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伟大的绿洲

zhixun

2012-06-05 14:26:272548浏览

在广袤的撒哈拉沙漠，黄沙永不褪色。人们择自然形成的绿洲而居，并视其为造物主的恩赐，放眼皆绿色的景象只存于美梦之中。“沙漠对于空想主义者来说是个好地方。即便植被就在你的脚底下日益萎缩，你还是能在脑海中想象它开花的景象。”——带有这种颇具浪漫色彩想法的人并不少，本文讲述的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不仅仅是空想主义者，他们已将撒哈拉视为自己梦想的天堂，期望通过不懈的努力让撒哈拉遍布绿洲。而本文所提及的治理沙漠的种种尝试，也为中国的植树造林运动提供了鲜明的范例：因地制宜，而非好大喜功。
《纽约客》伟大的绿洲——与沙漠共舞
作者：巴克哈德·比尔吉（Burkhard Bilger）
译者+审校：水犹寒、猪的米、shierzou、Frances-cis、余游玩水、安与、tangmagno、Lineker、zuo、沈逸尘、danana、斯坦纳小姐

简介：在广袤的撒哈拉沙漠，黄沙永不褪色。人们择自然形成的绿洲而居，并视其为造物主的恩赐，放眼皆绿色的景象只存于美梦之中。“沙漠对于空想主义者来说是个好地方。即便植被就在你的脚底下日益萎缩，你还是能在脑海中想象它开花的景象。”——带有这种颇具浪漫色彩想法的人并不少，本文讲述的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不仅仅是空想主义者，他们已将撒哈拉视为自己梦想的天堂，期望通过不懈的努力让撒哈拉遍布绿洲。而本文所提及的治理沙漠的种种尝试，也为中国的植树造林运动提供了鲜明的范例：因地制宜，而非好大喜功。


地球上三分之一左右（约20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已经被沙漠侵蚀，且这个比例将有可能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而增长。“沙漠一直在威胁着我们。”法国植物学家安德烈·奥布雷维莱（André Aubréville）警告说。乔治·斯坦迈茨(George Steinmetz)摄

哈迦山脉 (阿联酋)位于阿曼北部，西接阿拉伯沙漠，俯瞰马斯喀特（阿曼首都）的清真寺的白色露台和尖塔。在哈迦山脉，雨水时而十分稀少，时而又泛滥成灾。哈迦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岩石”，这座山脉于六千五百万年前从海底隆起，主要由不规整的棕色石灰岩组成，其地貌至今仍被盐水而非淡水改变着。当乌云密布时——一年总有这么几次——雨水会像从煎锅淌下的油一样从斜坡流下，而后汇成小河，迅速流过岩床，最后聚集于群山环抱的绿洲之中。古代阿曼人建造了沟渠和地下排水系统来引水灌溉。种有芒果、枣椰树、甜柠檬和酸橙的绿洲至今仍依靠这种灌溉方式维持活力。这些果树所结的果实内曲以抵挡热气，与其印度祖辈相比它们更小更辛辣。但在大部分山坡上仅能看到的绿色植物是一些伞状树木，属相思科合欢树种，它们附在裸岩上，根部可以向下延伸至一百多英尺深，以汲取地下水。

我们驾驶着SUV在山脚满是沙砾的路上蜿蜒而行，哈马德·瑞茜（Hamad Reesi）说，“我小时候，这里的气候更湿润。” “你根本不需要为你养的山羊购买饲料。”阿里·阿布杜拉提夫（Ali al-Abdullatif）附和道。而后他猛地把方向盘打向一边，以躲开坠落物。在他身旁坐着打盹的是彼得·霍夫（Pieter Hoff）。阿布杜拉提夫是阿曼园艺协会的主席，他身材瘦长，是个有教养的人。相比而言，他更喜欢侍弄盆栽植物，而非进行沙漠短途旅行。霍夫是一名荷兰发明家，先前种植过郁金香和百合，这次他来阿曼是为了测试一项植树造林计划。我们之前在偏僻的小径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每隔几分钟便停下来看看对霍夫的项目或许有所帮助的树木，如土生土长的耐寒植物滨枣，据说耶稣的荆棘花冠就是由它编成的。还有山柑藤，它的形状像牙刷，且其纤维状嫩枝含有氟化物和防腐剂。据传该地区长有一种猴面包树，其是阿曼北部硕果仅存的几种猴面包树之一。但我们在寻找过程中迷路了，因此我们请瑞茜当导游。瑞茜是当地的农民。他说，这种伟大的树木生长在山林深处，所以单靠我们自己是无法找到它的。

阿布杜拉提夫和瑞茜穿着传统的白色长袍，戴着绣花的阿曼穆斯林祷告帽。他们在阿曼出生，并在这里长大——尽管阿布杜拉提夫是在英格兰肯特的坎特伯雷学院接受的园艺教育。过去四十年来，他们都见证了阿曼从中世纪般的部落混战发展成为统一的盛产石油的苏丹国家。在阿布杜拉提夫小时候，木柴仍是靠贝多因人（游牧民族）收集，并由骆驼搬运进城；淡水则是装在羊皮袋里或是曾用来装酥油的桶里由驴子驮运进城。如今的海岸遍布海水淡化厂，因此有时很难看出阿曼是个沙漠国家。在马斯喀特，林荫大道和高速公路的绿化带如槌球草坪般郁郁葱葱。矮牵牛花、三角梅和修剪得像城垛的灌木旁林立着木麻黄树。据说，阿曼苏丹是个环保人士——他最近已经颁布法令，要建设国内首个植物园——他希望他的首都充满绿色。


哈迦山脉旁的马斯喀特


但在马斯喀特以外的城市却几乎看不到绿色。在阿曼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都低于六英寸——连养活本土植物都勉为其难，更不用说牵牛花这类外来的喜水植物了。北海岸被称为新月沃土，但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用于浇灌农田、果园和枣椰树种植园，导致咸水已经渗入蓄水层。路边一排棕榈树都枯死了，它们的叶子正腐烂成泥，阿布杜拉提夫指着它们说，“全毁了。”
当我们到达第一个山口顶端时，阿布杜拉提夫把车停靠在路边的观景台上，熄火。此时正值日薄西山，前行的路越走越艰难，阿布杜拉提夫似乎准备打道回府。“我不喜欢山这面的陡坡。陡峭至极，让我感觉很不安全。”他边下车边说道。过了一会，霍夫醒了，他也下了车。霍夫身材高大，脸色微白，鼻子坚挺，顶着一头稀疏的金发，他的身材适宜寒冷的气候。他站在皮肤黝黑、眼皮松弛的阿布杜拉提夫旁，像一只正要捕食蜥蜴的白鹭。

“如果车开不动了怎么办？”他问道。“这有旅馆吗？”

“有的，有个很大很宽敞的旅馆。还剩一根香蕉，我们分着吃吧。”

霍夫笑了。在西边，哈迦山脉群峰起伏，直插入紫铜色的天空，空旷的平原有大半掩映在山峰阴影之下。“我们荷兰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说道，“‘如果你在沙漠里大叫，没有人会听到你。’”“但我知道他另有心事：就在不久前，这些山脉还覆盖着沙漠杜松和成片的苦橄榄。现在要怎样才能恢复如初呢？”


沙漠化与“绿色长城”

沙漠对于空想主义者来说是个好地方。即便植被就在你的脚底下日益萎缩，你还是能在脑海中想象它开花的景象。如今地球上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沦为沙漠——约2000万平方英里——而且这个比例逐年升高。在那些雨水稀少、树木被砍的地方，在那些土壤持续受到日晒、动物践踏和季节性耕作摧残的地方，一片美景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化作尘土。“这些都是在我们眼皮底下扩张出来的沙漠。”法国植物学家安德烈·奥比列维勒（André Aubréville）在1949年让“沙漠化”（desertification）一词流传开来，他警告称，“沙漠一直在威胁着我们。”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在全球绝大部分地方，空气中灰尘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这个故事已是老生常谈。纵观地球的大部分历史，在地质变化和行星摆动的作用下，沙漠一直在进进退退，这种力量是非人力所能控制的。撒哈拉和阿拉伯半岛已经有好几千年不见绿色了，发生改变的是全球变暖正使得气候变得越来越极端。“要预测一个地区的长期降水量绝非易事，但大多数模型都体现出一个整体性趋势：湿润的地方越来越湿润，干燥的地方越来越干燥。”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研究科学家艾萨克·赫尔德（Isaac Held）对我说。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小组的说法，到本世纪末中东地区降水量将减少15%-20%，而北非地区将减少25%。“这可不是小数目。”赫尔德说。近期发生在索马里的干旱和饥荒已造成成千上万人丧生，还有更多人被迫逃至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而这只是未来将会发生的事件的序幕。

对于霍夫来说，解决方案显简单而直接。“如果我们能重新种上因沙漠化而丧失的树木，”他说道，“那么我们就能提供数量巨大的食物、燃油、荫凉和住所。我们可以保护水资源、给土壤施肥、保护野生动物、给大气层降温。”每年，人类工业向空气中排放约90亿吨碳。如果在沙漠中种植一英亩的树，就能吸收两到三吨的碳。“如果乘以50亿，问题就能得到解决。”霍夫说道。但仅仅是这样的算数并无意义，50亿英亩的面积是欧洲的两倍大。即使这么大的区域能够全部变为森林，树木也会在成年之后逐渐停止吸收碳。即便如此，这种做法的回报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这个主意也不像看起来的那样遥不可及。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已经在内盖尔沙漠种植了成千上万英亩森林，其使用简单的灌溉系统收集并重新分配雨水。在肯尼亚，由旺加里·马塔伊生前发起的绿带运动已经种植了超过4500万棵树，他自己也于2004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而中国人的行动胜过了其他所有人。

自1982年以来，他们已经种植了超过400亿棵树，其中大部分位于戈壁沙漠南边一条将近3000英里长的带状地区。中国的森林在大跃进期间被大量砍伐以让位于农业发展，文革期间被填进熔炉大炼钢铁，再加上房地产建设及其它需要（单是制造筷子一项，每天就要消耗近一英亩的树木），森林一度大幅度消失，但现在它们正以同样惊人的数量被重新种植起来。到2020年，中国打算再种几千万英亩树木——这已经超过了德国国土面积。

随着全球气温日益上升，各种再造林计划也越来越宏大——人们在狂热的梦想着沙漠的未来。三年前，一组英国和挪威设计师曾提出一项计划，包括在撒哈拉沙漠上造出长达几英里的温室和果园群，从海边泵取海水，利用巨型太阳能电池板提供的高温和电能对海水进行淡化，即可用来灌溉这里的树木和作物。瑞典建筑师马格纳斯·拉尔森（Magnus Larsson）则提出了另一项计划：使用一种叫做巴氏芽胞杆菌的细菌，将沙子变成砂岩。根据拉尔森的计划，大量细菌将被注入广袤的撒哈拉沙漠的沙丘中，以保护防风林不受沙子的侵袭，并为树木提供坚实的根基。砂岩凉爽、多孔的结构有利于水分的收集与储存，以维持树木和其他任何想移居此处的外来者的生存。在拉尔森的蓝图中，沙漠的地下世界颇有Yes乐队专辑封面的范儿：仿生设计，酷劲十足。


沙漠化一直在威胁着人类，图中乍得湖区的面积因沙漠化的作用而逐年缩减


据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前农业与环境部官员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回忆，他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非洲工作时处理过许多类似的建议，这些建议被他称之为“天方夜谭”。然而，拉尔森的理念经过一些变化之后已吸引了大量的政治支持和资金赞助。众所周知，“绿色长城”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并于2007由非洲联盟最终批准实施。尽管这一理念的具体实施方案仍存在诸多争议，然而该理念的初衷是极其简单的。为了阻止撒哈拉沙漠的蔓延，11个非洲国家已经同意在非洲大陆尘土飞扬的边缘修筑一条“绿色长城”。“长城”将从塞内加尔的大西洋海岸延伸至吉布提的东海岸，穿过沙地、灌木丛和干燥的草原，建成一个宽9英里、长近5000英里的绿化带。一旦该项目完工，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园林奇观。2010年，在乍得举办的一个峰会上，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宣称“沙漠是不断扩散的癌细胞，我们必须和它抗战到底，这便是我们决定加入这场世纪战役的缘由。”
“绿色长城”是集体努力的结晶，也就是说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才能做成。该跨国合作项目由一个位于乍得的泛非机构负责整体协调，各国对位于本国范围内的路段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植树造林。 全球环境基金已对那些参与项目的国家拨款1.19亿美元，但这些钱充其量也就够买种子。沙漠一旦形成，则很难让其恢复本来的面目。非洲的领导们既没有办法来动员十亿农民植树造林，也没有资金建设像以色列那样的灌溉系统。那么他们又怎能在沙漠中建造一个绿洲呢？

当我向护林员和环保人士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往往各有各的主张：解决方案在于推出新技术或调动大众参与绿化带建设的积极性、进行土地改革或实施碳信用融资、种抗干旱的树或使用沙漠保水剂。因此，就在去年，我前往阿曼，之后到达撒哈拉以南地区参观了两个截然不同但都极具前景的举措。这两种方法恰恰很受荷兰的青睐。


霍夫在阿曼的“水盒子”实验

1994年，霍夫有一次在意大利旅行时受到启发，发明了一种他称之为"水盒子"的设备。当时他正驾车经过那不勒斯附近一座贫瘠的山脉，并对那些郁郁葱葱的树是如何种出来的感到纳闷。当地气候相当干燥，但问题不在于湿度，而在于时机的选择。即便是在沙漠，每年的降水量也能达到20英寸，但一次降水就是全年雨量。植物往往依靠冷凝水才能存活下来，按霍夫的话来说，“它们从空气中吸收水份”。在非洲的纳米布沙漠，众所周知，百岁兰靠其多孔的长叶子吸收露水能活一千多年。霍夫想，有没有可能照此原理设计一个设备呢？这种设备可将雨水和露水储存起来，之后每次给种子或树苗提供一滴水。

霍夫从未在沙漠中生活过，对植树或工业设计方面的知识也知之甚少，但他确实有很灵敏的商业嗅觉，并且和植物打了一辈子交道。霍夫生于1953，有八个兄弟姐妹，他是长子。他在荷兰的西弗里生省的一家小农庄长大。他的父亲热衷于用现代方法种植郁金香和百合花——他是荷兰北部第一批拥有拖拉机的农民之一——而且彼尔特在很小时就显示出其培植新花卉品种的天赋（他栽培的大部分百合花都以桑塔纳乐队的歌曲命名：如月光花、黑魔女和节庆，后者是一种淡黄偏紫色的百合花，是卖的最好的一个品种）。1976年，霍夫和他的两个弟弟从父亲手中购得该农场并开始不断扩大业务量。至2003年，当他们把农场卖出时，该地已成为荷兰最大的百合花种植地。

霍夫继续倾注大量的时间，投入更多的资金（据最新统计，约1300万美元）来开发“水盒子”。在我见到他之前的五年间，他出入各大沙漠，与当地农学家一起测试设备原型。 单单那个月，他就单枪匹马去了肯尼亚、科威特和巴林岛，而且还计划去西班牙和印度。他说，“我一直在寻找条件最恶劣的地方，就是那种不毛之地。”他总共在20个国家种植了约6万棵树，还有几处菜园和葡萄园（罗伯特蒙达维酒厂正在美国加州的纳帕谷葡萄酒产区测试水盒子的效果）。但是阿曼王国才是他最具挑战性的地方。霍夫设想着，如果他能在那个地方把树种起来，他就能让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扎根下来。

在我们前往寻找猴面包树的前一天早上，霍夫带阿布杜拉提夫和我参观位于港口城市索哈尔的新植物园。此地原本为骆驼赛场， 后来被推平改造为工业园区。原本布满碎石的灰白色土地被推土机和压路机压成硬土。随后在附近修建了一个观景台，被上头带着刀刺的防风栅栏围得严严实实，究竟在上面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不得而知。除此之外，其他地方一马平川，只有海岸线上时不时出现的集装箱起重机以及远处炼油厂冲天的火焰。霍夫跪下身，捧起了一把泥土在手心，他说：“这地荒凉得像月球”。





荷兰人彼得·霍夫发明的水盒子（Waterboxx）

水盒子呈环形排列在平台周围。一共有40个——这是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送给苏丹卡布斯·本·赛义德的礼物，以纪念他在位40年。就像大多数实用工具一样，它的外表没什么亮点：原理简单，功效奇佳。每个盒子都配有一个容量4加仑的圆形聚丙烯水箱，中央有开口筒腔，作物就在里面生长。盖子仿荷叶状，表面有放射状褶皱，用来收集雨水和露水，然后将它们排入一对排水沟里。“只要有4英寸的降雨量，这就满了。”霍夫说。水箱底部的棉线将水以一天四大匙的速度送到作物的根系——单单一箱水就能在不重新灌满的情况下足够维持一年供水。整个水箱就像是一个温度调节器，霍夫说道。水箱里的水白天吸收热量，晚上再释放出来。中央筒腔设计能够让早上和傍晚时分的阳光直射进来，但在中午能够起到遮阴的作用。

霍夫伸手揭开一个水盒盖。“大自然和人类种树的方式不同。”他说道，“我们是买一颗很大的树，然后为它挖个洞。但大自然是让它从一颗种子开始的。”从花圃那里带来的幼苗有发展成熟的次生根，在土壤中横向生长。虽然它们又短又密，可以从土壤中最大限度地攥取营养物质，但满满一桶水才是它们的急需之物。而一颗种子可以等，比如包裹在一只路过的小鸟或其他动物的粪便中，它可以在没有雨水的情况下存活数月。如果土壤很干，它可以将所有的能量供给主根，然后寻找地下水。

霍夫喜欢收集那些长在恶劣环境中的树的照片：从寒拉斯的大石头里长出的西黄松，攀援在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花岗岩壁架上的圣栎树。“主根是大自然的一大惊人创造，”他说道。它能钻进最细小的缝隙里，然后一次膨胀几个细胞的距离，逐渐产生的压强能大到每平方英寸725磅——足以撑开铺路石，或在砖墙上穿一个洞出来。

水盒子的设计正是利用种子的这种毅力。就像在大自然中一样，一切从一粒种子开始，然后给予它足够的养料维持它的生存，直到它自己找到水源。一年过后，当根系长到更加湿润的土壤 时，盒子就能提起来并进行重复使用。“看见这些嫩芽了么？”霍夫指着一簇心形嫩芽问道，亮绿色的芽与深色的土壤反差强烈。“这说明根已经长到很深的地方了。”

我们看到了一株辣木属幼苗——霍夫认为有一些物种应该能在这里和非洲长得不错，它就是其中之一。在原产地印度，它被称作鼓槌树，因为其心皮是球状的，但一代致力于植树的NGO给它起了个新名字：奇迹之树。辣木属是地球上最富营养的植物，它们的叶子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用于烹饪或是研磨成婴儿食品；它们含有的钙是牛奶的四倍，钾是香蕉的三倍，维生素A是胡萝卜的四倍，维生素C是橙子的七倍，蛋白质约相当于大豆的一半；它们的种子可以榨出类似于橄榄油的不饱和脂肪，或是碾压成具备净水功效的粉末：其电解质可吸附 水中的污染物并使其沉淀出去。更可贵的是，辣木属生长迅速，且极其耐旱。“它们简直就是不死之身，”阿布杜拉提夫说。

一个月前，霍夫种下这些种子，他浇了水，并将水箱灌满。现在这些种子要自力更生了。温度很快会升至摄氏48度以上，6个月内没有一滴雨水。尽管如此，近九成的种子有希望活到第二年。（就在几个月前，水盒子入围了由《大众科学》杂志评选的“年度创新”名单。）所有这些辣木属都活了下来，而他种在其他盒子里的撑柳只有约一半活了下来。由于他种的时候是成双成对地种的，所以绝大部分盒子里至少有一棵树活成活。“明年它就会长到1.5米。”他指着一颗活下来的作物说道。

霍夫站起身，环顾四周。如果这个项目能够成功，他希望在苏哈尔再种6000棵树，而周围的沙漠要种比这还多的树——一片辣木属森林从黄沙中破土而出，向西横跨阿拉伯半岛抵达非洲。“不出40年，只要我们愿意，每一片土地都将被绿色覆盖。”他说道。


年年种树，不见森林

只是建造绿色长城就至少需要50亿颗树苗，这还不包括种植过程中无法成活的树苗。但是霍夫没有退缩。“我的国家有长达6万英里的运河”，他说，“在过去的两千年里，我们全凭人力改造了这些河道。我们还动手筑造了8000英里长的堤坝，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长一半。如果明天停电，我们将被海水淹没。这就是荷兰。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艺术品。正因为这样我告诉人们，如果真心想做，我们能够在50亿英亩土地上重新种满绿树。这只关乎决心。”

鉴于结果复杂多变，植树的成本难以估算。在中国，花在一棵树上的钱不到50美分——而这点钱只够栽一棵幼苗，甚至都不能保证幼苗成活。在以色列，一棵树苗的投入将近40美元，成活率在90%左右。而霍夫的预算介乎两者之间。直到最近，他才免费发放水盒子，并把这项支出列为研究费用。但随着成本飙升，他又改变了策略。“我还要生活，”他告诉我，“如果没有盈利的商业模式，你不可能重新绿化沙漠。”根据订单的大小，现在他以15至25美元不等的价格出售这些水盒子。他说，在类似绿色长城的项目中，水盒子可以重复利用多达10次，这将使每棵树的最终成本降至1.5美元。

这样的计算方式忽略了当地人这一因素。霍夫口中的“全世界都想绿化这50亿英亩沙漠”，主要是指西方的捐赠者和环保人士。但即使他能够说服这些人带给非洲10亿水盒子，树苗还得由当地农民栽种并看护。前提是你得说服他们，让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

中国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中国大多数的还林工程都不是由当地居民自愿完成的，村民被强制完成一定的政府配额。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亚洲研究所执行指挥尼克·孟席斯（Nick Menzies）说，“如果计算公顷数，中国的植林面积可能超过其他任何地方，但是树苗成活率让人失望。”当地农民把树苗栽在最贫瘠的土壤里，以使庄稼和草场有能用的土壤；要么就把树苗种得一 团糟。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发泄对政府的不满。他们把树苗种在千篇一律的格子里，不管地形，也懒得浇水和间苗。他们翻耕年代久远、几乎不长树的草场，然后任由树苗和表层土壤被风吹走。戈壁的还林工程实施了几十年，沙漠依然以每年一千多平方英里的速度侵蚀土地。当地流行一句俗语“年年种树，不见森林”。


中国式植树造林：年年种树，不见森林

绿色长城面临的条件更加严酷。要控制撒哈拉的地貌是很困难的——三百多万平方英里的沙石地，天气的任何一点变化都会引起沙漠的扩张或回退。1980年到1984年撒哈拉的南部边境南扩了145英里；到1990年，南部边境又向北回移了66英里。 即使绿色长城勉强建成，因为干旱和无节制的放牧，南部的土地依然可能沙化。撒哈拉紧邻被称作萨赫勒的半干旱萨瓦纳无树大草原（在阿拉伯语中，“萨赫勒”意 即沙漠的边缘）。撒哈拉的北部，每年降水仅有8英寸。南部降水有所增加，但是农业用水也随之增加。过去的60年中，萨赫勒地区的人口是原来的5倍多。

“在达喀尔到吉布提之间建造连续的绿色长城的想法只是一个幻想。”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农林专家克里斯·瑞什（Chris Reij）如是说，“如果你想使困难最大化，就到那里去吧。”瑞什现年62岁，已经在萨赫勒工作了大半生。开始时在乐施会国际工作，然后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国际合作中心。跟霍夫一样，他在荷兰长大，讲一口标准的英语——干脆而自信，这在北欧人中很常见。如果说霍夫由商人转型为环保人士是因为：他相信光合作用就像相信自由市场一样，那么瑞什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激进分子。他生长在虔诚的加尔文信徒家庭，20世纪60年代在阿姆斯特丹学习。当霍夫在他父亲的农场里种植百合花的时候，瑞什在反对越南战争，争论罗马俱乐部对成长的局限性问题。“你形成了一定的世界观，对如何改变这个世界也产生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我的房间里挂着一幅切·格瓦拉的肖像。”


瑞什的“非洲植被恢复行动”

虽然霍夫尝试同瑞什取得联系，但他们从未见过面。瑞什在萨赫勒地区丰富的经历，他和学院以及个人基金的关系，促使他扮演了当地基金看门人的角色。去年，一个荷兰商人以霍夫的名义给瑞什发了一封邮件。“他建议我们会面来讨论把水盒子大规模运用到绿色长城项目的事情，”他说，“我的反应是我没有任何参加的打算。”瑞什表示，对多数农民来说，水盒子的成本太高，而且没有触及沙化问题的根本，即什么样的农业模式适合这个地方。“在干旱地区植树非常难，”他说。“每当有人说有可能重新绿化20亿公顷土地的时候，我都会先看看今天的太阳从哪儿出来。”

然而瑞什的野心并不比霍夫小。在过去的两年里，瑞什与一名澳大利亚农学家、前传教士托尼·里纳乌多一同发起了“非洲植被恢复”行动。瑞什告诉我，这些领导人不应只尝试在撒哈拉沙漠里建起一堵树墙，而应该看看50英里外的南部，那里已经开始了绿色革命。在过去的25年里，布基纳法索、马里以及尼日尔地区的农民已经开始在萨赫勒大面积造林。他们在缺乏资金和现代化设备的条件下，在全球数得上的政局不稳的地区，为萨赫勒地区带来了大片盎然绿意。他们取得的环保成 就也许是非洲历史上最大的，瑞什说，但是他们的做法几乎违反了每一条正统的还林准则。

布基纳法索位于赤道以北，北邻马里沙洲，南接加纳热带雨林以及象牙海岸。我和瑞什见面时那里正值夏季，旱季已过去一半，正午时的温度可高达46摄氏度，酷热的哈马丹风吹过沙漠。从首都瓦加杜古驱车北行，乡村薄雾弥漫，空气中的灰尘远远多于冷凝水。道路两边的牧草被烤得干枯脆弱，下面的红土被晒得硬邦邦的。唯一的生命迹象是几只塞内加尔火雀，像火花般在牛油树间穿梭飞舞。

"眼下这几个月实在难熬，"瑞什说道。在空旷的乡村，农户和家畜退回到了砖土房——就像矮墙园塔的微型堡垒——或者是塔尖高耸过树梢的清真寺里。而在城市里，不断攀升的气温和关于远方革命的传言也令当地人脾气暴增。到达瓦希古亚城之后，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市政建筑都被烧毁了。几天前，邻市的几名警察打死了一名学生，引发暴乱，“警察们现在还躲着呢！”我们的司机兴冲冲地指着烧焦的警局外墙说道，“他们不敢出来！”用不了几天，士兵也会在首府暴动，抢夺政府官员的房屋，打伤市长。

为掌握事态的发展，瑞什要么和当地的酒保攀谈，要么去城里他最喜欢的那家由叙利亚人开的酒店，跟店主聊上一番，但似乎没有什么事能够烦扰到他。驾驶着SUV 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他像是一位退休旅行的教授：软帽，啤酒肚，灰白刘海贴在高挺的额头上。瑞什是个观鸟迷，他能吹出美妙动听的口哨，一路上常听到他婉转的哨音。“我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说。抑或是他比我们大多数人的记忆更长久。

1978年，瑞什和妻子第一次来到布基纳法索，受雇于乐施会，担任地方规划员。在当时开展工作并非易事。萨赫勒正处于灾难性的长期干旱中：1972-1984年间，近百万人口死于饥荒，西方提供了大批救助物资。布基纳法索的中部高原地区，每年水位下降20到40英寸，一些村庄失去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人们被迫离开家园。“我开始有一些担心、恐惧。”瑞什回忆道，“我要在这里工作、生活下去吗？”


严重干旱的萨赫勒地区

在这片区域进行的很多保护性工作都适得其反。在瑞什来这两年前，《时代周刊》的康瑞（Erik Eckholm）就曾警告称，萨赫勒面临薪材严重短缺的状况——他称其为“另一种能源危机”。瓦加杜古方圆40英里以内几乎每一棵树都遭到了砍伐。一项研究估测，重新造林的面积要达到原来的50倍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于是人们惊呼“天啊，沙漠在扩张！快种树吧！”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乔治·泰勒回忆道。“于是萨赫勒的每一个国家都开始进行工业化式的大规模种植。大推土机推倒了他们眼中没用的矮灌木，然后种上了大片桉树。”

当时的萨赫勒还在延续着法国殖民时期条块划分式的农耕方式：农作物与树木分开种植。农户被告知清理耕地，使用化学肥料，种植改良作物；护林员负责监管树木种植园。这种看似整洁科学的方法，却常以惨败告终。没有树木保护田地，表层耕土很快干涸枯竭，被风吹走。农民不再照料树木，树苗也会枯死。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每英亩作物产出下降到不足400磅（美国的平均作物产量是它的14倍），薪材危机也空前恶化。

1984年春，瑞什驱车过境来到布基纳法索东南部的尼日尔，策划水土保持项目。从那时起，他渐渐爱上了萨赫勒——他说“感觉就像第二故乡”——但对其未来，他感到绝望。“那年很干旱，非常的干旱。”他说，“空气中沙尘很重，能见度不超过一百米。即使大晌午，开车还得打灯。我想尼日尔要从地图上给吹飞了。” 他宣称，“布基纳法索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消失中国家。” 他回忆起同一年法国的环保人士和前总统候选人勒内·杜蒙访问了该地区，也得出过同样的结论。

日后成为瑞什复绿行动合作伙伴的托尼·里瑙多（Tony Rinaudo），当时正在尼日尔南疆的马腊迪市工作。四年前(1980年)他携妻子与襁褓中的儿子从澳大利亚来到萨赫勒（后来他们在非洲再添三个孩子）。他负责为国际事公差会——一个基督教援助团体——组织植树和农耕项目，随后也做饥荒救济工作。“我震惊了！” 他告诉我，“这里的风暴要么把种子深埋地下，要么就吹走。这里遭受过鼠疫，发生过蝗灾——幼虫成群爬过地面，就像一张拖动的大地毯。这里的乌鸦知道到哪里打孔。对一位年轻的农业顾问来说——我1957年出生——这真难以置信。”

一天下午，里瑙多开着拖车拉着树苗下乡，卡车深深地陷进了流沙里。为增大摩擦力，他下去给车胎放气。他回忆说，当时看着周围稀疏的灌木，他心想：“我在浪费时间，就算我有几百万美元，有几十名员工，也改变不了什么。我没有一丝机会。地下水位在离地面40到60米深的地方，我种了树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旱死。”


拿来主义，适得其反

里瑙多说，正是在这想要放弃的一瞬间，一个迥然不同的想法让他豁然开朗。如果反其道行之会怎样？村民每年都要垦荒开田并在种植的作物周围种植树木。每年特意种植的树木都死了，被清掉的灌木却从老树根上抽出新芽。如果放任这些灌木生长会怎样呢？如果只砍伐部分本土树木，让其余的生长，在树间套种粮食作物呢？

这个想法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与传统观念相悖。在气候温和的地区，像欧洲、美国及澳大利亚东南部，植物生长季节短，日照时间有限。充分利用日照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作物种在开阔地带。现代农业发展——在起伏的平原上耕种、使用机械化收割、单种栽培、中枢灌溉系统——大部分都是基于以上考量。不允许有任何阻挡阳光或者妨碍设备运作的东西，这意味着必须除掉树木。

在萨赫勒，情况恰好相反。炎炎烈日不停地炙烤着大地。水太少难以灌溉，资金太少难以实现机械化收割。里瑙多发现窍门不是让作物充分接受光照，而是尽可能减少光照——要建设防护林阻挡风吹日晒。在耕田周围种一圈树是不够的，而要把树木作为第二种作物，挨着其他作物种植。这样不仅能从田里收获粮食蔬菜，还能从树上收获水果坚果。

世界混农林业中心的丹尼斯·加里蒂（Dennis Garrity）告诉我，自农业兴起之初，热带地区的农民就一直这样做了。但是殖民地化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传统耕作方式。在法国的殖民体系中，树木是国家的财产——即便是长在农民田里的树。不经允许修剪树木会被罚款，砍伐树木则会带来牢狱之灾。 “推行这样的法律是为了保护森林，”加里蒂说，“但效果却适得其反。” 农学家坚持砍树垦田，护林员则声称所有的新树苗都是国家财产，尼日尔的农民左右为难，他们学会了索性不让树木长出来。如果田里的树苗发芽了，在护林员发现之前农民就把它挖了出来。如果某个非政府组织出钱建设公共植林地，不得已种了树，修了篱笆后，就由它们自生自灭。多数情况被砍掉用来筑篱笆的树比篱笆园里的树都要多。

“因此我去了林业局，”里瑙多回忆道，“我说，‘看，你们做的是无用功。每个城市入口都派了护林员，但还是无法阻止木材进城。"能不能允许我们尝试一下？如果允许人们采伐树木，我们会教他们爱护树木。’” 事实证明，护林员比农民更容易劝服。“很多村子响应这种尝试，但只有10到12个村子真正加入进来。”里瑙多说，“他们受到冷嘲热讽。一旦树木开始生根发芽，人们晚上就会偷偷来把树砍掉。” 他发现真正的敌人不是撒哈拉沙漠，而是人们的观念。“如果能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就能改变一切。”

最后，农民们都被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他们不保护自己的树，就无法从里瑙多的饥荒救援计划中领到粮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恨我，”他说，“他们大约保护了五十万棵树，但是，等到饥荒结束之后，有三分之二的人又把树给砍了。”不过，正是其余三分之一没有继续砍伐树木的农民让情况好转起来。


尼日尔——实用主义的胜利

1999年，里瑙多和家人就返回了澳大利亚，瑞什则留在了萨赫勒，继续致力于水土保持项目的实施。2001年，瑞什和他人合作编撰了一本名为《非洲农民创新》（Farmer Innovation in Africa）的书，但是他在书中所描述的大部分例子都只能算是局部变化，还无法称之为运动。2004年的夏天，瑞什十年来第一次重返尼日尔。“以前在数公里的区域上，村庄通常是一览无余，土地太贫瘠了，”他告诉我说，“现在都看不到这些村庄了。植被太茂盛了。我觉得，这里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几天之后，瑞什给格雷·塔潘（Gray Tappan）发了条短信，后者是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一位地理学家。塔潘曾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利用卫星照片和航空摄影来记录萨赫勒地区土地使用和植被方面的信息。和瑞什以及里瑙多一样，八十年代早期的严重干旱期间，塔潘也在这一区域工作过，但他已经有很多年没回来过了；关于重新造林的传闻，他也一无所知。“当时的很多卫星图片都只有中等或低分辨率，从图上你根本看不到树林，”他告诉我。即便能看到，瑞什曾经看过的那片区域也被冬荆棘树所覆盖，这些植被在雨季会掉光叶子。因此，在卫星图片上，它们不会显现出绿色。“面貌的整体改观并不太为人所知。”塔潘说。

塔潘向瑞什承诺，说自己将会做一次航空测量。于是，他开始钻研早期的尼日尔植被记录。这些记录始于1955年，当时的尼日尔还是个殖民地国家，法国制图师曾拍摄过数万张航空照片。塔潘在尼亚美（尼日尔首都）的官方测绘局中发现了这些照片的复印件，随后，他将照片与自己的测绘结果以及1975年的照片进行比较。“我被震惊了，”他告诉我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不止是路边种了几棵树，所有国土都被重新绿化了——整体面积超过了4.8万平方英亩。而且，森林最稠密的区域并不在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里，而是位于农场中。


在尼日尔，森林最稠密的区域并不在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里，而是位于农场中。

“4.8万平方英亩的绿化面积相当于两亿棵树，”瑞什告诉我，“在萨赫勒地区乃至非洲，没有其他国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坐在瓦希古亚的一家酒吧中，看着瑞什笔记本电脑中的航空照片。一组照片拍自1975年，另一组拍自2005年。在早期的照片中，下方的陆表呈现出平淡无奇的苍白色，其中的褶皱是一两条河床或阡陌纵横的道路的模糊影像。但三十年以后，陆地都被树林所覆盖。瑞什表示，表面看来，植被增加似乎归功于气候好转，因为同期的降雨似乎有所增加，但在过去的尼日尔，或今日的邻国，雨季都不曾产生过这般影响。他拿出一张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的边境照片。“相同的地势，相同的人群，相同的文化，”他说。获得更多雨水的尼日利亚近乎寸草不生，而位于北方的尼日尔却被遮蔽在绿荫之中。“从空中你都能看到这条边界线，”他说。
调查结束后，瑞什和塔潘又结伴前往尼日尔南部，试图弄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处都可以植树造林，但为何偏偏是那里？”这引发了塔潘的思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尼日尔列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几乎没有雨季。两个人顺藤摸瓜最终追溯到里瑙多以及他那天在马拉迪郊外的灵感突现。那些在1984年干旱之后依然保留着树木的农民们发现自己的收成增加了，而过去每天平均花费两个半小时收集柴火的妇女现在只需半个小时就能搞定。目睹这一变化的邻居们也开始保护自己土地上的树苗了。“想明白之后，”里瑙多告诉我说，“村民不再把树当杂草一样清理掉了。”

直到2004年瑞什在电话中把塔潘的调查结果告诉了里瑙多之后，他才知道他的项目竟已取得如此神奇的效果。此后，他作为世界宣明会（一个基督教救济和发展组织）的顾问曾三次重返尼日尔。2009年以后，他又一直在协助领导非洲再绿化计划。“我认为自己并不是在发动一次绿化运动，或将这些农民都改造成为环保主义者，”他说，“事情的本质很简单：种树能让他们吃饱肚子，还能过上好日子。”

对瑞什来说，他所目睹的是一种区域化的觉醒——一股新思潮的涌起，它来自于没有其他退路的农民和援助工作者。瑞什表示，对于彻底改变了自己行为的那些人来 说，这种转变的经历有时候无异于死里逃生——正如马里人常说的那样，靠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沙子里拉出来。“退一步海阔天空（Il faut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瑞什引用了法国作家蒙田的一句名言。只有经历过死里逃生，方知痛定思痛。

根据世界资源学会的统计，在世界范围内，单靠自然生长能增加四亿公顷森林。不过，尼日尔的再绿化工程不见得可以被其他地区简单复制。在诸如布基纳法索中部高原这样的地区，本土树种的根基在多年以前就已经逐渐消亡。中部高原的土壤类型是红土——红土中含有铝铁氧化物，这些氧化物让土壤呈现出铁锈红。在日晒雨淋后，红土硬化成近乎不透水的硬壳，当地人将其称之为Zipele。


农林结合，相得益彰

一天早晨，我跟瑞什拜访当地他最喜欢的农民奥塞尼·肯杜（Ousseni Kindo）。肯杜在瓦希古亚北面共有11英亩的干涸山地，他形体瘦削、鬓发皆白，身披玄蓝长袍，还戴着一顶米黄礼拜帽，带我们观看的路上一直兴奋得说个不停（他自称54岁，还拿来出生证给我们看；不过我们跟他说根据出生证他是69岁，他笑了笑说自己其实不识字）。他家里住着两房妻子，14个儿女，院子里还有一对瘤牛以及一群不太听话的绵羊和山羊。为了避免羊群糟蹋种苗，肯杜还做了一副弹弓，用锋利的石子作弹药。

1985年肯杜刚开始种地的时候土壤还很贫瘠。有些地方表土已经流失殆尽，下面的岩石都裸露了出来。在接下来的25年里，肯杜为提高作物产量，把知道的所有招数都试了个遍：有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的是从其他农民那里学来的技巧，也有从乐施会（Oxfam）等非政府组织学来的知识。他自制堆肥营养土壤，还在斜坡上修砌堆石围堰保持水土。他引来一窝又一窝的白蚁疏松土壤，放置自动饲料器吸引鸟类，收集它们的粪便作为肥料。隔壁的田地土制又硬又平，像是泥地网球场；而肯杜的田地则遍布圆形小坑，错落有致。瑞什解释说这是一种古老的耕作法，叫做“栽坑种植法”，相当于土制的霍夫“水盒子”。这些坑洞每个宽1英尺，能收集雨水送往坑底 供植物吸收。肯杜又在坑里放些粪便肥料，再栽种本地种植株。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了。世界混农业林中心（World Agroforestry Center）主任丹尼斯·加里蒂（Dennis Garit）认为：“如果种子死了，你也不浪费一分钱。如果活了，你可以肯定它能顽强活下来。”

肯杜的土地像一片灌木丛生的热带草原，只不过每一寸植被都是亲手栽种而成。 数十种树混杂一起，树与树之间相隔20英尺，就像在植物研究所里一样。树的枝叶形成一把巨伞，遮住一排排小米、高粱、豇豆和旱地水稻。有些树还能结出果实：酸角、玛茹拉、海葡萄和番荔枝。另外还栽种了一些能用根部捕捉氮使土壤肥沃的作物，比如冬棘。乳油木种子可用来榨牛油，烹调用或作护肤品；印度苦楝叶可用来制作非常有效的驱蚊剂。这里几乎每一种树都有药用价值；玛茹拉树皮可治疟疾和风湿；苦楝油可冶痤疮或用来避孕；酸角树叶则是黄疸、疔疮、痢疾和痔疮的克星。


农林混种，收益和绿化两不耽误

肯杜承认这种耕种方法非常辛苦：“即使在旱季，或者我的孩子受洗，我也片刻不离开这里。” 要用鹤嘴锄或锄头挖栽坑，树木要不断修剪，还得防止山羊或小偷作祸（肯杜地里支起的稻草人并不是为了吓跑鸟儿，而是为了警告当地的偷树贼）。不过，如果说萨赫勒有什么东西供大于求，那一定是劳工了。另外，农林业的回报也超过了付出的辛劳。瑞什告诉我，栽坑种植法平均可使产量增加30%至80%，“实际上可以说是100%，因为起初通常是一无所有的荒地。”肯杜以前的收入刚够糊口，凭借农林业发展，现已小有余财。他每英亩地的收成就有1300磅粮食，林业还可以另外提供食品、能源、饲料和药材。肯杜说，“单靠豇豆这一项收入，就足以解决一家大小一年的吃饭问题。”
肯杜的领地延伸至山顶，这时他隔壁土地的一名男子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男子五十好几岁，又矮又瘦弱，在一次车祸失去了右臂。不过他的左臂还够力气挥动斧头，正忙着挖栽坑。35年前康锐警告会出现“另一场能源危机”，而像他们这样的农民将他的预测彻底推翻。他们不单没有令原有的森林消失，还在布基纳法索中央高原增加了75万英亩森林，在南马里新增了100万英亩森林。加瑞蒂说：“虽然听起来有违常识，不过人口增长的确使森林扩大了。”

瑞什相信只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农林业就可以在南萨赫勒广为传播，筑成一道比绿色长城宽几倍的绿化带。若果真如此，那还真是及时雨。要知道，即使农民收成翻倍，也难以养活同样翻倍的人口。现在索马里的饥荒足以揭示这一危险处境：饥荒在结束之前，可能还得继续困扰1200万人。瑞什说：“如今那些5岁到15岁的孩子会很凄惨。想想看，十年后他们吃什么？所以说，我们要有紧迫感，要立刻行动起来——因为魔鬼已经找上门了。”


治理沙漠——因地制宜而非好大喜功

瑞什的这番呼吁似乎自相矛盾。近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帮助当地农民的最好办法是顺其自然。但是现在像乐施会和汤尼·里瑙多服务的国际事工差会等团体在森林再造活动扮演中枢角色——虽然有时可能是为了弥补原殖民者的错误政策。即使在森林自然复原的地区，也有待挖井、修路和鼓励土地改革。在尼日尔、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某些地区，当局现在准许农民自行决定是否需要修剪或砍伐树木。不过萨赫勒大部分地方还沿用着旧有的殖民政府管治制度。

去年一月，瑞什联合万维网基金会（World Wide Web Foundation）发起了一个项目，通过手机和广播报道最新的发明。但到目前为止，重新绿化非洲行动计划（African Re-Greening Initiatives）最有效的方法则直接了当得多：让一群最贫困的农民挤上小货车，带他们参观农林业给邻居们带来的种种变化。瑞什表示：“这并不是一 个耗费巨资的大项目，而是一项运动，需要一群人拧成一股绳，朝一个方向使劲。”

瑞什能不能说服其他人加入还不得而知。根据记者马克·赫兹加德（Mark Hertsgaard）最近在《国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显示，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不愿意放弃他们对绿色长城项目的“美好憧憬”。然而，大部分西方捐助者认为这个愿景注定是要落空的。赫兹加德曾在2011年出过一本关于萨赫勒重新绿化的书——《酷热：未来地球50年》，他相信全球环境基金将努力为绿色长城项目想一个人人都能参与进来的方法，而不是向一个经不起科学考验的提案提供资金。但随后我和全球环境基金的高级专家穆罕穆德·巴卡尔（Mohamed Bakarr）聊天时，他并没有急切地推进这个项目，并对我说：“有人想建林场，我们也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他们国家自己的事。”


很多时候，绿化沙漠只是为了满足领导人疯狂膨胀的野心

然而很遗憾，在沙漠中植树通常只有一个成果：疯狂膨胀的野心。用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韦德（Abdoulaye Wade）的话来说就是，工程越浩大，就越有吸引力。韦德今年5月份已过完85岁生日，据说他要将绿色长城建成一座“树木凯旋门”，作为自己的卸任大礼。去年，绿色长城计划发布了一段官方宣传视频，看上去好像该项目三十年前就应该发起一样。视频里播放了推土机推平了塞内加尔的灌木丛，开心的志愿者和士兵们种下了一大排小树苗。“当我看到那个视频时，老子都无语了。”瑞什对我说。
就在我们的旅行接近尾声时，瑞什和我驱车去往北部的马里，穿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来到加拉的悬崖峭壁。这些悬崖是砂岩峭壁最突出的部分，高出瑟罗平原1000英尺。几个世纪以前，人们在峭壁的下方建造了泥砖建筑，就像梅萨维德国家公园的一样，现在仍被当地村民用作粮仓。我们向下俯瞰时，向导告诉我们：“现在这里全是耕地，二十年前，人们离开这里去往其他地方，现在他们又回来了。”我能够看见一个村庄的茅草屋顶散布于一片芒果树林中。再远处，一片稀疏的冬棘和刺槐林自南向西一直延伸至地平线。风吹过平原，恒久而急剧，我被吹出了眼泪。但风并没有带来沙子。向导说：“如果你们天气好的时候来这里，你们能够一直看到邦卡。这是绿的！那是绿的！全都是绿的！”

我觉得那肯定是个壮观的场景，但和我一个月前和彼得·霍夫在哈迦山脉所看的并无二致。两地的人们都在和沙漠化作斗争；只不过是手段和方法不太一样。萨赫勒有人但没钱；阿曼有钱却没人。霍夫价值20美元的“水盒子”可能不会让马里的穷人们产生兴趣，但苏丹卡布斯的市民们却不太可能拿起斧头挖栽坑。总会有一个地方能够兼具技术独创性和史诗性的重新造林计划，将整个地貌变成一件艺术品。可能是荷兰、以色列、西班牙南部，或者也许会是萨赫勒。但你总得找个地方开始。

在阿曼，就在霍夫和阿布杜拉提夫搜寻猴面包树的晚上，当我们终于爬回车里时，夜幕已开始降临。道路窄若旧时的羊肠小径，下坡也比之前更陡峭，但我们决定继续向前。阿布杜拉提夫喃喃自语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棵猴面包树，但首先我得活着穿越这个地方。”不一会儿我们开进了越野地，SUV的底盘像铜锣般叮当作响，漫天的尘土在周围翻滚。期间我们还停过一次，向两个站在一间小土屋外的小男孩问路。然后就在那么一瞬间，在山脚下的一条小溪旁，我们苦苦寻找的东西映入眼帘：那颗巨树。


伟大的猴面包树

夜色更深了，巨树看上去就像《天方夜谭》里面的一个幽灵：一个肥胖的哈里发（伊斯兰教主），四周围绕着后宫的妻妾。树干比我们的车还要宽，至少有40英尺高，疙疙瘩瘩的灰色树枝低垂在水面上。皱皱巴巴的树皮里镶嵌着无数的鹅卵石和钉子，据阿布杜拉提夫所说，这些都是贡品，是村民们为了祈求巨树能够帮助他们去除蛀牙而放上去的。和萨赫勒的辣木属植物一样，这棵猴面包树毫无疑问是外来物种。也许是五百年前，一个来自桑给巴尔或东非的殖民者给这里带来了一颗裂果，将其种在了难得一见的一块湿泥里。数百年来，他或她的后代想办法让大树旁流水不断，驱逐山羊、绵羊和饥饿的乳牛，直到树的根基长得足够深，树枝长得足够粗壮和浓密，不再需要人照顾。
“ 如果我们能够在萨赫勒种这么一棵树，所有阿曼人都会来参观的。”霍夫盯着树枝说道。在他身后的草地上，阿布杜拉提夫和我们的向导正跪在地上做晚祷告，向着麦加和落日谦卑地叩拜。他们的祷告声随着瑟瑟的树叶声清晰地传到我们耳朵里。当他们结束仪式后，霍夫弯下腰，从地上捡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心满意足地走回车上。他的口袋里装满了种子。


*注：1英里=1.6093千米，1英寸=2.54厘米，1英亩=0.40469公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