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商业经典】关野吉晴：伟大的旅行

zhixun

作者： 全球商业经典 2012年03月08日 11:31
这个旅行是我试图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耳朵听，自己的头脑思考的结果—那些对人类来讲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比如，“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往哪里去”，每一个问题都是任何时代的人在一生中一定会思考的。

日本著名探险家、人类学家，现任武藏野美术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重走人类迁徙之路第一人。1971年，作为亚马逊全域勘探队队长考察亚马逊全域。其后25年间，又32次来到亚马逊河流域及南美地区。从1993年起，用了近10年的时间，凭自己的脚力走完行程约5.3万公里的“伟大的旅行”。曾经出版《南美大陆》、《圭亚那高原》系列摄影集，《伟大的旅行》中文版于2011年10月出版。

我的旅程是1993年以火地岛南边的纳瓦里诺岛为出发点，总行程约为53000 公里，由40 多个较短的征程相连构成。这其中近20 段征程是以步行、皮艇、独木舟、狗拉爬犁、驯鹿雪橇和骆驼等方式走完的，剩下的则借助骑自行车完成。在每天只顾得上考虑解决眼前的难题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我已到达最终的目的地—坦桑尼亚的莱托里—至今为止，那里是人类最古老的人骨化石发现地。这期间，8 年多的时光过去了。
在开始“伟大的旅行”之前的20年间，几乎所有时间我都在南美大陆穿行。只要一听说哪个丛林里还住着与世隔绝的人，花上一周也好、10 天也罢，我都要去看看；或者是哪个丛林里还留有印加遗迹，哪怕用数年时间我都要去探访。得知安第斯山中还有某个保留印加传统的村落，我就会欣喜若狂地造访；在圭亚那高原上，有座没去过的山我就想去爬，有个没去过的洞我就想去钻。
我痴迷的是那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那些与毫无修饰的大自然浑然相融的人。每当我走进村子，他们总会邀我“住下来吧”、“来吃点儿东西”，或是对我说“我乐于为你做一切我能做到的事情”。我和他们在同一屋檐下同吃同住，并尽量长时间地留宿在那里，持续着我常住式的旅行。
每当我探访南美洲那些人迹罕至的村庄时，都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住在这里的人和日本人长得极像—这个人像我的某个亲戚，那个人和我的某个朋友简直就是双胞胎。每每如此，我都会觉得，自己不过是住在我熟悉的地方的某个村庄里。
这样的日子一久了，我的脑子里就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这些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从哪儿来到这里的？”

“我们从哪里来”
那些我在南美与之长时间交往的人们，他们的祖先到底是在何时、从何地来到这儿的？人类在非洲大陆诞生，这件事应该是不会错的了。刚刚走出非洲的新人一开始也没能大范围地扩展自己的居住圈。人类本是属于热带亚热带的动物，那个时期的人类靠采集狩猎为生。灵长类动物要想从这一地区向高纬度地区侵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要进入高纬度地区就得靠猎杀猛犸象一类的大型动物为食物，而多年来适应了植物性食物的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就要随之改变。在700 万年的发展史中，人类逐渐学会了捕获大型动物，并掌握了保存食物的技术。当然，为了御寒，人类也必须懂得建房屋、做衣服。据说，人类成功地克服了一切困难进入最北端的地区，不过是三万年前的事儿。这部分进入最北端的西伯利亚的人就是亚洲人，他们中的一部分到达西伯利亚的东端—楚科奇半岛。据说这是在追逐大型动物的过程中实现的自然转移。
人类在偶然的情况下进入西伯利亚的时候，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还被陆地连着，当时叫白令陆桥。现在人们基本上认为，最初进入美洲大陆的人类就是从这里进行穿越的。1992 年，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500 年之际，各路人物还热闹了一番。但实际上，早在一万多年前，来自亚洲的人类就已经到达了美洲大陆，并以此为新的生活基地。
英国考古学家布莱恩·费根将人类这一次从700 万年前诞生起，不断前进，穿过西伯利亚、阿拉斯加， 最终到达巴塔哥尼亚的迁移之旅，命名为“伟大的旅行”。这次旅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哥伦布的航海之旅，在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冒险活动中堪称极致。法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波尔多也说：“能称得上是人类下一次‘伟大的旅行’的， 也就是人类进入其他行星系的时候吧。”
在与南美原住民不断接触的过程中，我逐渐冒出想要仅凭自己的脚力（徒步、滑雪、自行车）、自己的臂力（皮筏、皮划艇）以及操控借助动物的力量（狗爬犁、马、驯鹿雪橇、骆驼等），重走一次这个大远征的念头。我想感受远古时代人们在旅途中所感受的那种酷暑、严寒、风暴、沙尘、气味和雨雪，用自己的身体去体会，慢慢地前进。我原本是想找寻蒙古人种的祖先才开始这次旅行的，结果在不断的调查中，却开始转向找寻人类的祖先，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把旅行的最终目的地定在了非洲。
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耳朵听，自己的头脑思考。然后，思考那些对人类来讲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与我的想法最为契合的是保罗·高更的名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如今，这幅画被收藏在波士顿美术馆里。“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三个问题，每一个都是在任何时代、生活在任何地方的人，一生中一定会思考的普遍性的问题。
我与那些生活在亚马孙河流域或奥里诺科平原还保持着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人们交往过很多年，他们也常常思考自己从何处来这个问题。很多民族用神话、民谣、传说的方式给出答案：亚诺玛米人认为是神射出的箭穿透了月亮，从那儿滴落的鲜血成为了自己的祖先；北美的纳瓦霍人则传说，最早的纳瓦霍人来自被深深挖开的科罗拉多河的裂缝中；在印加传说中，最早的皇帝是神从的的喀喀湖里送出来的。
当然，日本也有这样的起源传说。以这个人类永恒的疑问为主题，高更画了他的那幅名作。我不仅被他的画所感动，同时也被作为旅人的高更的生活方式而深深吸引。我想像中的高更是一个“舍弃了国家”、“舍弃了家庭”、“对近代文明极度失望，不在乎俗世名利”的孤高画家，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比普通人饱受更多的磨难的人。虽然渴望受到世间的称赞，但是竟跟梵高一样，在世时不被认可，一生不得志。
高更被家人抛弃。结婚后生了5 个孩子，为了养家糊口而做起股票经纪人的工作。虽然曾一度衣食无忧、生活安定，但在金融危机时丢了饭碗。在那之前，高更的业余爱好一直都是画画，于是就下定决心，以自己的梦想为职业，做一名职业画家。
不过，他的妻子不能脱俗，没能看出高更的才华。对她来说，与梦想、浪漫比起来，安定的生活才是更重要的。一家人搬到了哥本哈根，但是高更跟妻子以及她的家人相处不好，最后把妻子留在了哥本哈根，自己回到了巴黎。在那之后，他的画并没有得到世人的欣赏，画卖不出去，靠借钱度日，更别提给妻子寄生活费和孩子的养育费了。随后也是事事不顺。虽然曾经一度与梵高生活在一起，但是两人的个性都过强，时常打架，最后以梵高的“割耳事件”终告结束。
决定奔赴塔希提的高更在出发之前去哥本哈根拜访妻子，与她告别。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功，再次与家人团聚，但却只得到妻子的敌意与冷眼，只有13 岁的长女阿莉妮的温柔的态度给了高更一丝支撑。“画画开心吗？”、“在巴黎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女儿笑着提出的问题让高更感到，至少还有一个人与他的心灵相通。
随后，他得到一个在欧洲举办个展的机会，高更把这当做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坚信自己能够在这次个展上取得成功，确立在法国画坛的地位，与赞赏、荣誉伴随而来的还有能够挽回妻子的金钱。
已经在欧洲的成功之梦中看到功成名就以及家人团圆的高更，雄心勃勃地与塔希提岛少女特芙拉挥泪告别，转身奔赴巴黎。然而事与愿违，人们对他的巴黎个展评价非常冷淡。在那个崇尚用优美的笔触描画真实景物的印象派盛行的时期，高更的这种通过在绘画中融入思想或信条以表现某一主体的手法还不能获得认可。这一刻，高更多么期待能够收到妻子表达关怀的来信，但是他等来的却是妻子满怀对生活的抱怨和对他不满的文字。
失意的高更想再次回到温柔的特芙拉身边，重拾幸福的日子。然而，当他赶到塔希提岛时，却发现特芙拉已嫁为人妇。不幸的日子远未结束。随后，高更在不断地借钱、病痛、受伤、视力减退与失眠中苦苦挣扎，体力消耗到连画笔都快握不住的地步。
雪上加霜的是，这时又从妻子那儿传来噩耗—在所有家人中，高更最心爱的长女阿莉妮出了意外，不幸亡故。在这样重重的打击之下，高更终于再也无力 支撑，决意自杀。在自杀前，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画下这副现在被保存在波士顿美术馆的名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高更自己也说：“不要说比这幅更好，就算是和这幅一样的画，我都再也画不出来了。”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这幅画后，高更服砒霜自杀，幸而出现呕吐，自杀未遂。
我也时不时地被问及家人的事情。在临近开始“伟大的旅行”的时候，我曾去过东京一所规模很大的高考复习学校，给复习生们做演讲。我用幻灯片向同学们介绍了我在南美20 年里走过哪些地方、遇到过哪些事情、产生过怎样的思考，以及我对即将开始的“伟大的旅行”是如何打算的。大家听得很认真，一直都很安静。在我讲了近两个小时之后，开始和备考生们进行交流，回答他们的提问。大家问的问题都很诚恳、严肃。
一个女孩子问道：“您离开家人，用整整8 年进行探险，难道对留在家里的妻子和孩子没有责任吗？”
我一时无语。坐在教室后面、把我介绍给这所学校的“伟大的旅行”后援团团长惠谷治先生则在此时帮我回答了她的问题：“我想反过来问你个问题。如果你是关野的妻子或孩子，你会怎么想呢？”
“我当然会觉得他是个没有责任感的丈夫和父亲。我要是他的妻子就会和他离婚，是他的孩子就会恨他。”
会场上一时有些乱了。对那个女同学的意见的观点大概分成了正反两派。在提问交流后，同学们填写了调查问卷，写下他们对我演讲的感想，然后离开了会场。出乎我的意料，其中很多人的反应与那个女孩儿截然相反。几天后，我收到调查问卷的复印件，其中有些女同学在调查问卷中写下为我辩护的内容：
“我不觉得关野先生是个没有责任感的丈夫和父亲。相反，如果我是关野先生的妻子或孩子，我会以他为荣。”
我当然不希望有人恨我，但以我为荣会让我很困惑。反倒是家人这种虽然说着“这个人真叫人头疼啊”，但却对我放任自流的态度，会让我感觉更好些。和高更相比，我在家人的支持方面是幸运的。
“本来我只觉得你这个人有点儿傻，但没想到傻到这种地步。”
这就是妻子对我此次旅行的第一反应。就算说我痴傻，我要开始下一次旅行的热情也燃烧起来了，而且已经无药可救了。这时候的我，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不顾世俗的眼光，忘记安稳的生活，对于别人的意见充耳不闻，人变得偏执、粗鲁、无所畏惧，胆子大得要命。心里除了那份旅行计划外，再也容不下任何东西。
迄今为止，对我的旅行毫无怨言的妻子在这一次也试图阻止我，但到了最后，她还是像以往那样，以“世上就有这么一个男人也行吧”为最终的结论。就这样，我将妻子为我求来的平安符小心地放进包里，撇下她跟刚两岁的女儿，上路了。
在这些过程中，我一路上有过驾驶皮艇通过巴塔哥尼亚海、攀登巴塔哥尼亚南部冰床、贯穿走完达连地峡、穿越东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等艰难的旅程，也有过骑自行车经过巴塔哥尼亚和阿塔卡马高原的行程，以及沿西伯利亚铁路和严冬时的丝绸之路前进的艰难行程。每次抵达这些分段的终点，我都会因每段路程的困难程度不同而生出各种各样的成就感。当然，因担心是否能顺利抵达分段终点而感到烦躁不安和紧张的情况也很多。即便如此，只要有“要继续前进”的强烈信念做支撑，坚持下来，就一定能超越障碍、达成目标。
在旅途中，也总是有一些“没有了他旅行就无法进行下去”的贵人相帮。就这样，我在很多人的支持下，一个人完成了“伟大的旅行”。去了很多一般人去不了的地方，遇见了很多充满魅力的人。人们经常把旅行比做织布，丝线在梭子的穿引下交织，横线就像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们的生活”，有了横线和纵线才能织出布来。在这次旅行中被织进来的东西中，有一些可以通过文字和影像的方式展现给世人。还有一些是对自己的思想、意识的影响和刺激，这些是无法展示给世人的。
我还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不过毫无疑问，1993年的这次旅行给了我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启迪。
“我们是什么”
在我们制订旅行计划时，将终点定在了坦桑尼亚的莱托里。至今为止，那里是人类最古老的人骨化石发现地。据灵长类学者介绍，区分人和猿猴的三个条件是：直立行走、形成家族、有自己的语言。要想通过化石了解语言的使用情况是比较困难的，但在坦桑尼亚的莱托里，人类所发现的遗迹却带有“直立行走”和“家族”的痕迹。在了解了这些之后，我毫不犹豫地把旅行的终点定在了莱托里。
人为什么能变成直立行走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是“狩猎假说”，人们长期以来都将其视为定论。进入热带大草原的人类是为了方便狩猎才开始直立行走的。通过直立行走，人的双手就被空出来了，就可以使用一些工具了。随后，人们用双手制成了武器，这样就可以捕获那些体格庞大的野兽了。更重要的是，通过制造武器和合作狩猎，人类的大脑开始发育，智力水平也有所提高。
不过，从250 万年前的化石上并不能看到大脑发育的痕迹。那时候，人的大脑和类人猿的差不多一样大。此外，也没有发现任何捕获大野兽所用的武器，连狩猎的痕迹都没有。如果他们当时吃的是兽肉，那么也可能是一些猛兽吃剩下的死肉。
因此，唯一能区分人和类人猿的就只有直立行走这个特点了。也就是说，在狩猎技术发展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直立行走了。这就和“狩猎假说”相矛盾了。
除了“狩猎假说”外，关于人类直立行走的说法还 有很多。例如，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直立行走可以提高能量的利用效率，还可以防止体温上升，因此人类才开始直立行走。除此之外，还有“采集假说”、“挖地棍假说”、“以食种子为生假说”、“对抗狒狒的竞争假说”以及“水的理论”等。目前，最能说服我的是明智大学研究灵长类动物的古市刚史先生所提出的假说。他认为，性使人直立行走并产生家族，而且他还通过对类人猿沃尔沃和黑猩猩的比较来阐明他的观点。
就像乌干达的森林一样，猿猴居住的地方是没有天敌的。偶尔可能会来几只豹子，因此树上成了猿猴的乐园。随着猿猴的系谱变得庞大，就出现了黑猩猩、大猩猩等类人猿。类人猿繁殖后代大概是从15 岁开始的，这比猫、狗等哺乳动物晚多了。15 岁开始，从发情到交配，再到繁殖后代，大概要花5 年的时间来慢慢培养。
为什么大型的类人猿需要很长的育儿时间？理由有两个：一是需要长成强壮的身体来防御天敌，二是为了生存和将来的繁殖，就必须从父母和同伴那里学一些必要的知识。特别是后者，的确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此外，它们还得学会传达信息，这样才有利于更好地应对环境的变化。渐渐地，文化就产生了。
在类人猿中，雄猿猴在交配之后就会离开去某个地方，而教育子女的任务全交给了雌猿猴。雌猿猴在喂奶期间是不会发情的。随着向人的进化不断发展，雌性丧失了发情期，即雌性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接受雄性。无论是黑猩猩还是类人猿，它们在5到6年间只能生一次孩子，而且生下孩子之后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养育它。这种抚养方法只能在没有天敌、安全的森林中使用，并不适用于生活在热带草原上的人类。在这种有天敌、干旱、无法预测死亡、危险性极高的生活环境下，最适合人类的方法是在短暂的生产期里要尽量生更多的孩子，并且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来抚养孩子。除非是父母的照顾不周，才会提高孩子的死亡率。对他们来说，众多孩子中有运气好的、能活下来的就行了。为了在这种越来越干燥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必须缩短生孩子以及育儿的时间。
这样做的结果是，人类生孩子的时间缩短了，与那些庞大的类人猿相比，人类有了更多的后代。更幸运的是，女人还可以一次生多个孩子。此时，如果是女人单独抚养孩子，那么无论是迁移还是保证食物都会变得很困难，因此就需要一个帮手。
在育儿期间，如果能有人送来食物那是帮了大忙了。这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那些除了保证自己食物之外还有富余时间的男人们，要是男人们能帮忙运来食物那就太好了
几乎所有的哺乳类动物都是用嘴来搬运东西的，但是所搬东西的数量是很有限的。要是用胳膊抱，就可以搬运很多东西。正因为如此，直立行走才是非常有利的。此外，人的身体构造也为直立行走提供了条件—爬树时需要用到的下半身肌肉和走路所需要的是非常相似的。如果单靠两只脚就能够直直地走路，那么就可以为那些行动半径小的女人和孩子们从远处搬来食物。这样看来，家庭的形成和直立行走的演变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若要回答“我们是什么”这个问题，除了直立行走这个特征外，还有一点必须要提——在猿猴的众多亲族中，只有人类拥有“家族”。作为生存下去的战术，家族产生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家族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在初期的采集狩猎阶段，虽然男女之间有分工，却是平等分配的。农业生产开始之后，人们便可以储存财富，于是就出现了贫富差距和阶级，但那个时候男女都是非常重要的劳动力。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男人渐渐成为一家之主，他们独占剩余财富，把女人关在家里，支配着整个家庭。
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才出现了“家”的制度，同时，父亲也被赋予了强大的权力。然而在昭和初期，母亲还是会从事农业、商业或工业的工作，只有少数有钱人家才有家庭主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多集中在都市中。这时，父亲的收入是家里的主要来源，母亲则分管家事。于是，专业的家庭主妇就慢慢增多了。从经济高度增长期开始，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如今，双职工的家庭越来越多，还有一些女性渐渐独立起来。她们开始步入社会，发挥着和男性同等的能力，在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男性。
最近，家庭破裂、家庭暴力的事情屡屡发生。随着手机的普及，年轻人离家出走的方式也改变了。以前人们离家出走主要是因为对父母怀有不满。有些人可能很快就回去了，也有一些人会一直在外，游走于繁华闹市，成了流浪者。而现在，普通孩子离家出走的数量也增多了。他们并不是流浪在外的小混混，而是辗转于朋友家里，他们的父母也不是那么担心，因为孩子在必要时候还是会用手机联络父母的。
当然，大部分青年人并不会经常性地离家出走，但是随着手机的普及，那种“要是没有需要，就没有必要住在一起”的想法越来越多。我发现，如今一家人必须聚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少得可怜。无论是年轻人还是父母，都认为用手机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社会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家庭的存在方式也不例外。
不过，如今有一种趋势与家庭解体这种倾向相反。最近，我们能看到年轻父亲对家庭的重视。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上一代，都是更重视工作，更重视与同事、朋友之间的交往的。为了工作，为了与朋友的交往，我们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即便如此，我们也觉得没什么。正是因为有这些企业战士和工作狂，日本的经济才能得到空前的发展。不过，这些人并没有得到什么回报，有的人因为过度疲劳、忧郁症等心理疾病而被解雇，有的人因为没有重视家庭导致离婚。还有很多男人因为以前醉心工作而无任何兴趣爱好，导致退休之后无所事事，最终因四肢无力而住院。但随着日本的少子化、晚婚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外工作的女性也越来越多。以前，男人休育儿假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目前也渐渐被认可了。如今，社会正在从“男性地位优越”向“男女共同参与”转变。
我在家待着的时候是最舒服的，家庭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当我旅行归来时，女儿会高兴地在屋里奔跑。刚开始我还有点儿难为情，总会保持距离，渐渐地也就习惯了，便和她一起闹起来。不但是因为高兴，还因为我也想好好地放松一下。妻子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起我不在时邻居、亲戚、朋友们发生的事儿。
当然，待在一起不会永远都是快乐舒服的，也会发生一些让人厌烦抑郁的事，甚至还会发生一些沉重的负担或是痛苦的事。亲子之间、夫妇之间是最为亲密的关系，但是大家也会对于某事各持己见的。如果对方和你的想法不同、感情不同、行动不同，就会互相怨恨、互相伤害。与距离较远的亲戚、朋友或是同事比起来，家人之间的怨恨更为激烈，伤害也更为严重。若是普通关系，那么与别人互相争吵时就会保持距离。但和家人不行，因为要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必须找到一个和解的办法。
虽然随着时代、文化的变化，家庭的存在方式也在变，但“性交－怀孕－生育”这一形成家庭的过程是不会改变的。不过，如今面对不孕不育症可以进行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这些曾经不可能的领域在现在也成了可能，并且还成了交易的对象。而且，连同性恋者也能生孩子，他们可以找代孕者或是“精子银行”。从古到今，家庭一直是金钱买不到，无可替代的，而如今竟然也能用钱来买。这样看来，一直认为“血缘是家之根本”的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无法捉摸的新世界。
到如今，我见过多种形式的社会，在每个社会中都会有一个男人承担着和母亲不一样的任务。他可以是父亲，也可能是叔叔或伯伯。无论是让他身处严峻的自然环境中，还是让他一个人生存，他都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知识、智慧和技术。他们得学会如何体会别人的悲伤痛苦、如何应对这些，得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感情，让别人理解的方法，以及遇到痛苦悲伤时排忧解难的方法。
在我丢下两岁的女儿去旅行时，我总是在考虑“父亲是什么”这个问题。考虑了半天，结果我发现自己怎么看都是个失职的父亲。在这个最为重要的育儿期，我却丢下妻子独自出去旅行，完全没有起到“严父”该起的作用。这一点妻子比任何人都了解，因此她跟我说：“出去旅行很好，但应该带着女儿去呀，你也得尽点儿做父亲的责任。”说实话，女儿的确跟我去了好多地方，诸如秘鲁、墨西哥、美国、阿拉斯加、尼泊尔以及肯尼亚等地。一般来说，如果我不带摄影师同行，而且去的是比较安全、不需要太费体力的地方，在钱允许的情况下我就会尽量带女儿出去的。
第一次“伟大的旅行”结束后，妻子给我下了“禁行令”，可我总会缠着她给我“放假”，想方设法地找理由出去，最终还是去了秘鲁和尼泊尔。2004 年，一次新的旅行又开始了。从非洲大陆出来的人类有一部分到了日本。于是我在想，他们是走怎样的路线来的？为了探索这条路线，我踏上了新的旅程。
从考古学、自然人类学、古病理学、民族学、遗传学、疫病学、古生物学以及语言学等各个方面得到了众多的研究结果。我从中选择了三条路线：第一条是北方路线，从西伯利亚经库页岛到达北海道；第二条是从喜马拉雅山南部向东走，到达位于东南亚被称为“亚洲人故乡”的苏门答腊岛，随后便走陆路北上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第三条是到达苏门答腊岛后，走水路北上到达日本。
2005 年8 月，我使用皮筏艇穿过宗谷海峡到达稚内，结束了第一条路线。同年10 月，我开始探索第二条路线，我骑自行车走过了尼泊尔、印度孟加拉邦和不丹。
妻子对我的做法十分讶异：“你这个人真是死性不改。如果你不是父亲，你倒是可以由着你的性子来，可是”此时此刻，我也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