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随老子回到文明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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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By 吴虹飞

“老子思想强调抱元守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灵。想好自己一生要做什么，持之以恒，专心致志地守住它、实践它;而不要做社会游戏的工具、羊群，随风倒”
余世存已经在大理度过了两年陶渊明般的生活，“一天晒的阳光，比北京一年的都多”，也见了不少“世外高人”。这段静默岁月似乎让他更柔和了。不经意间鬓边染霜，却也平添了几分力道。
回到北京，因为写了《老子传》，难免要谈谈老子的故事。
他笑起来，哪里有什么故事!
总得有什么故事吧。
没有故事啊!他还是笑。
你想老子是什么样的人?
和你我一样，普通人。人人可以做老子，“老子天下第一”嘛。
不一样吧。也许在古代有专门生产思想的人，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圣人。圣人一生未必和凡人一样，他们的职业就是思考。
在咖啡的氤氲里，余世存想了想，说，也是。
为何发愿写《老子传》呢?他说，在贵州朋友家里看到黑塞的《悉达多》，喜欢它的优雅、纯净。他想一个德国人能把轴心时代印度思想家的传记写得如此明心见性，自己也可以写中国思想家。老子身处纷争年代，经历中年丧乱，喜交圣贤，走遍中国，饱览历史和人世，西出函谷关坐而论道，留下五千言之后不知所踪。余世存抄写着《道德经》，便要给老子作传。
或许是自感经历确与传主有相似之处，在余世存的《老子传》里，老子有亲情，亦有爱情(甚至有性描写一段)，不只是圣人，也是一个普通人。余世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一百多年，整理国故也好，传统热也好，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们却仍要么被神圣化要么被妖魔化。历史学家、作家们多未能还原那个时代的社会习俗和个人的生存环境。用西方启蒙运动的精神来看，就是没完成“人文主义的读解”。他写《老子传》，多少是要还这个愿。
余世存1969年生于湖北随州，198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大学里是比较自卑的，农村到北大的孩子都有那种自卑的历程，每天只吃两顿饭，冬天晚饭都是不吃的。最大的问题是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所以读哲学书多一点，很喜欢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精神，觉得挺好的。那时候的学生都梦想对社会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解释，我也在想自己能给社会提供些什么。”
大学毕业后，他当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1994年底到1997年初在《战略与管理》做编辑，后来离开，进国家机关做了一个“副处”。 1997年底到2000年回杂志社做执行主编，被朋友们戏称为“中国问题专家”甚至“帝王师”。做编辑时他几乎告别文学，一心学以致用。做执行主编时，他的方针是兼容并包，把杂志做得更中立，只要是独立思考，无论自由主义的，还是左派的，都可以发表。当年他约李慎之的稿子，李不愿意写，说杂志的国家主义倾向太强烈了，并举某人的文字为例。余世存数次向他解释：此人也是坚守理想的书生，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军国主义的观察、思考角度。李慎之被他说服了，很快写了几篇大文章，杂志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这个曾经的体制中人最终还是放弃了“俸禄”，成为了自由人。
“多年前我就说过，专家、学者、知识分子们对现实的解答已经告一段落。官产学精英甚至都做了壁上观者，看着社会自行演进，听任民众维权或者围观，听任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的游戏。一些人虽然忙着评点时事，提出看法，但问题意识及其解答，提供的命题或话题多半是无聊、扯闲篇，是帮闲文字。那些故作优雅、闲适、富贵的文字，当然也是失掉民胞物与之情怀的。”
他的思考越来越转向基本问题，而不再是社会潮流、行业政策、阶层分析、都市文化游戏、大众的羊群效应……他以为近30年来的中国生活或说社会游戏基本不出后发国家的通例，中国人要给当代世界提供原创思考、价值观领域的实践和产品，就必须回到各大文明的源头，矫正这个世界。
“老子是不是帝王师，《道德经》是不是权谋术，是不是反智主义、愚民主义、保守的统治阶级立场……这些问题我在书里都考虑了。”
“老子的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在当时是超凡脱俗的。当周王朝的天命观失效后，他提出了‘天道’概念，用以整合乱世的人心，使其有所皈依、敬畏和参照。”当然，余世存承认书中也夹杂不少自己的“私货”。
老子、孔子都是自己时代的失败者，余世存认为自己也是失败者，因此容易感通。这是一个成功学、成功人士大行其道的时代，男人多半羞于承认失败。但跟古今中外的大变革时代一样，这个社会“多余人”、“畸零者”、“失败者”、“忧郁症患者”、“精神病人”所在皆是，只不过我们不愿正视而已。
他愿意平实地看待自己的“失败”。“事实上，我跟时代、社会一直相互轻视、紧张、抱有敌意。”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人物周刊：你的《非常道》提供了许多历史的细节，但只用只言片语来呈现人物、事件，会不会有盲人摸象的嫌疑?
余世存：这是见仁见智的事。一本历史材料组成的书，多少会给读者启示。如果读者自以为从《非常道》里能得到对某些具体的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全面认识，这种读书方法肯定不妥。这本书有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解读角度，历史角度只是提供线索而已。
人物周刊：这本书对历史人物的记述，跟你以往的很多观点，跟主流的说法很不一样，你选用的史料都可信吗?
余世存：中国的传统是知人论世。我是根据可信的材料，加上对历史情境的同情理解，来评点笔下的历史人物的。我中学时还受意识形态史观的影响，大学有了变化，后来有了自己的史观，并对历史写作产生了当仁不让的责任感。我说过要有孔子那样“笔则笔削则削”的历史写作，要有使乱臣贼子惧、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把人情世故当作人情世故的写作。要有司马迁那样的个人写作。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余世存：因为上古中国很少有神道设教(用鬼神迷信作为教育手段)，而是多从历史兴亡中吸取经验教训，从历史中寻找自身的生存之义。中国人看“王”这个字，是天地人三才，人活在天地人当中才算王。这样的王有强烈的历史感、祖先崇拜、慎终追远意识，甚至相信历史目的高于神正目的。因此我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现在的年轻人缺乏历史意识并不奇怪。等他在社会上打拼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有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需要，会发现历史仍是值得他们倾听、见证、回报的。
希望《老子》能被当作枕边读物
人物周刊：有的读者读完《老子传》后指出了一些错误，对此你怎么看待?书中引证并没有指明出处，你觉得读者应该把它当历史人物传记看吗?
余世存：错误是因为我的学问不精不专，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也缺少足够的条件跟师友切磋，或者尽可能占有所有材料。但我愿意说对自己知道的材料的运用，做到了诚实而非想当然。历史领域不断有新材料出现，我对新的研究成果把握得不够。读者愿意看成什么就是什么，老子传、道德经传、生命信仰传……当小说也行。
老子的很多思想都对民众的自立、自信、自尊很重要。读老子可以培养一种独立、自铸人生的个体主义精神。老子思想中强调抱元守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灵。人要想好自己一生做什么，持之以恒，专心致志地守住它、实践它;而不要做社会游戏的工具、羊群，随风倒。不要今天信佛，明天信耶，后天信道。我希望《老子》能被更多中国人当作枕边读物，但我不知道他的什么思想容易被接收和传播。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吗?
余世存：我不是严谨的学者，我的诗人气质太重，不会过真正的学者生活。像陈寅恪那一代人在求学时期就把该读的书都读完了，做学问时只是贯通、关注新材料的发现。那一代人在今天的中国是难以出现了。我读陈寅恪的传记材料，总有诸多感慨。他一生没有几年舒心的物质生活，但他念兹在兹的是文化。今天的学人无法跟他们相比，无论人格还是思想，绝大多数人留不下什么。
我到云南隐居，除了养病等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该读的书没读完。我们跟陈寅恪那一代人的立言路径不一样，我们是一步步成长的，多年前的文字现在看根本立不住。好在我们能参与时代、介入社会，弥补我们的不足，所以一旦我们开悟，再回到那些之前未读或未读通的经典里，就像看到了老朋友一样，那些思想家的心性跟我们是一样的。
人物周刊：有一种批评说，老庄学说是对险恶政治的一种弃绝，完全离开了社会政治框架去追求精神自由，但这也造成后来专制传统缺少制衡得以延续两千年。你怎么看?
余世存：我最近给《艺术时代》杂志写《中国艺术的神气》一文，提到中国艺术的神品就在于弃绝。老庄的学说当然有弃绝的成分，但是他们对社会政治框架有极富启示性的方案。他们是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寻找平衡。只有充分个体化，才能充分社会化，反之亦然。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全球化时代，中国还能贡献一批具有强烈天下意识和人生担当精神的思想者吗?中国文化如何争得自己的话语权?老子的思想会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余世存：中国当然会贡献这样的思想者。近代以来，中国处于国际社会的低位，一如乾卦的前三爻，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日乾夕惕，因此有映照全局的视野和关怀，回应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问题。但话语权不是争来的，任何软实力都不是争来的，而是看你是否理解世道人心，并提升它。全球化时代充斥着人类的狂妄，以物质的名义解构了精神，以科学的名义无视了伦理，以进步的名义遗弃了传统，以发展的名义征服了自然……老子的思想可以矫正这种单向度胜利观，使当代人能生活在天地、自然、人伦组成的世界里。
我们拥有一切，就是没有拥有过生活
人物周刊：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应激的转型历史中也开始以新的眼光，以西方知识谱系、科学标准来“整理国故”。我们是否过于崇尚西方的标准，而丢掉了本民族的珍贵传统?
余世存：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中西文明交流与中国和印度文明的交流不同。大体说来，中印交流即佛教的传入，在中国经历相互冲突、印证和融会3个阶段。明清以来无论上层还是下层，儒释道渐趋合流。20世纪似乎中断了这一进程，其实不然，中西之别反而使儒释道拥有了相同的问题意识。这个儒释道融会的新内核，可以叫新儒，也可以叫新佛。而中西文明交流表面上的冲突没有掩盖骨子里的简单西化。不过我对此抱乐观态度，我们和西方文明仍会达成和解、融合，这种新的融合，会提升各自的文化。
人物周刊：你在文章中提到，冯友兰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
余世存：我同意冯先生的说法。《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它为君子谋，有忧患意识，对阴阳、时位有一种敬畏和把握，其思维方式可以校正现代文明咄咄逼人的形式逻辑、科学主义。我虽然读过一二十本这方面的书，仍觉得没有登堂入室，只是大体感觉到它的现代意义。
《周易》未被充分重视是因为现代中国人入不了门，即使懂一些的人也说不清楚。现代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都跟《周易》哲学格格不入，难以理解其妙用。传统文化中的人物则不然，他们接受起来没什么隔膜。民国以前中国文化人一生求学问道，总要在《周易》前驻足，注《易》，留下自己的感悟、思考。可以说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人学问精深的标志。
人物周刊：你在《重建生活》一书的自序中说：“一百多年了，我们一直在漂流……一百年的沧海桑田使我们拥有一切，就是没有拥有过生活。”对个人而言真正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你认为历史上哪个时期老百姓是过着真正的生活的?
余世存：对我来说，个人生活要使自己和周围明亮起来、温暖起来。老百姓一直在过自己的生活啊。农耕文明的历史上，除了改朝换代，老百姓多是自给自足的;只是到当代，超经济性强制才使得民生凋敝，民众生活才成为上层精英和时尚的拙劣仿制品，进而陷入权力和资本运作的游戏无法自拔。
人物周刊：能列出你现在最关注的3个问题吗?
余世存：个人能否创建一种自足、亲近自然、从容读写的生活;中国的转型能否完成、何时完成;人类能否找到一种不必耗尽地球资源的生存方式。
(实习记者黄柳蓉对本文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