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人的数码排毒生活

zhixun

“能否凭借一己之力做到平衡网络科技提供的工作机会、搜索功能以及处于离线状态时的生活现状，消费者心里要对此非常明确。所以我们应该创造更多的无设备无网络的个人生活空间，否则，终有一天我们会被自己创造的技术扫地出门。”

译者：jacylee9
发布：2012-08-12 20:44:58

Facebook的一名执行总裁，斯图尔特·克拉布，对电脑和智能手机给人们生活带来无与伦比的贡献而赞赏有加。但随着公司技术领导层的不断壮大，他提醒大家：是时候放下手机，注销用户一段时间了。
不可否认，科技已经成为当下各个领域中解决难题的万能答案，但是似乎人们太于依赖此，甚至已经上瘾。
近期，许多科技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在一些会议和采访中表达了对此的关注。民众对网络速度，通信质量和软件更新的要求极其普遍化，而这一切最终会造成一种生理上的欲望，生产力和正常的人类交往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其深远影响。
克拉布先生负责监督Facebook员工的学习和自身发展，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如果你将一只青蛙放入冷水再慢慢加热，待水开之后青蛙也会死掉—这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人们是时候需要开始注意，大量时间消耗在网上这对个人的行为表现和人际关系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然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严肃对待黑莓族生活这一问题，对研究交互技术是否会导致成瘾这一结果而盲目跟风。显然，克拉布先生的真知灼见对他们不会产生什么启发性。硅谷那些影响力深远的公司，赚着骨灰级网民的钱，却又警告大家注意网络成瘾。听起来就像销售商在吆喝着卖出自己大马力汽车的同时，不忘告诉你高速驾车的危险。
索伦·戈登哈默在2010年发起的智慧2.0大会（Wisdom 2.0），力图寻求数字时代下的全面平衡。他讲到：“正在经历这个数字科技火热时期的我们，努力去应对该阶段带来的各种问题，但是‘哇，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这种疑问还是频频发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为中存在错误，只是，新的一页即将翻开。”
但一些人并不认同“网络适应紊乱症”这一词汇所代表的负面含义，即便他们承认大量的网络活动会的确会深入影响到神经机制。拥有“农场”这款爆红游戏的著名社交游戏巨头Zynga，其共同创始人之一，埃里克·希尔迈尔论证自己的观点：他曾经利用视频游戏来帮助毒品上瘾者在愉悦的游戏体验中重新获得自身分泌的多巴胺，这一方法在扩大成瘾复发周期中所扮演的重大角色更是不言而喻。
但埃里克同时相信一开始人们就非常需要多巴胺，硅谷不该为创建无法抗拒的科技产品而负责。就好比快餐店制作了如此之多有吸引力的美食，但是快餐店本身不应该为顾客对美食的无法抗拒而负责。“‘难道我们应该为顾客增加的体重负责吗？’大多数人会给出否定答复。”希尔迈尔补充到，“我们的身体本来就需要多巴胺，这是假设我们是正常人类的一个合理推断”。
与此观点类似的，瞻博网络(最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公司之一)董事长斯科特·奎伦斯同样表示，终端和应用对用户的强大诱惑力恰恰反映了人类对沟通交流最原始的渴望，但是这种欲望需要加以控制，否则正常生活会被压垮。
“作为供应商，我们的职责就是把最强大的产品投入到整个世界。同时我们也十分清醒的认识到，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弊端是不可避免的。有人会问‘为什么不通过其他途径达到零危害的效果？’，我只能说这种想法太天真。”
“剩下的唯一可选办法就是顾客手中的产品功能大打折扣，这样带来的伴随性危害会减小。但，这种不能兼顾的权衡是在太糟糕了。”
Facebook的克拉布先生表达了他最关心仍然是人们生活的各方面是否处在平衡状态。同时他承认，鼓励人们在网络花费更多的时间，其实是与Facebook的商业模式相违背的。对于上述几位IT公司高管的观点，克拉布只能发出感叹：“这完全是悖论！”
新型的会话形式折射出的是，硅谷人尚需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到达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的平衡。多数科技公司，也在内部展开对员工关于冥想和呼吸的训练，这有助于他们缓解自身的压力。
思科首席技术和战略执行官，帕德马斯里·沃里奥，之前出任该公司工首席工程师。那个时候她手下管理22000员工，她无时不刻要求他们和自己时时做个深呼吸，小小休息一下。沃里奥每晚都会花一定时间去冥想，每个周六她都会关掉手机或者丢在其它房间，独自一人作画写诗。
“这有点像重启你的大脑和灵魂，”现在沃里奥每周六上午都是在数码排毒生活中度过，“这种短暂的与手机、电脑完全隔离的生活让我在随后处理各种工作邮件时的心智趋于平静。”
心理学家凯利·麦戈尼格尔，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做了主题有关“自我控制”的演讲(同时她也受邀为该校管理学院做报告演讲)。讲话中她提到自己经常与科技公司的高管针对网络上瘾、数码隔离和自我控制这些问题进行交流。让她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公司管理者会毫不保留的去公开讨论对自身创新发展的不利因素。“管理和维护公司健康发展的人深切希望他们的科技产品和设备可以充实和丰富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他们也已觉察到人们已无力摆脱对网络和科技设备的依赖。”
她相信这种人际交互的小工具通过触发人脑中的压力系统从而会使人们产生一种持久的紧迫感--凯利希望该观点可以被大众普遍认同。“正是这种基本的文化认同，解释了人们和他们每天接触的各种数码设备之间的病理关系。与其说是上瘾，不如说人们感到了一种被围困的感觉。”
不久前离职的twitter前学习发展部门主任米歇尔·盖尔指出，她执教该公司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发现他们已无法放下手上的数字工具。“他们经常会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我以为我知道，但事实上我对此束手无策’这样的话。”盖尔因此会定期在Twitter举办冥想和即兴课程，鼓励员工放逐自己的思想。
Google已经在公司内部开展“正念思想”运动来提高员工的自我意识和注意力集中度。作为该公司的执行教练兼正念运动倡导者，理查德·费尔南德斯指出，过度依赖设备的风险是不可估量的。“无可置疑，解决这种依赖性，这是高于一切的。如果人们可以偶然间找到机会和时间短暂丢下手里的设备，我们将会和自己以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建立更加亲密和真实的关系。”
拥有YouTube的Google，清楚的知道如果用户多一刻待在网上，那么公司可以赚得更多的广告收益。但是费尔南德斯指出，这已不是做生意那么简单，因为这已然是一种把用户推向自我毁灭的行为了。
“能否凭借一己之力做到平衡网络科技提供的工作机会、搜索功能以及处于离线状态时的生活现状，消费者心里要对此非常明确。所以我们应该创造更多的无设备无网络的个人生活空间，否则，终有一天我们会被自己创造的技术扫地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