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衰败的十个原因

zhixun

思想库By 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
编者按：一个崛起的国家，有很多相同的理由支持，比如强健的法律，迅速增长的居民收入，科技增长，公共品等基础设施的普及，等等。而一个衰败的国家，则有多种情况——这篇文章讲了10个例子。正所谓那句老话，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某些国家由于机构的总体崩溃，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失败。例如，在苏联撤出后，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被绞死在街灯柱上；在十年内战中，塞拉利昂的政府已不复存在。
然而，更多的分裂国家，其倒塌并不是异常激烈动荡的，而是长期矛盾累计出来的。他们并没有因为战争和暴力失败，只是无法利用社会的巨大增长潜力，让他们的国民一生贫困。这种缓慢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缺陷，使得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西方国家。
这种错误是由制度造成的。这些国家之所以衰败，是因为他们被我们称为榨取性的经济制度所统治，它破坏激励机制，阻碍创新，通过建立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剥夺民众的机会来削弱民众的才智。这些不是由错误导致的，而是故意设计的。从中获利的精英——无论是有价值的矿产，强制劳动，还是受保护的垄断——都是建立在牺牲社会的代价之上的。当然，这些从政治体制中受益的精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使得经济系统为他们的利益倾斜。
但建立在剥削之上的国家注定失败，因为它导致全面的腐败和巨大的痛苦。每年，失败国家指数都用图表列出了国家失败的统计指标。下面是我们关于国家分裂的十个原因的介绍。

1．朝鲜：缺乏产权
朝鲜的经济体制使得个人几乎不可能拥有财产，国家拥有一切，几乎包括所有的土地和资产。农业通过集体农庄来组织。人们为执政的朝鲜劳动党工作，而不是自己，这摧毁了他们的成功热情。
朝鲜本可以更加富裕。在1998年，联合国特派团发现这个国家的许多拖拉机、卡车和其它农业机械根本未使用或没有保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被允许拥有小块土地，并买卖自己种植的农作物。鉴于该国的产权缺乏，即使这样也没有创造太多的激励。在2009年，政府发行了新货币，允许人们按照1比100的比例，兑换掉旧币。但拥有旧货币和股票的人发现它是毫无价值的。
朝鲜不仅没有经济增长——韩国增长迅速——它的人民也未能富裕。它被困在一种令人衰弱的周期中，朝鲜不仅比韩国穷得多，而且他们的平均身高也要比与他们隔绝了60年的韩国邻居低3英寸。

2．乌兹别克斯坦：强制劳动
胁迫是一个注定走向失败的方法。然而，在人类历史的范围内直到最近，大多数经济体都是建立在强制劳动的基础上的——比如奴隶制，农奴制，和其他形式的强制劳动。事实上，强迫人们做他们不想做的制度的名单，和依靠这些制度的国家的名单一样长。从古罗马一直到美国南部，强制劳动对社会缺乏创新和技术进步也负有责任。
现代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关于悲惨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很好例子。棉花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出口品。在9月，当棉铃成熟时，学校就变得空空荡荡，学校里面的儿童被迫去摘棉花。教师成为劳动力招聘者而不是教育工作者。这些儿童每天的配额从20至60公斤，这取决于他们的年龄。这一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是控制着棉花生产和销售的卡里莫夫总统和他的亲信。被强制劳动的人，不仅有被迫在恶劣条件下的棉田工作而不能去上学的270万儿童，而且还包括未能摆脱贫困的乌兹别克斯坦社会。其今天的人均收入水平，与苏联解体时的低水平相差不远——除了掌握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权的卡里莫夫家家族。

3．南非：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南非在1904年由采矿业创造了一个就业的等级制度。从那时起，只有欧洲人才能成为铁匠、制砖工、锅炉制造者——任何熟练的工作或职业。这种南非称呼的肤色障碍，在1926年扩展到整个经济，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它剥夺了南非黑人使用他们技能和才华的机会。他们注定要在矿山和农业中做非熟练工人，拿着非常低的工资，使得拥有矿山和农场的精英们获得超额利润。不出所料，近一个世纪来，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未能提高80%人口的生活标准。在种族隔离制度崩溃的15年前，南非的经济开始收缩。但从1994年一个民主国家建立以来，它的经济已持续成长。

4．埃及：家族式统治
当精英控制经济时，他们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垄断，并阻止新的民众和企业进入。这正是埃及在穆巴拉克三十年统治下的经济运行情况。政府和军队拥有大量经济资源——有人估计高达40%。即使他们确实做到了“自由化”，也使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控制权转移到了穆巴拉克的朋友和他的儿子贾迈勒的手中。接近政权的大商家，如艾哈迈德专属经济区（铁钢），萨维里斯家族（多媒体，饮料，电信），穆罕默德·努赛尔（饮料和电信），不仅从国家得到唯一的保障，而且还有政府的合同和大量无抵押银行贷款。
总之，这些大商家被称为“鲸”。其对经济的束缚创造了政权内部神话般的利润，却阻止埃及广大群众摆脱贫困。同时，穆巴拉克家族积累了估计高达70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

5．奥地利和俄罗斯：既得利益者阻碍新技术
新技术是具有颠覆性的。它淘汰旧的商业模式，使现有的技能和组织过时。它不仅仅代表收入和财富，也暗含了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使得既得利益者们试图阻止科技进步。这对他们是好的，却对社会却非常有害。
让我们回顾一下，19世纪横跨英国和美国的铁路铺设发生的事情。当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一世被建议铺设一条铁路时，他还被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的幽灵所困扰，于是回答说：“不，不，我什么都不会做，以免革命产生。”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俄罗斯，直到19世纪60年代，由于新技术的封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沙皇的政权是安全的。随着英国和美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奥地利和俄罗斯还是没有这样做。铁轨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在1840年，小小的英国正处于铁路狂热之中，将有超过6000英里的轨道被铺设，而在广阔的俄罗斯大陆上只有一条铁路。甚至这条铁路不是为了俄罗斯人民的利益而建，它17公里的路程只是从圣彼得堡到普希金镇（沙皇村）的皇家住宅。

6．索马里：没有法律和秩序
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必须有运转有效的法律制度。没有这一点，国家没有希望提供秩序，有效的法律制度，和解决争端的机制，也无法提供任何基本公共品。
然而，当今世界的部分地区仍然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虽然索马里、南苏丹有被国际公认的政府，但它们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只有很少的权力，甚至没有。两国建立在这样的社会之上，即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社会是由成年男性的共识来管理的氏族社会。没有一个氏族在历史上能创建出一个受人尊敬的法律或规则。这里没有政治立场，没有行政人员，没有税收，没有政府支出，没有警察，也没有律师——换言之，这里没有一个政府。
在索马里殖民时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英国甚至无法收取人头税，而这通常是其非洲殖民地的财政基础。自1960年独立以来，索马里一直试图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例如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的独裁统治。但是在五十年多后重新来看，它显然已经失败。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索马里定律：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就没有法律和秩序；没有法律和秩序，就没有一个真正的经济；没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国家就注定要失败。

7．哥伦比亚：一个弱势的中央政府
哥伦比亚不是索马里。但一样的是，它的中央政府不能或不愿对左翼游击队控制的地方（国家领土的二分之一）加以遏制。左翼游击队中最为著名的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而且，哥伦比亚的中央政府，对越来越多的右翼准军事组织的控制，也是如此放任自流。毒枭可能被通缉，但国家在大部分地区的缺位，导致公共服务的缺乏，如道路建设和医疗保健，而且还导致制度化的产权的缺乏。
成千上万的哥伦比亚农村人只有非正式的身份，或缺乏任何法律效力的身份。虽然这并不能阻止人们购买和出售土地，但它阻碍了人们的投资热情——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会导致暴力。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哥伦比亚估计有500万公顷的土地在枪口下被征用。在1997年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中央政府允许地方当局禁止农村地区的土地交易。结果呢？哥伦比亚许多地区基本上不能成为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一部分，而只能处在贫困中，而这被证明是左翼和右翼的武装叛乱分子与准军事部队的优良避风港。

8．秘鲁：不健全的公共品
卡尔卡和附近的阿科马约是秘鲁的两个省份，它们都处在高山中，而且都由讲盖丘亚语的印加人后裔聚居。他们种植同一种作物，但阿科马约却穷得多，其居民消费只有卡尔卡的三分之一。人们知道这一点。在阿科马约，他们问无畏的外国人，“你不知道这里的人比卡尔卡那边的人穷吗？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事实上，古代印加帝国的中心区域——库斯科的资本，与卡尔卡相比，很难到达阿科马约。到卡尔卡的道路已经铺好，而到阿科马约的道路却处在一个可怕的失修状态。为了翻越阿科马约，你需要一匹马或骡子——这不是由于地形方面的任何分歧，而是因为那里没有铺设道路。在卡尔卡，他们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玉米和豆类换钱，而在阿科马约他们种植同样的作物谋生。结果，约三分之一的阿科马人要比卡尔卡穷。总之，基础设施很重要。

9．玻利维亚：政治剥削
玻利维亚实施榨取性的经济制度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统治时期——它已经酝酿了多年不满的历史。1952年，玻利维亚人一起来反抗拥有土地和矿产的传统精英。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大多数是被以前政权排除出来的城市居民。一旦夺取政权，这些革命家就征用了绝大多数土地和矿山，并创建了一个政党——国民革命运动（MNR）。不平等的首次感觉是由于这些土地被征收，以及国民革命运动的教育改革。但是，国民革命运动设立了一个一党制国家，并逐步取消它曾在1952年扩大的政治权利。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不平等实际上比革命前还高。
对广大的玻利维亚农村人而言，这只是换了一个精英而已，即被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称作的“寡头政治铁律。”农村人依然没有安全的财产权利，仍然为了土地、信贷和工作而出卖选票。主要区别是，他们原来是向传统的精英提供服务，现在则是为国民革命运动。

10．塞拉利昂：野心家对权力的争夺
激烈的榨取滋生不稳定和失败。与寡头政治铁律一样，它为别人创造了这样的激励，即废除并接管现有的既得利益者。
这正是塞拉利昂发生的事情。西亚卡·史蒂文斯和他的全国人民大会党（APC）从1967年至1985年将国家作为其个人封地而进行统治。当史蒂文斯退居二线，将接力棒传给他的门生约瑟夫·莫莫时，变化并不大，他仍继续进行掠夺。
麻烦的是，这种榨取制度产生根深蒂固的不满，并导致希望获得特权的强人之间的竞争。1991年3月，福迪·桑科的革命联合阵线，获得了利比里亚独裁者查尔斯·泰勒的支持和命令，越过边界进入塞拉利昂。由此造成了该国长达十年之久的恶性内战。桑科和泰勒感兴趣的只有一件事：权力，他们可以使用它来获取钻石利润。他们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史蒂文斯和他的全国人民大会党创造了这样的制度。国家很快就陷入混乱，内战夺走了大约1%的人的生命并造成无数人残废。塞拉利昂的政权和制度彻底崩溃。政府收入从国民总收入的15%到1991年几乎变为零。换句话说，政权并没有多么失败，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
Daron Acemoglu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因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2005年获得克拉克奖，当时他还不到40岁。James A. Robinson是哈佛大学教授、定量社会科学研究学会成员、维泽赫德国际事务中心成员，对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特别有研究。
译者：张胤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