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在中国

zhixun

正谈By 王栋
故事的一头，27岁的美国姑娘，怀揣满腔热情与抱负，四方筹措资金，准备到中国制作一出讲述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话剧。
几年里，她满腹问号——为什么邀请来美国考察的话剧院领导看到对剧情设计十分关键的史料和故居始终打不起兴趣，但在百货商店却总能瞬间变得精神百倍活力十足？为什么中国剧作家对马丁·路德·金死因或正统或离奇的种种猜测甚为关注，却对他非暴力推动民权进步的思想认识如此“浅薄”？她更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开始和她关系倍儿铁、沟通顺畅的中国翻译兼助理，在她和话剧团出现冲突时不能立场坚定地对她给予支持，反而总表现得像个墙头草？……
故事的另一头，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领导们，面对毫无先例、中美合双方作出品、甚至还带有些政治敏感性主题的话剧作品，处理起来也难免显得小心翼翼。
合作中，他们也充满困惑——为什么中文说得不错的美国姑娘却始终不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剧团的剧作家有个什么创意她都要“找茬”过来指手画脚？为什么新闻发布会前谈拢审定的出品双方资料名单，在印刷出来之后却走了样，险些要在美国大使馆酿成一桩“外交风波”？他们更无法懂得，为什么一个没有任何话剧运作经验的美国年轻人，会想到要在中国最富盛名的表演艺术团体，策划这么一出连演一周的“恢弘巨制”？……

电视新闻记者的视角总是精准而敏锐，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富有冲击力的画面与精彩到充满戏剧张力的故事线索，抓住遥控器那头观众们“驿动的心”。这位不远万里来中国策划马丁·路德·金话剧的美国姑娘，幸运地有位在美国广播公司当记者的父亲，从伊拉克战场归来后，拿着摄像机，把女儿这份短暂而纷繁的“演艺事业”忠实地记录下来，从而有了这部名为《马丁·路德·金在中国》的纪录片。
这部时长不短的纪录片非常“好看”，美国姑娘和中国领导之间的“戏剧冲突”贯穿始终，像极了观众看到电影名字之后所产生的内心盼望——又是一部表现中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体制种种对立与矛盾的纪录片。不过让我感到欣喜的是，《马丁·路德·金在中国》并没有把戏剧冲突停留在表面的对立与矛盾上，它同时也在试图表现两国深层次的同与不同、和与不和。
我曾经和很多人一样，热衷于探讨中国和美国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根本性差异。刚进大学时，我兴冲冲地选修过一门名为《中西文化比较》的课程，对于中西文化两分对立的比较研究方法一开始还颇为着迷——中国是大陆文化，西方是海洋文化；中国是内向型立体思维，西方是外向型线性思维；中国崇尚集体主义，西方崇尚个人主义……以致遇上随便个什么国事家事天下事，都条件反射似地要去拿这种两分对立的方法探究一番。你看，这天新闻说山东孝子捐肾救助病母感动中国，那是咱们家庭宗族观念浓厚，藕断丝连，血浓于水；那天报纸谈国外子女成年后就搬出去自己租房子住，老人退休把房子一卖自己主动住进养老院，那是人家主张个体独立自由，儿女情缘何必牵肠挂肚。
可是后来，我渐渐发现，这种论调对于中西方文化总体的产生与演变还算能谓之为一种阐释，但是若把它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变真理，说不定还真要斟酌一番。比如，约中外好友一起吃个饭，总有人迟到。如果是中国人迟到，我就说那是因为中国文化注重大意不求精确，那个人一定是模糊惯了，没有时间观念。如果是西方人迟到，我就说那是因为西方文化讲求炫耀不重谦虚，那个人对能准点到达只有六分把握，却在答应时显得好似信心十足……
但是，毕竟那只是吃饭迟到，可能是不巧碰上路段大塞车，可能是出发前和好友网上聊天聊嗨了，甚至可能聚会迟到就是他为数不多的怪癖爱好之一……这件可能和民族性压根无关的微不足道的小事，真有必要上升到中西文化比较的高度吗？
不过这种两分对立的观察视角却在快餐时代变得越来越流行。人们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宽，关注的话题越来越多，产生的疑问也越来越难以解释。于是这种两分对立的文化论调，正好用一种猎奇却看似有理的方法给出了所有问题所谓的答案，在满足人们浅薄的好奇心的同时，也满足了阐释者自圆其说的虚荣感。
随之带来的后果，即是建立在中西文化两分基础上的“中国例外论”。我不止一次地在媒体或生活中，听到人们谈到中国问题时，摆出一副“这儿是中国，在西方行得通的玩意儿，在咱这儿可完全没有市场”的态度。诚然，中美之间进行任何制度与成品无修饰的嫁接，都是不切实际的强人所愿。但是，上到政府官员，下到平民百姓，在抛出“中国例外论”的背后，往往还有一句潜台词，那就是为一切现行的制度与成品辩护。“中国例外论”渐渐成为了因循守旧、沉溺现状与抗拒进步的可悲的借口，这种建筑在本就充满疑问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调调，却正在成为许多人内心挥之不去的主旋律。
其实在后来，我逐渐发现，在中美关系上，与其总强调两国有多么的不同，还不如换个角度了解两国的相似点。中美之同，在于其异——两国本身都是存在着巨大内部差异性的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混居、文化交融……一切建立在中美对立基础上的理论，其出发点或许就显得有点可笑。两个内部国情如此复杂、国民构成如此多元的国家，高度的概括与浓缩都会变得极其危险。正如我对未经允许的被代表百般憎恶一样，当某些人反复将自己个人的见解在跨文化交流时包装成“咱们中国老百姓都觉得怎样怎样”或“我们美国人都认为应该如何如何”的时候，我无法理解，究竟是谁赋予了这些人至高无上的魔法，能在十三亿和三亿多人心中算计出那个可能仅仅存在于假想中的“最大公约数”？
中美之同，还在于两国中持有相左观点的人群之间，越发呈现出鸡同鸭讲的割裂状态。在中国，细致观察美国市井政治的猪头肉爱好者、自称代表底层民众意志的丝状囊生物迷恋者、几十年如一日不懈打假的菊花之夫、几十年如一日车耕不辍的文坛偶像，娉娉袅袅争争吵吵，从学术争鸣，到意识形态辩论，再到人身攻击，每一方的招数都如同在半空中秀太极而非竞技场上打拳击——秀台上各讲各的，听众也方便捂上耳朵对号入座。大洋对岸，社会意识与辩争的碎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一个美国同学曾经对另一个美国同班同学从头到脚看不顺眼，原因简单到近乎残酷——身为民主党支持者的他，容不得身边有那个共和党人。红皮蓝底的媒体天天想着法子在夜间档编出脱口秀取笑愚钝不化的低端乡巴佬，蓝衣红心的频道时时不忘谱就青翠欲滴的爱美主旋律蔑视吃里扒外的高端装逼犯。
就好像一个麦霸云集的KTV包房，大家都在抢话筒，没有人愿意当听众。
于是，当看到那个尽心策划《马丁·路德·金在中国》的美国女孩，希望借助话剧，能将马丁·路德·金的思想给同样聚居着多民族的中国一些启迪时，我听到了真正的诚意。虽然我都能在脑海中浮现官员们在“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的音乐伴奏下赞颂民族大团结作为回应的画面，但是，我至少看到了所谓的希望，在“中国例外论”当道的年代，他山之石，或许仍能攻玉。
本片的导演——那个美国广播公司曾派驻在伊拉克出生入死的记者爸爸，和他的女儿——纪录片中那个天天为演出奔忙的话剧门外汉女儿，带着这部片子一起到我所在的学校展映。放映结束后，有观众疑惑剧作是否有任何创作内容遭到“有关部门”的和谐；有观众好奇话剧在中国本土的票房情况媒体反响如何；也有观众调侃说，姑娘没能和那个翻译兼助理男生进一步交往下去，是不是有些遗憾——看来至少在感情八卦这一点上，中美两国人民也保持着极高的一致性。
导演告诉我，他一开始还担心在中国，人们对马丁·路德·金没有太多的了解，演出会没有市场。后来他才发现他错了。在国家话剧院赴美的考察团中，带去了一个中学生，她在访问一所美国中学时，在学校大礼堂对着懵懂的美国学生完整介绍了一遍马丁·路德·金的生平，还用中文背诵了一遍《我有一个梦想》，全场雷动。我说，我也有很相似的经历，几年前去林肯纪念堂时，我背对那堵刻着《葛底斯堡演讲》的墙面把它也完整背诵了一遍，周围同去的美国人看得一惊一乍。相互认识、相互了解，这正是平等正视与沟通重要的第一步。我很高兴，在有些方面，两国都在加速。
两周之前，因为一门课程的缘故，我去波士顿南郊的多彻斯特考察。一同陪伴的州议员介绍说，50年代，那边原本是爱尔兰裔聚居区，直到后来一些有钱的中产阶级逐渐外迁，而蜂拥而来的各国移民逐渐把这里变成了略微有些贫穷衰败的“小联合国”。他和父亲都是在这边土生土长的爱尔兰裔，父亲一直留在住了快一辈子的老宅中，而左右的两幢房子，分别住进了一家说越南语的越南移民和一家说葡萄牙语的佛得角移民。参议员儿子有时挺担心老爸同邻居会不会沟通不顺，引发不悦。直到后来有次，他去看父亲，发现父亲同他的邻居们——一个越南老头儿和一个佛得角老头儿——正围坐在一起抽烟，三个老人语言完全不通，却在你一言我一语地“对话”，有说有笑，显然“聊”得非常开心。
多好，我时有也希望身边多一些这样的老头儿，少一些两分对立的争辩，多一些真诚开怀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