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透明”怎样才有用？

zhixun

信息透明可以是一件利器，但不能单独抽出来讨论。所以，我们不应继续踢皮球，以为自己的责任只是发布数据、如何应用数据是别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努力让世界更美好。

译者：jiazhen
发布：2013-02-16 16:18:25

“信息透明”是个狡猾的词；类似的词，比如“改革”，听着很好，于是谁人想作任意政治宣传，都能套上这词。但正如讨论“改革”是否有用（得看具体改什么、怎么革），笼统地谈“信息透明”没有实际建树。举行公众听证会、要求警方讯问时录像存证等等，什么都能称作“信息透明”——讨论如此宽泛范畴的东西，没有多大作用。
一般来说，有人试图向你推销“改革”或“信息透明”之类的时候，你得心中存疑。一般来说，必须保持质疑。而具体来说，反动政治运动自来善于花言巧语藏匿自身。以20世纪初的好政府运动[Good Government Movement]为例。该运动由主流巨头的基金会赞助，宣称将要扫除妨害市政民主的腐败和政治机器。结果不然，改革最后反而扼杀了民主本身，本来当时左派政客正陆续当选。
好政府运动的改革者将选举推到奇数年（国家选举一般为偶数年）。他们辩称这样是为让市政远离国家政治，但实际效果则是减少人员当选。他们不给政客发工资。本意是削减腐败，却恰恰导致选举参政沦为有钱人的游戏。他们致力于选举的非党派性。假使此举成效，因为市政选举事关本地事务而非国家政局，但无党派性却强化了选举者个人知名度，令选民更难分辨参选者的选边。此外，他们还以未经当选的城市经理[City Manager]取代市长，由此赢得选举不再重要。
当然，现代的政府透明度运动和旧时的好政府运动大相径庭。但上述例子说明，对友好非盈利机构的帮助承诺，我们也得保持警惕。我想集中讨论一类关于信息透明的思路，阐明它是如何走向扭曲的。这个思路从一些不容置疑的理念出发。
和公众共享文件
现代社会由官僚机构组成，而现代官僚机构在文纸上运作：备忘录、报告、表格、档案。将这些内部文件公诸于众似有明显的好处，确实，这样做的确有所裨益，不管是国家安全档案馆，根据《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要求，将各国政府几十年来犯下的错误公诸于世，还是孜孜不倦的卡尔·马拉莫[Carl Malamud，智库美国发展中心的前任首席技术官，Public.Resource.org创始人]进行扫描工作，把包括法律条例和视频影片在内的万亿字节有用政府文件，通通实现网上免费共享。
我相信极少有人会把“网上公开政府文件”列入自己的政治要务事宜，但这样做其实成本不高（只要把成堆的资料扫描上传），也不会有太多副作用。最大的问题——隐私——似乎也已无大碍。在美国，FOIA法案和《隐私权法案》[Privacy Act, PA]对如何在公开信息的同时又保护人们隐私，提供了非常明晰的指导。
也许比在线公开政府文件更有用的是，公开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档案记录。不少政治活动在常规政府行为之外，因而不受现有FOIA法案制约。而这类活动似乎完全不在大多数信息透明呼吁分子的监视范围内；相反，从政府拨款中获得亿万美元的巨头公司，总是无迹可寻。
为公众生成数据库
众多政策问题实质是利益争夺之战——车主们不想要买转弯就会翻车出人命的汽车，但车商们则想要兜售这种低成本车。如果你是国会议员，在两者间会左右为难。一边是支持你的选民，一边则是能烧钱让你参选连任的大公司。两边你都得罪不起。
于是，国会议员们倾向于寻求折中方案。这种情况早有发生，就像《运输召回增强、责任和文件编制法案》（Transportation Recall Enhancement, Accountability, and Documentation Act，TREAD）。国会没有要求提升汽车安全指数，反而只是要求汽车公司报告其产品翻车的可能性。“信息透明”再次一招制胜！
又或者，举一更经典例子：水门事件之后，人们对政客收取大公司百万献金感到心灰意冷。但另一方面，公司企业似乎乐意收买政客。而国会未曾禁止企业赞助政客，反而仅仅要求政客记录所有资金来源，并撰写报告供大众监察。
我觉得这一规定十分可笑。创立一个管制机构，是为汇聚一班负责解决问题的人。他们获授权以调查谁人犯法，并由当局给予惩罚。另一方面，“信息透明”把这一调查界定工作随手从政府手中转嫁到普通市民肩上，普通市民没有这个闲暇、亦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细节调查的能力，更别说采取什么应对措施。这是一场闹剧：国会以此佯装已对重点问题有所作为，实则对其金主丝毫未伤。
为公众解读数据库
技术“砖家”正是由此登场。“人们搞不定？”他们闻说，“我们能解决问题。”于是他们下载数据库资料，将其粉饰以供大众消费——生成总结数据、配上美图、附上俗气的搜索功能和可视化。现在求询的市民只需上网，便能查到谁在收买政客、汽车有多危险。
政策“砖家”对此非常欣赏。还停留在最近反管制和反政府狂热斗争的争锋相对中，他们很多人对政府保持怀疑。“我们无法相信监管人，”他们说。“我们得自己能够独立调查数据。”技术似乎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只要把东西发到网上——人们只需检验数据，无需轻信谁人。
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你不能相信监管人，你又凭什么能相信这些数据？
生成数据库的问题并不在其难以阅读；而是数据来得缺乏实证与执行权，发布网站对此爱莫能助。没人负责核实这些数据，透明度数据库里报告的多数内容只是谎言。有时候是公开的谎言，就像工厂留存两版的工伤记录：准确一版报告所有工伤，另一版上交政府，只报告实际工伤的10%。其实他们轻易即可处理得更微妙：格式的误差或错别字的出现，将渎职稍作修饰，像是从未发生。将数据库简化以阅读，结果只是将其模糊化、成为谎言。
三个例子：
国会之运作本当公诸于众，但若你造访国会大厅（又或者你在上述信息透明网站上关注国会活动），你会发现他们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耗在命名邮局之类的鸡毛蒜皮小事。所有真正有意义的工作都借助应急响应规定来完成，还都被塞进一个个无关痛痒的法案（当年的银行救助计划就被塞在Paul Wellstone精神疾病医疗改革法案里面）。马特·泰比(Matt Taibbi)在《大紊乱》（The Great Derangement）一书中讲述了这件事。
很多信息透明网站告诉你当选官员是谁，但这些你所选出来的官员究竟有多大影响力？40年来，纽约市民一直以为他们被自己所选举出来的官员领导着——纽约市议会、纽约市长、地区长官。但正如罗伯特·卡洛(Robert Caro)在《权力掮客》（The Power Broker）一书所揭露，市民们都猜错了。纽约的权力曾被一人控制着，虽然他每次试图竞选职位都会落败，从未有人猜到，一直是他掌握所有实际大权：纽约市公园委员会主任，罗伯·莫斯。
很多网站告诉你，你选的代表人收了谁的献金，但公开的赞助只是冰山一角。肯·斯沃斯坦因（Ken Silverstein）在为哈珀杂志（Harper's）撰写系列文章（部分内容可见于他的Turkmeniscam一书）中指出，成为国会议员意味着你有无数渠道可以赚得外快，又不暴露来源。

信息透明的簇拥者总想回避这个问题。“OK，”他们说，“但肯定总会有些数据是精确的。即使没有，难道我们从人们如何撒谎上，还不能有所洞察吗？”可能这话没错，虽然很难举出佐证的例子（实际上，想要证明目前信息透明取得任何成就，都很难举出例子，信息透明只是催生更多的透明）。但世事皆有代价。

数亿的资金被用以支持世界各地的信息透明项目。资金不会从天而降。问题不在有信息透明是否好过没有；而在信息透明是否花费资金的最佳途径，会否将资金用于他处，能更有建设？
我倾向相信后者。万贯钱财花在寻求答案这一目标上，而没有采取任何实际应对。没有执行权力，世间最易读取的数据库亦不会有所建树——即使数据都是绝对精确。人们上网查到所有汽车都有安全隐患、所有政客都收受贿赂。他们又能怎样？
当然，或许他们能够做出小转变——这个政客相对稍微少收油水，于是我投票选她（另一方面，可能她只是一个更高明的骗子，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或者基金会、游说机构洗钱）——但和政府不同，选民没法解决大的问题：一群上网查阅资料的人无法要求汽车公司制造安全的汽车。对解决问题，你未能作出实际贡献；你只是让问题显得更令人绝望：所有政客都贪污，所有汽车都不安全。你能怎样？
解决方案
恰恰相反，互联网其实又是能有所作为的。相较过往前所未有地，更能聚合人们，为共同的目标而协作。而正是通过人们聚集协作——不是上网站分析数据——真正的政治进步才得以实现。
直到目前，我们已能看到初生婴儿般的进展——人们将别处看到的内容复制过来，试图应用于政治。维基揭秘似乎运作挺好，于是我们建立政治维基。人人都爱社交网络，于是我们建立政治社交网络。但这些工具在其源始条件下运作得好，是因它们试图解决特定问题，不因它们有魔力。想在政界获得进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解决政界的问题，不能从其他领域照搬技术。
数据分析是一种方法，但还有更大的局面。设想一班人马聚集，为解决某个他们关注的问题——比如食品安全。可有技术达人研读食品安全记录，调查记者电话咨询、潜入办公大楼探访，律师出示文件作证、提起诉讼，政治活动组织者为项目筹资募捐、协调志愿者，国会议员申请专题听证会、针对所暴露问题通过法案、当然还有，博客主和写手们揭发爆料。
设想如下：一个调查突击团队，致力于一个课题，揭露真相，推动改革。他们当然也得使用技术，但还有政治和法律。一个信息透明法案最多让你多得一个数据库来查看。但一个法律诉讼（或者一场国会调查）呢？你集合所有数据库的资料，及其背后来源记录，质询起过誓的证人。你得问需要问的，而不是试着预测以后可能用得上的问题。
这就是数据分析起作用的地方。不在网上为任意网民的提问作答，而是寻找能够捕获和调查的异象、模式和问题。不在于建造已完成的作品，而是成为发现过程中的一环。
但上述状态的实现，唯有倚靠调查小组成员团队合作。为达目标全力付出，而不是荒废在“技术”、“新闻”、“政治”的武断分割之下。
如今，技术达人坚信他们正在建造一个中立的平台，让所有人可以针对任意课题搜寻数据。新闻业者坚信他们是事实的客观观察者。政界人士则先假定他们已经知道答案而不需进一步调查问题。他们都是陷于自己井底的蛙，无法看到更大的局。
我当然也是井底之蛙。我对这些议题非常关注——我不希望政客腐败；不想汽车害死人——作为技术者，我很想解决这些问题。正是因此，我才拜倒于信息透明的承诺。好像只要去做我所擅长的事——写代码、筛选数据——我就能够改变世界。
但事实并非如此。网上公开数据库不能包治百病，尽管“信息透明”一词是那般动人。自欺不难。我所要做的，只是不断把东西发布到网上，寄望某地某人能够有所利用。毕竟，技术达人们不就是做这个么？互联网不是为发布新闻而创——网络是一个中立的平台，支持任何内容的传播，不管是科学刊物还是色情影像。
政治也不是这样运作的。可能某种程度上讲，把东西放到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曾能确保问题会被解决，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调查、揭发、报道、改革这一套路早已失效。技术达人不能指望新闻业者使用他们的猛料；新闻人也不能指望政治活动分子修补他们新闻揭露的问题。千百个人若各行其独道，转变无法发生。只有人们为一共同目标携手去做，才能带来转变。单靠技术达人难以成事。
而如果确能设立共同目标，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才能和创造力来解决问题。衡量成功的标准，在于他们所致力实现的转变，使得多少人的生活得到提升，而不是信息透明网站的访问量。他们将会明白，哪些技术事实上带来转变，哪些技术原来只是一厢情愿。由是他们可以迭代、改进和缩放。
信息透明可以是一件利器，但不能单独抽出来讨论。所以，我们不应继续踢皮球，以为自己的责任只是发布数据、如何应用数据是别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努力让世界更美好。我衷心希望所有这些可贵的资源能够集中致力于这一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