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美学革命：苏维埃建筑为何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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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宫殿（俄语：Дворец Советов）是1930年代开始策划的纪念建筑，竞标方案高430米，矗立在莫斯科河河岸。经过25年的方案设计与修订，始终未能建成。

90年前的十月革命引发了创造性能量最旺盛的激增。尽管其中的一些艺术种子被提前准备，但他们在革命第一个10年发芽开花。这种创造力大爆炸虽然是在物质条件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产生，却因创建崭新社会的理想主义而充满能量。
在艺术、科学和设计的创造性工作中，前苏联的速度、质量和数量是令人震惊的。前苏联仅仅是一阵爆发，就领先了世界其他地方50年。俄罗斯的前卫，不仅体现在 1950年代的城市规划，还体现在1960年代中期巨大的乌托邦建设，和1970年代的高科技研发运用。1927年，尼多夫(Leonidov)的列宁研究所就领先时代50年，他通过1934年的竞赛，得以设计苏联工业部(Soviet Ministry of Industry)将不同的塔组建在城市平台上——这成为了现代大都会建筑的灵感之源。
前苏联这一巨制最让人精神振奋的是，这些项目获得了激烈的讨论，通过展览、学术机构和公共竞赛来推动。这些项目从实验激进主义角度来讲，不仅有真正的社会意义和政治物质，反而，他们的艺术创意和创造力超越了俄罗斯的社会实验。例如，亚历山大·罗德钦柯的雕塑是对空间的纯粹探索，打开了一种全新的情感体验——太空时代的情感。
杰伊·梅里克(Jay Merrick)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展览的苏式建筑，不仅已被验证是先见之明，而且影响至今。
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保存着20世纪最前卫的建筑遗产。最突出的是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1920年设计的“第三国际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模型：用钢铁铸造的两股相互交错的格架式红色螺旋体，如同一个凸出的火箭发射器。如果它能按照预期的设计来建造，将会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总部，艾菲尔铁塔(Eiffel Tower)也不能望其项背。在“具象架构”泛滥的世界中，这种真正革命性的形式还未被普遍接受。
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皇家学院的展览——《筑造革命：苏联艺术和建筑1915—1935》大受欢迎。在“革命”一词声名狼藉的情况下，这次展览彻底颠覆了“建筑和艺术革命”的意义。俄国革命的创造性，就像“镭”的发现一样，存在于艺术和建筑之中，并深刻影响着20世纪和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
今天，公民人权运动已经很难推动艺术和设计的新生。即使建筑界颇具争议的设计师雷姆錠哈斯(Rem Koolhaas)，也承认他的专业已经沦落到为了超赶公司化和数据。说唱乐教父吉尔·斯科特·赫伦(Gil Scott Heron)曾宣称：“革命将不会进行电视转播”，但事实与之相反，而我们这些凡人，不过是在日益增长的电视直播和全球营销中，跑跑龙套。
在皇家艺术学院的赛克勒画廊(Sackler Galleries)，你会进入一个创造性世界，带你回到1919年创造了苏联阵营的“第三国际会议”。随意的设计师、难以驾驭的人性，这是当代艺术和建筑所缺乏。第三国际会议，是一次严峻的实验，启发了艺术和建筑界有史以来最激进的现代主义运动。
1920 —1930年代的欧洲现代主义设计师，主要受德国鲍豪斯建筑学派的影响，对奢华的形式最感兴趣——远洋客轮、汽车、飞机、私人别墅。而同期的苏联设计师，则对军舰和公共生活更感兴趣。其中最伟大的就要数莫斯科的Narkomfin公寓住宅了，它先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设计的马赛公寓(Unité d'Habitation)二十年。由于理查德·帕雷(Richard Pare)精湛的拍照技术，Narkomfin公寓在此次展览中，虽然老旧，但瑕不掩瑜，架构本身的能量、创意和伦理，无懈可击。
苏联的美学革命继续影响着建筑设计。例如，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对至上主义艺术顶礼膜拜;雷姆錠哈斯(Rem Koolhaas)和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的碎片结构主义，总是被苏联艺术家所提及。在英国伦敦，由厄尔·利西茨基·克劳德·艾伦(El Lissitzky's Cloud Iron)设计的佩卡姆图书馆(Peckham Library)，采用倒立的“L”形造型，比起威尔·艾尔索普(Will Alsop)早了75年。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的20年，俄罗斯艺术和建筑的独特之处，是为苏联社会的重组，提供意识形态和具体形式。它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将政府政治融入设计的前卫运动。在英国，我们习惯于反面——法定批准的平庸建筑，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
在俄罗斯，恰恰是大萧条时期易于产生出富有远见的艺术家。列宁和人民委员会接管了这个饱受暴力经济和社会动荡的国家。1916—1917年之间，苏联工业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大规模失业和暴动反对地主，卢布的购买力暴跌，国家债务增至500亿卢布，其中1/5是外债。苏联面临国家破产和更大的混乱。
此时，列宁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寻求通过激进、集体主义的方式，解决住房、城市和生产，同时对民众进行再教育，这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运动”。赛克勒画廊的展览，正是这一短暂、惊人革命后的乌托邦实验之蓝图。
前苏联这一时期的艺术和设计，一产生就迅速吸引了西方设计师和作家们的眼球。法国建筑法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设计了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联盟总部。埃瑞许·孟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联合设计了位于贝克斯希尔海边的De La Warr Pavilion，建造了位于圣彼得堡的红旗纺织厂(Red Banner Textile Factory)。柯布西耶、孟德尔松和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以及鲍豪斯建筑学派领头羊沃尔特·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都被邀请参加苏维埃宫殿的设计大赛。
前苏联建筑师Boris Iofan未完成的大型金属框架建筑，激怒了来访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他写道：“俄罗斯工人就会知道为什么他饿死在415米高、手指10米长的不锈钢列宁纪念碑前。”美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参加了1937年的苏联国会，对Boris Iofan的建筑设计同样不屑一顾。
这些未完成建筑的钢铁，被再次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防御工事和桥梁。当前苏联处于冷战时期，进一步的创造和冒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政党高层有效地杜绝了俄罗斯艺术和建筑的现代主义风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得以修正。 斯大林希望建筑的表现形式是平易近人的，而不是身体或智力上的挑战。
从战后的角度来看，这或许非常合理，但它背后是没有灵魂的军国主义。艺术成了“英雄”的宣传机器，建筑学变成了统一步调和军营形式。这使得俄罗斯和东欧城市的历史风光变成了平庸的板式建筑，虽然这代表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另一种理念。
但在1920年代，贯通俄罗斯艺术和设计发展的想法，分成两大流派，并形成两种持久的现象：至上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大流派的实验性设计史既复杂，又相互交织。简单地说，至上主义的创始人是艺术家卡济米尔氠勒维奇(Kasimir Malevitch)。1915年，他在圣彼得堡《最后的未来主义》展览中，展出了代表性的油画《白底上的黑方块》(Black Square)。
他的其他作品均由圆形、方形和白色飞机上的十字架组成，他称其为“零形式”。至上主义艺术的巅峰，就是无视几何学，避免几何角度或三维深度的任何痕迹。至上主义认为，几何学会迫使观众去想象，或合成神秘的第四维度的形式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