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实现之路？美国学者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

zhixun

习近平当选中国中共中央总书已一年有余。他为这个国家规划的道路正在全面铺开。去年11月刚刚成为总书记之后不久，习近平便就自己所构想的中国梦作出表态，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在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前迈入中等富裕国家的行列；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前取得发达国家地位。今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则全面提出一份多达60点的宏伟蓝图，旨在通过经济、社会和司法改革助力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复兴之梦。

这份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文件“极其详细，极其宏伟，完全毫无保留地提出了利于市场的改革，远超外界预期。”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如是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特区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高级副教授鲍迪乐（Pieter Bottelier）补充道：“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过的最具雄心、最为全面的改革方案。它比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1978年和1993年的改革方案走得都要远。”

这份即将在2020年之前实施的综合改革方案的亮点包括：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金融和财政改革；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司法体制改革。此外还有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内安全；精简政府以深化改革等。

改革旨在实现经济转变，减少对政府巨额投入的依赖，以消费、创新、市场力量带动经济发展。同时加强社会公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专家表示，此番改革若能成功，必将催生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和更加成熟的公民社会，使中国跻身现代化发达国家之列。鲍迪乐指出：“如果能够在未来5到10年内落实全部方案，必将带来突破性的改变。”

不过，此番改革仍然不能算是彻底性转变。金骏远补充道。“真正的转折点还在于是否对政治改革动真格。”他说，“那并不在这一次改革的范围内。但（这次改革）可能会在无意中促成政治改革。

时不我待

实际上，通过落实该方案来解决中国面临的一些最为迫切的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努力确保自身长期发展的一种手段。沃顿商学院等方面的专家对此表示，当前局势可谓时不我待。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梅耶尔（Marshall Meyer ）指出：“经济领域有很多问题已经接近爆发点”，可能会威胁社会稳定。

“如果让我在担忧和贪婪（之间）选择，在此次改革颇具力度的用词背后，其动机应该是担忧，对苏联式一败涂地的担忧。”他说，“我非常肯定，北京方面很了解投资驱动型增长、负债、GDP增速放缓、生产力和企业效益综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危险。2009年开始，中国（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向经济注入资金，我刚刚提到的那些方面几乎都在走下坡路。”

中国从邓小平在位时就在飞速奔向现代化。1980年到2010年期间成功使6.8亿人脱贫。在经济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同时，也成为一个出口发动机和世界工厂。但如今，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正在放缓，高增长年代撕裂的口子也越来越大。特别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政府投入拉动经济发展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政府的投资支撑着充满泡沫的房地产市场、大而低效的国有企业。而后者很多都是由党内精英家族成员所掌控。

专家指出，那些结成小圈子的少数人越来越富有，大多数人却被甩在后面，缺乏足够的社会安全网，生活环境因工业污染越来越恶劣。习近平在这份60点改革文件的说明中也列出了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涉及方方面面，包括这种不均衡经济增长；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能力弱；城乡收入差距；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问题；食品、药品和工作场所安全；环境恶化等。

伴随薪酬提高、人口老龄化、生产力下降以及国有企业愈发膨胀而低效，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来实现中国梦，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它是指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被困在某种增长回落的困境中，无法与薪酬较低的国家和创新引导型经济体竞争，导致长期停留在世界银行所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层面（人均GDP1,026美元到12,475美元）。

诸如日本、台湾和韩国等东亚经济体为跳出这一陷阱，纷纷用国内消费和出口取代投资作为增长来源。而中国的需求甚至还要迫切：投资占GDP的50%以上。相对而言其他国家在发展阶段的峰值只有35%。以上数据来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前美国财政部驻华财政与金融特使、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代表的杜大伟（David Dollar）在十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

专家指出：实际上每一块人民币的投入目前在中国的产出正越来越少。部分缘于中国经济规模更大，但同时也是因为后金融危机刺激了支出。据IHS Global Insights报道，过去十年间，一块钱的投资可以产出与之相当的GDP增长。而现在却需要三块钱的投入才能换来一块钱的GDP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2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中总结说，中国需要将投资占GDP的比例降低10个百分点，才能保证生产力最大化利用。

梦想能否变为现实？

然而，尽管中国迫切需要更具可持续性的社会经济模式，但她仍然选择了小心谨慎的变革步伐。三中全会方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2020年之前改革的顺序和时间表的详细信息，专家如是说。“不能指望中国政府会快速而明显地背离过去的路线。”沃顿商学院营销学教授张忠（Z. John Zhang）指出，“习近平说，中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他们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鉴于需要改革的问题很多，既得利益方紧密抱团，专家对中国是否能够实现这些目标还存在一些怀疑。中国上一波重大改革是在四人帮倒台后、由邓小平发起的。“邓小平面临的局面是，所有既得利益集团都已被破坏。”梅耶尔表示。“但现在既得利益集团集合起来，必将有所反弹。”这些人包括党内精英、国有企业领导以及从当前经济中获利的地方官员。

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客座学者西瑟斯（Derek Scissors）指出，改革方案反映了领导层尚有争论。比如，虽然方案强调国有企业的重大作用，比如大型银行，但同时也提出利率市场化。但是在国有银行占银行业资产高达96%的情况下，这个任务极为艰难。他又补充说：“利率由同一批人控制，利率市场化无从谈起。”

不过杜大伟说：“改革的需求极为迫切。中国的成功几率很高。”但他也指出，“中国极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内经历经济放缓。而那时方案尚未成功。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国家领导人究竟是会吸取教训，认识到中国需要加快改革步伐，还是允许反对者否定整个方案。”

即便形势愈发艰难，改革方案仍然可以作为一盏指路明灯。鲍迪乐说：“即便方案无法全盘落实，它仍然是检验中国改革成果的标准。”

打破国有企业垄断

专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将是对习近平魄力的一种考验。三中全会报告中写入了一些针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措施，并对它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将30%的国资红利上缴财政。然而鲍迪乐却说：“若仔细品读文件的字里行间，（国有企业改革）是大面积铺开的。”例如，赋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而非“基础性”作用，这是本方案的“重大理论原则”。鲍迪乐指出，这正是为了削弱垄断力量。不仅如此，金融改革力促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这将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和低息贷款。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也报道称，政府将在明年出台更多国有企业改革政策。

另外梅耶尔也表示，允许民间投资者持有国企股票“可能会让（国有企业）管理委员会中出现私有利益的代表”。如此一来，“无需牺牲其国有身份，就能引入自由市场原则。”杜大伟补充说，提出“向外资和其他投资者开放垄断部门，可能是在释放一个最为重要的信号，即创造竞争环境，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否则他们的巨额利润就会被竞争对手拿走。”

缩小城乡差距

多位专家都指出，缩小城乡差距是最重要、或许也是最迫切需要改革的领域。具体措施包括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放宽中国户籍制度（户口）。户籍控制中国公民的常住地，左右着他们所能享受到的社会服务。大城市的打工者若没有城市常住户口，就无法获得这座城市提供的社会服务。改革允许农村人口向小城镇中心迁移。但外来人口向上海、北京这类大城市迁移仍然受限，理由是担心这些地区可能会因外来人口而过于膨胀。土地改革允许农民租赁或出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给予农民更多的财政资源和自由，在城市进行更具生产力的活动。

专家欢迎这些举措将给社会公平、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依靠农业的支撑。”张忠表示，“而目前，为了实现收入平等和社会稳定，农民需要通过土地使用得到适当补偿，同时有机会去城市环境中生活。”此外专家也指出，解放农民，让他们能够从事效益更高的工作，也会提高整体生产力。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会鼓励消费。

户口和土地改革也为迫切需要进行的财政改革提供了激励。鲍迪乐表示：“当代中国是一个两极化的社会。在7亿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中，4亿人拥有城市户口，3亿人却没有城市常住户口。因此不能上学、就医或领取养老金。”他说：“城市移民不得不节省度日。因为他们无法进入社会安全网。如果户籍改革能够成功，就能（形成）巨大压力来推动财政改革。”如此一来，当地政府就能支持全民享有社会服务。杜大伟指出，不仅如此，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也有助于遏制猖獗的腐败现象。一些地方官员目前通过征用土地，在严重通胀的房地产市场牟利。

西瑟斯指出了另一个可能出现的好转：户口和土地改革“在日渐老龄化的中国能够解放劳动力，鼓励私营业活动。”“除非你让劳动者（在各个城市之间）自由移动，否则就不能成功。”西瑟斯这样说道。尽管当前改革仅仅迈出了第一步，但杜大伟却预言“中国很可能在五年内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允许城市移民落户大城市。

巩固财政基础

专家表示，户口与土地改革的紧密关联也是完善中国财政制度的需求。三中全会方案呼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多元化，包括房地产税，以帮助各省市肩负起中央政府赋予的更多责任。鲍迪乐说，财政部长楼继伟对这些方案表示支持。这令方案的落实成功率大增。

鲍迪乐补充说，1978年邓小平启动经济改革之时，中国不得不从零开始建立财政制度，制定会计标准和税收制度。时至今日，中国仍在沿用1994年的财政制度，由中央政府向各省拨款。然而，中央政府不断向地方政府加码责任的同时，却没有为其提供增加财政收入的途径。鲍迪乐指出：“行政责任得不到财政支持，在县一级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一级政府承担着全国70%的社会医疗、教育和养老支出。”

与此同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热。地方政府可以从土地租赁中获得更多收入。“平均来看，地方政府依靠土地租赁获取的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0%。”鲍迪乐说，“这也是腐败和社会不满的最主要来源。”地方官员征用土地再卖出去，和开发商秘密勾结将农用土地用来从事非农业用途，等等诸如此类。“财产税改革显然是为了减少地方政府对长期土地租赁的以来，为农村土地改革打通道路，更好地保护农民和城市移民。”

金融业改革开放

金融业改革很久之前就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支持。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艾伦（Franklin Allen）说，这一次金融领域很可能会向前迈出一大步，至少也会分阶段进行。政府制定的极低利率令普通家庭不断损失存款收益，反而刺激了国有企业的低息贷款。杜大伟指出：“这种情况鼓励投资浪费，打击消费热情。”

艾伦补充说：“利率市场化，以及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等方案正是中国需要的。中国或许会首先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便在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以后保护普通储户。最终，中国需要资本账户市场化，实现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

此外艾伦指出，完善金融制度以便重启IPO，将有助于私营企业在与资金充裕的国有企业竞争时获得生存之机。目前，企业仍需政府批准才能进行IPO。改革将允许企业募股，这是其他主要证券市场很常见的做法。

发布日期 : 2013.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