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中国会如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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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22 10:43:40   来源：环球企业家   作者：黄晨岚   
内容导读：中国正在从出口导向的经济体转为消费导向，它带来的影响是各方面的

雷小山1990年代中期从美国来到中国，并自2003年起定居中国。他的新书《廉价中国的终结：颠覆世界的经济和文化趋势》（The End of Cheap China: Economic and Cultural Trends that will Disrupt the World），通过其十多年来在中国的个人经历，通过与亿万富翁、政府官员、民工、白领甚至性工作者的大量交谈，以及各种经济数据，来描述中国的转型和对世界的影响。
书中将会谈到：劳动力和地产成本的提高将会如何迫使生产廉价商品的制造商关闭、重新选址、或往价值链上端转型；中国如何从出口驱动的经济体转型成为内需驱动；中国人的收入提升将会创造国外品牌向中国销售的机会；中国的消费将会如何对全球商品市场造成压力，引发通胀以及与其它国家的摩擦。
Q: 您书中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A: 首先，我写作这本书是因为现在美国有许多人为制造的恐慌。政客、商人、许多经济学家都在说中国的崛起将会伤害美国。我不这样认为。这本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试图停止这种恐慌的制造，试图用一种理性的方式研究中国。
在中国做生意将会更贵—房产租金仍然以两位数增长；人力成本正在提高，譬如去年中国31个省中的21个都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22%。这意味着人们不能再把中国视为一个廉价之地。

它带来的影响是各方面的。第一，人们可能不得不把工厂迁移到其他更廉价的地方，譬如印尼和越南。书的第二章讲到某个家具生产厂就这样做了，他们搬迁到了印尼。但是猜猜看发生了什么？他们后来又搬回了中国，因为印尼的劳动力效率低下。回到中国后，他们正在试图将产品在中国做内销。他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必须提高商品的售价。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一直扮演着给美国带来通货紧缩压力的角色，中国人愿意低价劳动，因而销往美国、西欧的商品价格很低。但现实将不再如此，人们会发现，中国的通货膨胀将会输出到世界各地。
第二，我认为中国正在从出口导向的经济体转为消费导向。当认识到中国不再廉价后，人们需要做的是向中国市场销售。这对于Gap、Ralph Lauren、Nike这样的品牌意味着什么？我在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写中国女性的崛起，女性正在成为零售消费中重要的决策者，我们应该想清楚如何向她们销售，她们的希望、梦想和动力是什么。
Q: 为什么你会在书中特别强调女性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经济中的作用？
A: 在上世纪50年代，女性占据的家庭收入大约是25%，到了90年代上升到35%，现在大致与男性相当。但实际上，我们在采访许多民工时发现，女性的收入正在超过男性。由于消费服务的产业转型，体力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采访了许多来到上海的农民工夫妻，通常男性做建筑工人，工资为人民币1000到1200元，他们很难再找到其他工作；而女性做家政、足浴按摩等服务工作，月薪可达4000或5000人民币。女性正在转变成为家庭的动力来源。我们发现，许多男性开始搬回家乡。中国曾经有过整整一代被祖父母抚养的留守儿童，而现在男性开始回乡抚养孩子，女性则留在上海或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中国不再只是一个生产之地，而成为了重要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你需要重视女性，因为她们正在驱动销售。在我的咨询业务中，帮助中国和西方的公司制定市场策略时，我发现许多公司跳过了女性，专注于男性。但他们的认知是过时的，他们认为男性是赚钱和带来改变的群体，但未来将不再是如此。
Q: 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经预测亚洲金融危机）的观点和您非常不同，他们往往对中国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影响持悲观态度，这在美国是否主流？
A: 不幸的是，他们代表的是主流。这也正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因。克鲁格曼说中国的生产力高是因为人民币汇率，说中国正在偷走美国的工作机会。他的观点站不住脚。我不清楚他是故意撒谎，还是通过扭曲事实来获得关注。中国并没有偷美国的工作。想想看，奥巴马政府自从入主白宫以后，已经从美国驱逐了100万非法移民。再比如，尽管就业环境恶劣，美国的农业工作仍然有大量空缺，因为现在的美国人太懒了。实际上，他们不愿意在低端的工业制造行业工作。中国并非由于汇率而取胜，而是由于美国人不想要那些工作机会，而中国在这一层次的劳动力储备有更高的效率，同时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更好的基础设施。
老实说，我对克鲁格曼的做法非常气愤。我认为他在煽动对中国的仇恨情绪。当一个主流经济学家这样写时，即使并无根据，人们仍然会相信他的论点。实际上，在我采访许多跨国企业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太多。但他们由于恐惧而不会公开表达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会招致国会的批判、普通美国人的指责。
Q: 这种情况是否有改变的迹象？
A: 我很担心。美国的经济复苏迟缓，而且我认为美国的整体实力正在下降。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需要找替罪羊。尤其在选举年会看到许多对中国的指责。
我希望更冷静的思想能够胜出。习近平在美国的表现很好。我很高兴我不是中国的执政者，这是个非常难坐的位子—不管你做了什么，最后一定会被美国批评。这是现实。因为美国非常恐惧，但是又不理性。关于人民币、偷工作、军事威胁的说法，对于任何脚踏实地的人来说都是没有根据的。

但中国需要提升软实力，目前的软实力还很弱。我是中国政府的强力支持者，但对于社交媒体，他们应该考虑解禁Twitter和Facebook。我理解也同意这是对稳定的挑战，但与其封锁，不如监控。封禁社交网站只是给了批评者们材料。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会使用Twitter或者Facebook，由于语言，也由于它们没有新浪微博或者其他本地社交网站那么受欢迎。
我认为眼下是个困难的时期。所以我希望冷静和理性可以胜出，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以及中国正在如何发展和进步。
Q: 廉价中国的终结，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A: 西方国家和公司必须要面对这种变化。我采访了澳大利亚、加拿大、非洲国家的许多高级政府官员。中国的发展，将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中国正在世界各地投资自然资源。那些国家该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变化？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以房价为例，澳洲的房价增长失控，不仅仅因为中国人正往那里移居，还因为中国人在房产上的投资。政府面临着棘手的问题，他们需要找到解决方法，既能够欢迎中国的资金，又能够不毁坏澳洲人、加拿大人的日常生活。对于那些能够做好调整的国家和公司，这种变化会带来好处。但如果不作调整，就会受到伤害。
在中国，我认为很多公司将会难以为继。如果你只是依靠低成本或者关系，未来就很难做好。到一定时间点后，企业不能仅仅专注于降低营运成本，必须提高生产的价值，因此需要自动化生产线、销售更贵的产品、创造自己的品牌等。中国的企业不应该是代工生产商（OEM），而需要创造品牌，向消费者或者企业销售。
Q: 你在和中国的亿万富翁、政府官员、民工访谈时，他们对于中国的变化怎样认识？
A: 和政府官员交谈时，会发现他们非常自信，但有时过于自信。他们理解中国正在面临的许多问题，并且正在努力改进，譬如提高最低收入标准、提高社会安全、推动中产阶级的诞生。这些都很好，但我认为他们对于经济转型中的某些困难低估了。
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带来的问题。政府想要在未来5年，保证最低工资标准保持年均15%左右的增长，但这样做会造成通货膨胀的预期。另外，我认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民众在某些领域的愤怒的严重性，譬如食品安全。书中有一章关于食品安全的，人们对于缺乏信赖、缺乏改进的现状很不满。每个人都很担心，但是每个人都不断看到令人恐惧的传言或丑闻。
而中国的富人变得越来越富有，即使是在经济危机之后的困难时期依然如此。他们是非常好的销售对象，中国的奢侈品市场非常乐观。
我认为在经济上有一些潜在的问题。第一，我担心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过于傲慢。他们一直被教育中国的经济将持续成长，他们的个人收入也将保持增长，但他们从未面临过艰难困苦的时局。现在，5年内换过5份工作，收入大幅增长的年轻人很常见。所以我很担心当经济情况变得不好，当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并未真的变富有，买不起房、买不起车时，会发生什么，这会引起很多问题，甚至比贫富差距的问题更严重。保持中产阶级快乐和充分的就业非常重要。那些具备智力、能力和一定财力的人们，如果开始嫉妒，就会引发变革。第二，我认为政府低估了劳动力储备的问题，储备正在变小。如果政府继续不允许生育多个小孩，或者限制国外的低端劳工进入中国，都将会损害社会。我认为应该让越南、印度、印尼等国的劳动力进入中国，帮助解决低端工作的问题，譬如制造业等中国人不再想做的工作。在广东，许多工厂有20%到30%的职位空缺，所以许多企业在往河南、四川等地迁移。因为工人们说他们不想做这些工作，或者如果他们做这些工作，他们希望可以离家乡更近，而不用再背井离乡。
Q: 通货膨胀将会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
A: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国必须提高人们的收入。同时，只要美国继续不负责任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的商品市场将会继续波动。中国在未来几年中都需要面对每年3%或4%的通货膨胀。对此我十分担心。
我们的客户都在试图弄清楚一些问题：是否可以全面提高产品的价格？是否可以增加更昂贵的新产品类别？是否要建立新的品牌线？这些都是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企业虽然可以自动化产品线来减少成本，但是向终端消费者加价仍然是最主要的方式。就好像星巴克，总是在推出更贵的新产品。
Q: 在中国的这些年接触和了解许多人以后，最让你难忘的故事是什么？
A：我和我妻子的祖母经常聊天。她的名字是黎莉莉，是30年代的影星。我的书中有一章是关于她的故事，关于她在文革中经受的痛苦。
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我本以为她会问我：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你以后会怎么照顾我的孙女？但是她和我说的却是：“有时候你必须站起来，反对邪恶”，“有时候河水朝着这个方向流，但你必须朝另一个方向走”。她告诉我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当时，由于她的父亲钱壮飞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丈夫罗静予是电影公司的老板和著名导演，江青认为他们是很大的威胁而加以迫害。最终，在红卫兵无休止的批斗和折磨中，她的丈夫罗静予选择了自杀。她接下来和我说的是：一定要记得如果我们不做好工作，就是在摧毁前人所做的牺牲；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确保我们做的事对国家有益，对普通人有利；确保我们不会变懒，不然她的丈夫、父亲的死就没有意义。
当我逐渐认识一些领导人，会意识到他们确实试图在帮助国家。但他们成长时经历的痛苦，令他们后来所作决定让西方人难以理解。好比许多美国人都嘲笑中国对于不稳定的恐惧。但如果观察现在的主要领导人，譬如习近平，他的父亲习仲勋曾被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之久，就会明白他们对稳定的渴求为何如此强烈，他们不希望国家再次遭遇混乱，文革的伤疤仍然很深刻，社会上每个细节都被文革所影响，但人们对此的分析并不够。
Q：你在书中也采访过一些性工作者，以及通过性产业所观察到的现象？
A：是的。从对待性工作者的态度上总是可以了解到许多社会的状况。我发现，现在中国的妓女没有过去那么漂亮。在90年代中期，她们很漂亮，而且到处都是。现在能看到的普遍变丑了。我认为这是好的，因为政府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女性的收入提高了，也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人们不再想做这种工作。
另外，西方人经常说中国怎么会到处都是性工作者？政府明明在大力打击色情产业，但是街上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地方官员会产生腐败和保护现象，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区别。许多美国人认为政府是统一的权力，就好像中央说了什么，其他所有人都会紧紧跟随。我认为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上，总体上我同意中央政府的政策，但他们不可能就这么简单地处理问题。
Q: 为什么90年代时会来中国并定居？这些年看到最大的变化？
A: 我过去曾在韩国、菲律宾待过一些时间，和他们的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交流，他们都和我说，小山，要注意怎么应对中国的崛起，而当时美国都还在谈论日本。我认为，如果亚洲的邻居们在担心中国而不是日本，对我这样的美国人去理解中国，以及帮助美国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美国对国际关系、权力转移的理解总是比实际情况晚15年。
我从1997年到2003年期间，每年有半年时间在这里。2003年到现在，我基本上全年都在这里。我看到的最大变化是，人们开始享受生活。当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人们还在为吃饱穿暖而挣扎，有一次我在天津的街道上走，我看到上千人举着纸牌，上面写着求职。当你理解人们15年前有多贫穷，现在他们如何生活，就会理解为何有那么多乐观情绪—人们记得黑暗的时光。
许多美国人以为中国拥有永无止境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从直观印象来看—沃尔玛和塔吉特的货架上有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商品，中国有称冠全球的13亿人口—他们很自然地认为一定有成群的中国人准备着随时加入工厂，生产更多商品供美国人消费。
但是，尽管中国人口众多，现在的就业非常充分，性别平等也有了提升。事实上，许多公司在中国运营碰到的一大困难是缺人。大量外资的涌入创造了上百万的工作机会。同时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当劳动者退休以后，能够接替他们的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
和十年前相比，中国劳动者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好工作难找，人们愿意为了能吃饱穿暖而接受苛刻的条件。但现在，年轻一代对于未来和职业发展的乐观情绪显而易见。他们见证了中国崛起成为经济强国，在金融危机中远比其他国家表现强大，而从未经历任何衰退。
带着强烈的乐观情绪，又目睹遍地生财的各种机会，他们不再愿意委屈自己做低下的工作，去那些远离家乡和家人的工厂。相反，他们开始购买过去自己生产的东西，中国消费者带来的消费增长成为未来十年最重要且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对于那些试图弥补发达国家消费增长趋缓的公司，这是机会。当中国人希望吃更多的肉、买更多的车、住更大的房子时，通胀压力随之而来。对于那些需要应对通胀压力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是挑战。
通过与亿万富翁、政府官员、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高管、贫穷的农民工、甚至是妓女的访谈，我将解释为何中国劳动者不再愿意背井离乡、以微薄的收入组装苹果iPhone和耐克Air Zoom，我也会解释这种现象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正在消解的廉价劳动力储备将会颠覆全球的供应链和消费习惯。
企业再也无法在中国低价生产，需要重新制定战略。不然将会由于利润被过度挤压，而面临倒闭。只有一件事情确凿无疑：中国的劳动力、地产、商品成本的飙升，将会令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成本提升，并抑制美国人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
我还会进一步分析中国人的工资增长如此之快的政治和社会因素，以及这会如何影响中国的国内消费，对商业意味着什么。中国将成为销售对象，而不再是生产之地。中国3.5亿多的中产阶级都想买房买车，也想稍稍享受生活。他们的消费增长将会给全球的商品市场带来压力，并进一步引发通胀压力。他们膨胀的需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因为中国的投资将扩展至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非洲国家等，以确保能够获得有限的自然资源。对商品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改变国际体系的现状，中国政府和伊朗、南苏丹共和国达成交易，而这些国家常常与美国的利益相悖。
美国冷战以后第一次遇见了一个真正的经济强权对手。世界权力的重大转移极少能够和平地发生，许多人都预言中美之间亦如此。但是，两个世界强权的正面冲突并非完全不可避免。对于中国的恐慌制造、误读和歇斯底里，总是占据着美国的媒体，而遮蔽了理性的观点。日渐汹涌的反对中国的声浪，是危险和被误导的—世界上任何人最不需要的就是两个巨型经济体之间的冲突。
《廉价中国的终结》书摘
廉价的中国劳动？再也不是了
我正在拜访的是世界最大的家居生产商之一，劳拉家具(Laura Furniture)近20万平方米的上海工厂。许多美国人买的沙发都来自这家工厂，或是她在广州的姐妹工厂。我在那里和公司总裁鲍勃（Bob）讨论，如何应对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人民币升值。
鲍勃告诉我，公司现在面对的问题和在美国20多年前遇到的一样。当时，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全球运输能力提升，这让他们关掉了在美国中西部的工厂，来到中国寻找廉价劳动力。问题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工人需要更高的收入。估计到2015年劳动力成本很可能会是现在的两倍。为了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劳拉家具几年前已经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开设了大型工厂。但是他们发现那里的工人生产效率低下，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也很弱。这迫使他们考虑其他战略。
或许和你的直觉相反，在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的劳动力储备实际上正在减少，因为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在中国加大投资，试图弥补他们在本国市场萧条的销售。不仅是工厂的低端劳动力，白领劳动力储备同样正在收缩。微软、英特尔、谷歌等技术公司开始大规模的招聘，或者建立研发中心。花旗宣布在三年内大陆的员工数翻3倍，达到10000人。结果是企业之间为了雇佣员工而大规模竞争，人们不停跳槽。渴求员工的企业，会为了从其他公司挖人，开出20%或更高涨幅的薪酬。政府也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并推动中国从生产导向的经济结构转变为消费和服务导向。
鲍勃面临的人力资源问题在越来越多的公司出现。我的公司（中国市场研究集团）在2010年与财富500强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和高管访谈，超过70%的负责人说他们每年的员工流动等于或超过30%；将近90%的企业认为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并非西方媒体总是说的腐败、知识产权侵权、保护主义等问题，而是招聘和保留人才的能力。相比而言，在美国，11%的员工流动率已经被认为太高，会给业务带来损害。
除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美元的疲软进一步腐蚀利润。劳拉家具的工厂都在海外，美元下跌意味着他在中国、越南的生产成本上升，但卖给美国消费者的价格仍然不能变，甚至为了让更多美国人打开皮夹，他还要打折降价。美国的屋主正在打消买新家具的想法，在鲍勃干这行的几十年里，他从没见过美国消费者的信心这么低落。
鲍勃对于美国政府官员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还有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提升货币供应的做法，非常气愤和沮丧。他说，这些错误导向的政策只是让更多的投资者抛弃美元，把投资组合放在更有可能获得高额回报的商品市场或国外市场，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鲍勃的成本。
每当我和鲍勃谈到全球经济，他就停不下来。即使人民币升值，也无法像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版说的那样，改善美国的就业环境。“那套拯救美国就业的说法真滑稽，”鲍勃说，“有多少企业真的会回美国？他们只会去找更便宜的生产地。克鲁格曼不懂商业，他说的只是理论。”
不过，搬去越南并不是解决方案。中国的员工整体上有更多经验丰富的经理，有更高的动力生产精细的产品。同样，越南和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比中国落后30年。鲍勃说，这两个地方更适合生产相对简单的产品，例如衣服和运动鞋，但不适合生产复杂的或时间压力很紧的产品。
最终，鲍勃和我决定的方案，是将劳拉家具上海工厂的一半生产转为在中国内销。中国过去5年的零售额以16%至18%的增速成长。当收入提升，上百万的中国人将会买他们的第一套新居，也需要舒适的居住环境。鲍勃的故事并不罕见。过去3年里，当美国在就业率低下的经济复苏中煎熬时，越来越多的品牌已经把中国的工厂从出口为主转变成了内销中国。
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对于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两大阵营逐渐成型，尤其是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受损较小的事实呈现以后。
一方阵营主要是许多生意人，还有那些希望中国会财政援助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投资者。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有利的，可能是全球经济和他们自己生意的救星。他们想要挣更多的钱，而不太关心意识形态的较量。他们解释道，更多的经济融合不仅会带来更多利润，还会减少战争和局势紧张的风险，因为互相关联的经济和共同的利益能够迫使人们团结起来。他们还坚持认为公司和国家需要不断进化和创新，抓住世界变化的机遇，而不是通过提高关税或者设置其他贸易壁垒来维持实力。
另一方阵营认为中国的崛起是零和游戏，将会影响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领先地位。他们害怕中国利用操控汇率的政策偷取他国的工作机会，害怕中国是潜在的军事敌人，会给美国带来损害，那将会威胁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一阵营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大杂烩，譬如像保罗·克鲁格曼这样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工会领导者，还有激进的鹰派人士。
在美国具有影响力的团体中，持有反对中国观点的人正在获得更多支持，因为人们在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寻找替罪羊。反对自由贸易的情绪再次弥漫，甚至包括政策制定者。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奥巴马总统2011年10月提出的就业刺激计划，却同意了提高中国进口关税的决议。共和党的2012年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对中国的论调尤为尖锐，说中国通过系统性地剥削其他经济体、偷取知识产权、侵入外国公司和政府的电脑，正在“欺诈”国际社会。
中国崛起将会如何影响世界的真正答案，相比这两派的预期会微妙得多，很有可能落在鸽派和鹰派两方极端论点当中的某处。这两个阵营的观点大多是由对中国缺乏实际了解的人所塑成和鼓吹的。只有基于客观、准确数据之上的理性思考，才能确保企业和国家正确地理解中国颠覆性的成长将会如何影响他们。
这本书中提到，廉价中国的终结，正在创造乐观的消费者阶层，将为那些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品牌带来良好的销售增长。能够让自己适应这种新的世界秩序的企业和国家—就像奢侈品品牌、耐克、星巴克的高管做到的那样—将会从中国的增长中获利，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对他们来说，中国在未来十年，将会成为他们最大的市场之一（如果不是最大的话）。他们不应该再把中国称为“新兴市场”，这低估了中国真实的能量。他们应该把中国视为一个快速变化的市场，一个和西方世界同样重要的市场。
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和增长的贸易量将会帮助世界融合，但对于那些无法随着新的世界秩序而进步、无法适应全球竞争的企业和国家来说，这自然会是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