原来访谈者早已预设了各种先入为主的问题导向，如不按此回答，势必难以摆脱访问者的纠缠，于是才有那众口一词的惊人“觉悟”。
另有一个例子是，当在乡下做口述史时，学者往往按自己设定的时间史脉络提问，如把历史自然划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新时期”等时段，乡民们根本搞不清这划分的涵义，常常混淆着说反正是这股军队进村了，下股又来了一帮，甚至讲到有一对兄弟出村，弟弟上趟厕所，等他出来发现哥哥不见了，原来是跟着国军走了，恰巧这时厕所外又跟过来一队八路军，弟弟就跟着这支队伍走了，一上厕所的工夫两人的人生由此彻底改变。这故事可能有编造的嫌疑，却也说明，在乡民意识里对历史身份的辨识热情决没有正统文人那般敏感。人类学家当然不屑当政治的传声筒，可总残留着一些应该在“启蒙”民众方面做点什么的心态，不妨看作是多年前过于自恋的知识人心声在乡间发出的回响。
回到“文化”与“平等”这个话题。按照萧子升的说法，“德性”需要一批精英去铸造，然后才谈得上普及教化。但近代国人反复受辱，又须故意搏出一副打架斗殴的凶相才能打赢对手，“德性”的培育自然被挤到角落，甚至彰扬野性就是德性的表现。和平时期，敌对势力只是假想的存在，人性中的野蛮冲动已找不到真正的外来对手可供发泄，自然转成了以捍卫“阶级”名义的残忍内斗。这内斗又是打着追求平等的招牌进行的。
钱穆先生曾经有个看法，他认为，中国有“流品”无“阶级”，最早的艺术可能依赖于品位的培育，这是一种相当精英化的行为。后来“艺术”被迫与某个阶层挂在了一起，变成了社会关系的表现，于是“艺术”就与“民主”发生了关系。“民主”要求“平等”，“艺术”也就自然不仅限于个人或贵族阶层独自享用，必须与更广泛的民众共享，但“艺术”本身所要求的精致又决定其只能在小众之中才能达致，欣赏能力必然受教育、出身和品位的制约。看着农民兄弟享受不到高品质的生活，改造精英文化的念头就会冒将出来，想急躁地抹平欣赏口味的差异，其结果只能是杀高就低，集体矮化。故我的结论是，文化不能等同于政治，不但不能和“民主”挂钩，更不能乱讲“平等”，只有允许品位的庞杂多样，各安其位，才能使其不至堕落到只有爬上媚俗这条窄道才能生存的地步。否则，国人民主未获，品位早失，“德性”滋养更是谈不上，这才是未来让人忧虑的焦点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