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中国缩影：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zhixun

2013年03月28日 15:42   新浪科技
　　导语：国外媒体今天撰文指出，由于中国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富士康近年来正逐步将工厂远迁至内陆省份，以降低人力成本。但在这些地区，工人工资上涨的速度正超过沿海地区，这完全违背了富士康远迁内陆的初衷，令这家苹果最大的供应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以下为文章全文：

　　沿海出现“用工荒”

　　在中国中部的一家富士康工厂，22岁的王柯(音译)闷闷不乐地站在墙角。他说，如果工资不能翻一番，就会选择离开。“我的期望并不高，我也很清楚自己的角色，毕竟只是一个外来工，”王柯说，“但我希望每月能挣到3500元，这样才合情合理。”去年12月，在扣除住宿费后，王柯拿到了1600元人民币(约合258美元)。

　　王柯的这种态度缘于中国劳动力紧缺。过去五年间，中国年轻务工人员减少了近3300万，但同期制造业却又创造了3000万个就业机会。劳动力短缺的局面给富士康等雇主带来巨大的压力，这意味着该公司在郑州工厂的工人基本工资，与在深圳工厂的工人一样了。这两个城市一个位于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另一个则处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

　　瑞穗证劵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博士称：“大陆在低成本制造行业的优势会早于预期消失，我个人认为应该在五年内。内陆地区工资上涨的速度正超过沿海地区。越来越多的制造商会考虑将工厂迁往越南、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

　　工资上涨以及工厂迁址，正在给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模式带来不利影响，这种已存在三十年的模式，将生产设备、廉价劳动力、基础设施和供应链高度集中于一地，节省了大量成本。正是凭借这一点，大陆一跃成为全球主要的低端商品供应商。瑞士信贷亚洲经济研究部门主管陶冬指出，随着大陆制造成本的升高，全世界都将会感受到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陶冬说：“中国已不再是推动全球通胀回落的中流砥柱。随着全球市场需求的增长，全球通胀可能会提前到来，而不是晚来。这将影响我们周围的一切，从意大利家庭主妇到美联储货币政策。”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海外人口数据库，作为中国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主力军，15岁至39岁年龄段的人数去年已下降至5.25亿人，而五年前则是5.57亿人。与此同时，截至去年9月，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则从五年前的1.17亿人升至1.47亿人。

　　平均工资五年翻倍

　　劳动力短缺意味着，中国内陆地区的工资成本正迅速赶上东南沿海地区。在距离沿海地区约500英里(约合800公里)的河南省，工厂的平均工资在过去五年增长了110%，而重庆的平均工资也上涨了84%。同期，处于中国东海岸的上海平均工资上涨了78%，深圳上涨了77%。

　　彭博产业驻香港科技分析师基滕德拉·瓦拉尔(Jitendra Waral)表示：“自2006年以来，中国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工资差距缩小了50%以上。”外界预计，到2015年，大陆年轻务工人员数量会下降2000万，至5.05亿人，到2020年将再次减少2200万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制造商将面临更大的工资成本压力。

　　根据日本外贸协会2012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在湖北省会城市武汉，日本两家汽车厂商日产和本田的员工基本月工资为333美元，而广州为352亿美元，深圳为317美元。

　　美国咨询公司Hackett Group的数据显示，中美两国制造成本的差距在过去八年间缩小了近一半。该公司认为，这是一个“临界点”，将促使部分美国企业回流，或将工厂迁往距其用户更近的国家或地区。Hackett Group的客户包括微软和波音等知名大企业。

　　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国已经从这种行业趋势中获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报告显示，2011年越南吸引的外国投资达74亿美元，较5年前增长了三倍多。在柬埔寨，这一数字增长了85%，至8.92亿美元；孟加拉国增长了43%，至11亿美元。

　　出口贡献或下降

　　香港文胸制造商黛丽斯国际有限公司去年关闭了在深圳的工厂，将生产转移到柬埔寨首都金边。黛丽斯董事长兼总裁Fung Wai Yiu在公司2012年报中写道，“我们正在缩小在大陆的产能。”

　　日本外贸协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广州，工厂工人平均月工资为352美元，相比之下，越南首都河内的工人平均月工资只有111美元，金边为82美元，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更低，只有78美元。

　　大陆其他厂商，如保定长城汽车，都在投资自动化技术，以减少员工总数。世界银行去年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合作，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2030年”的报告。它在报告中写道：“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除非中国提升产业价值链，否则未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下降。”

　　作为苹果全球最大供应商，富士康是首批在内陆地区建厂的中国大型出口商之一，中国绝大部分外来工都来自于内陆地区。富士康在河南共有25万员工，其中，超过90%都来自于这个人口达9400万的省份。

　　九成男性外出务工

　　美国公平劳动协会(以下简称“FLA”) 总裁兼CEO奥莱特·冯-希尔登(Auret van Heerden)表示：“我接触的每家公司都对劳动市场短缺吃惊不已。富士康选择将工厂迁到人口众多的省份，他们原本以为这份省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结果却发现，年轻一代人根本不想在工厂打工。”

　　24岁的诸葛雷雷(音译)两年前与富士康郑州工厂签订了一份合同，然后被送至富士康深圳工厂接受为期四个月的培训。诸葛今年1月说：“压力还是蛮大的。一旦拿到年终奖，我就打算辞职不干了。”

　　富士康在内陆地区建厂，已使得无数务工青年离开乡村，走进城市。根据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对2020个农村家庭实施的联合调查，在五个中部省份的农村地区，在20岁至40岁年龄段的人群中，90%以上的男性以及近76%的女性都选择了外出务工。

　　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促进项目主任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说：“中国年轻一代的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工厂迁址内陆地区或许有一定帮助，但帮助并不大。在内陆地区，他们会享受到税务方面的优惠，土地也比较便宜，迁址并非为了廉价劳动力。”

　　从2008年开始，罗泽尔每年都对中国部分内陆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他雇了大约300名学生和实习生，让他们寻找在家务农的20岁至40岁年龄段的壮年劳力，每发现一个，奖励100元人民币。罗泽尔说：“我一分钱都没花出去。在四川北部、贵州和甘肃，农村根本没有20岁至40岁的劳动力。我的学生花了很长时间进行调查，也很辛苦。”

　　工人条件日益苛刻

　　在距富士康郑州工厂大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孟庄(Mengzhuang)的村庄，村子周围种满了大红枣果园。在一条尘土飞扬的街道上，郝勇(音译)正蜷缩在自家小卖店的火炉旁取暖，身旁到处是装大红枣的箱子，希望过路人能买走几箱。30岁的郝勇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他曾报名参加富士康的招聘，但因身有残疾，未被录用。

　　富士康在大陆的员工人数两年增长了50%，达到120万人。但过去三年间，富士康在大陆也遭遇了员工自杀、罢工等诸多问题。富士康工人每天工作时间最长达12小时，他们常常抱怨工厂管理人员太难伺候，难以满足其要求。

　　劳工权益保护组织China Labor Watch称，去年10月，多达4000名员工从富士康郑州辞工。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部分工人难以避免iPhone保护壳上留下擦痕，最终引发了一场纷争。China Labor Watch高层李强说：“工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花钱的地方很多，但又不想长时间工作。”

　　迫于苹果和媒体的压力，富士康最终在2010年给大陆部分员工的工资翻了一多倍，同时还让工人在工会中掌握更大的话语权。例如，在富士康郑州工厂，员工宿舍楼看上去就像是私人住宅楼，拥有商店、歌厅等生活娱乐设施。

　　富士康郑州工厂发言人刘坤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你想要长期存在，就必须打造一个完善的体系，不仅提供就业机会，还有生活方式。”工厂向内地迁址还面临着其他挑战。例如，远离承包商和零部件厂商，会使供应链拉得太长，增加运输成本。

　　依旧具有诸多优势

　　广州一鼎红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康勋达(Kang Xunda)称，由于税务方面的优惠，以及用地更便宜，该公司在2009年将生产从广州转移到河南省滑县。两年前，一鼎红又将工厂迁回至沿海地区：“这么一折腾，数百万没了。在滑县，我们在工人工资上没有省一分钱，而物流更是一个噩梦。”

　　康勋达说，一鼎红在河南很难找到供应商，如果能在那里找到一家，那么在沿海地区找到30家。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在广州，你说三天将货发到，那么三天就能送到。在河南，你跟人家说一个星期将货物发到，但最后用了一个月时间。”

　　制造商在将工厂迁至内陆后，往往会加重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问题，因为这些企业聘用的许多工人以前曾在沿海地区打工，后因某些原因回到家乡。河南居民王晓红(音译)曾经在杭州一家电子设备工厂打工，去年返回了郑州参加招聘，并成为百万富士康劳工大军中的一员。如今，扣除食宿费，王晓红的月基本工资约为1500元，与在杭州打工时一样。

　　23岁的王晓红来自于河南登封，她说：“离家近点，感觉当然更好。我可以常回家看看，吃上老妈自己做的烩面。”原高盛大中华区主席、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胡祖六表示，对于制造商来说，除了劳动力成本低，中国大陆还具有其他一些优势，如国内经济规模，基础设施一流，毗邻零部件供应商，物流网络成熟等等。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高盛在2012年12月11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中国内陆地区出口额所占的比例已经从2010年12月的5.5%升至去年4月的8.7%。去年，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商品出口总额分别增长22%和38%，而东部沿海地区仅仅增长了5%。


　　美联储经济学家简·哈特梅尔(Jane Haltmaier)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如果就业增长疲软，或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203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放缓至6.2%或更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人员米塔里·达斯(Mitali Das)和帕帕·恩迪亚耶(Papa N'Diaye)称，中国劳动力廉价的状况或许至少还能持续五年时间。二人在发表于今年一月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目前共有1.5亿人失业或未充分就业，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2020年至2025年。

　　但他们也指出，这一预测可能低估了劳动力短缺的前景，因为40岁以下务工人员数量下滑速度会快于整体劳动力。斯坦福大学的罗泽尔说，年龄更大的务工人员“不愿在工厂打工，而工厂主也不想雇他们。”

　　瑞士信贷分析师陶冬认为，随着中国中部的农田纷纷变成工厂，到2020年中国将面临近1800万劳动力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会推迟中国相对优势消失的时间。他说：“过剩劳动力会越来越少。中西部地区将无力支撑更多类似富士康规模的工厂发展。”(扬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