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保钓中的政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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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By 孙明明

8·15保钓事件”及其“风后潮”经中日政府积极沟通终有缓解，日方不仅较快地放了人，其外务副大臣也在8月28日主动抵京会谈，以免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尽管其间还发生了日本驻华大使座车在北京街头“被阻夺旗”的非理性行为，但9月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双方应会在争议中认同战略互惠关系的至关重要性。“8·15事件”这一并非“纯民间”的冲突在控制中没有无限升级。国人群情激愤后，若能对中日关系乃至更广泛的国际战略作些考量，是件挺有趣的事。
普通民众很多是看电视认知“8·15”保钓人士登岛事件的，那五星红旗画面和船长哽咽之声，确实让人振奋。可不久的场面就剩下悲愤了：日本巡逻艇夹击、冲撞保钓船，日本海上保安厅人员阻止保钓人士登岛，保钓人士则以预备的砖头还击，好在双方无人受伤，保钓人士终被日方拘捕。而我方人被抓、船被毁之时，央视曾高调宣传的中国海监船连个影儿也没有，这多少让国人在电视机前很失面子。
在捍卫岛屿主权的斗争中，最应讲究国家力量的综合运用艺术。一般来说，在日方的实际控制下，中国民间保钓人士要登钓鱼岛宣示主权，其后果大致脱不开“生生上门、匆匆口号、一一就擒”的路数，这甚至都不能用“悲壮”来形容，而是悲情过分，壮色不足。再联想我国南海诸岛及日俄、日韩的岛屿之争，基本烘托出一个铁律：当今世界谁能对争议岛屿行使实际控制权，谁就容易在政治、军事斗争中掌握主动权。
据称“8·15”是我国民间第10次保钓活动，面对社会如此长久、自发的爱国行为，我们政府应怎样及时、有效地给予保护和宣传呢?电视里也看到政府一些紧张的作为和成效，不过，比照现代政府的标准来要求，工作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尚需大的改进。因为14名保钓人士遭日方扣押后，我外交部的工作多属善后性的。公民纳税养政府、练军队，就是因为政府和军队有义务在任何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个国民的安全和自由。
这次还有媒体宣称：日本右翼分子近来在钓鱼岛问题上频打“民间牌”，我民间保钓人士必须去回应，以支持政府间的正面交锋。我认为“民愿诚可贵、官用须慎行”，明知公民去闯日方实际控制的钓鱼岛时，政府和军队都难以提供随行、有效的人身安全保护，而只能事后予以声援、营救的话，倒不如对民间欲行者设些“善意门槛”，如：登岛审批、随机警示、现场劝退、事后调查等。这似乎有违民愿，但实质上体现出现代政府爱民、护民的履责之心。试想，保钓人士这次遭阻截时是扔了砖头的，如果双方在冲突中真有伤亡，两国政府想体面地收场就不这么容易了。可见，我国政府对民间保钓活动实际上是不可能、也不应当置之度外的。
后又有报道说香港特区政府以往是不允许民间保钓船随意离港的，这次保钓人士给梁特首写了信，还加强了冲关设备，所以出航时警方没有干预。如此看来，梁特首对“8·15”是事先知情并密切关注的，他当日即召见日本驻港总领事发表《三点声明》也旁证了这一点。港府并无外交权，保钓人士要登上日方控制的钓鱼岛升国旗、唱国歌均涉及中日两国关系，特区政府哪能不及时汇报?我们是否可推断：外交部驻港公署对“8·15”也是预知的?何况还有凤凰卫视参与始终。果真这般的话，我们政府的履责和效率不就很值得认真“反思”吗?举个例说，被日方拘捕关押的保钓人士中最长者已年近70，拘捕、坐牢对他是件很危险的事。听说他们出海前都签了《生死书》声明遭遇不测之责完全自负，这感人的同时又说明在政府履责缺位时，国民的自卫面临着多么巨大的凶险和无奈。“8·15”若是我们政府知情下的民间行为，那就犹如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能过于潇洒一样，至少应予必要的指导和保障。国际斗争非儿戏，政府指导的民间保钓活动才易目标明确、预案缜密、保护充分、风险在控，才显“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境界，才能宣正义、展尊严、振国威、鼓民心!可我们从“8·15事件”中很少看到这类情景。
多年来，中国军人对“不能用打仗的方法搞市场经济”之说颇有微辞，似乎军事斗争只是无艺术的莽撞冲突。此时，我倒想反说一句：“也不能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搞保钓”。放任民间以目前的方式自为地干下去，根本谈不上达成“保卫”主权之目的。中文的“保”属于象形字，前提是“人”要在目的地“呆”得住。目前，由于中方没有实际的、常态的钓鱼岛礁巡逻、控制权，我国民间保钓行动也只能是象征性的，弄不好就难免会受到日本人的种种欺侮，而这又极易激发民间更强烈的反日行为。在“后8·15”反日示威中，不就有人打砸日本品牌汽车，干出些疑似为救赎汽车业、保险业不惜以身试法的蠢事吗?
所以，今后小到对日方“岛礁控制权”的战术干扰，大到对钓鱼岛实际控制权的战役争夺，都离不开国家严谨的政治、军事行动。政府和民间不妨都放下浮燥取成的心态，踏踏实实地研习些新的、行之有效的保钓方法，并经长期组织准备再实施，真正做到出手即不凡，在有力彰显主权的胜利中维护正义之师的应有形象。
当然，以上多是围绕“8·15”就事论事，充其量“谋术”而已。要全面思考中日关系的脉络，我们强调重在“谋略”，确实来反思我外交部声明的常用语：“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显然，在中日两个大国的关系中还有全局利弊和长远目标，这比钓鱼岛的主权归属更为紧要。此时此地，日方尽可以被右翼裹胁，不顾后果、无视大局，但我们却没必要与其“对等看齐”，也热衷于弄小术而失大略。
我们生存的世界上除了日本还有上百个国家，处理国家主权和长远利益要有全球化的视界和谋略。细细屈指而虑，与我国有领土、领海主权争端的国家不少，此时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只是个局部。日方类似的麻烦也不少，当下它就有日俄、日韩的岛屿争端。中日双方若要把钓鱼岛冲突放大到失控的程度，那等于以中日两败俱伤来向其它非友好国家送礼，这个局面恐怕中日政府和民间都不愿接受。
既然现代世界是相通的，那么中日关系就不单是双边关系。如同台海关系、南海关系一样，中日关系背后的阴影还是美国在搅局。本来时代不同了，新中国早就不是满清、民国般的羸弱，而日本仍以《日美安保条约》做后盾，在钓鱼岛争端中强硬依旧。退一万步说，中日真的因钓鱼岛开战，美国是否能及时出兵援日?恐怕并不必然。当年金门炮战中美军已有弃友先撤的前科，如今能保证他就不会在战乱中找个理由溜之大吉吗?从美国的战略利益来分析，中日关系恶化些、但又不失控才是较理想的局面。此道理如我们耐心讲、善宣传，相信大多数日本人迟早会懂。而对中日关系紧张的始作俑者——美国，我们不妨干脆请他、催他、逼他“上前台”为好，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就是这样的机会。
再换位思考日本的国内形势，右翼反华势力确实闹得挺凶，但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们媒体大可不必把那些右翼分子宣成日本社会的“男一号”。即使日本民调说近八成国民对中国缺乏好感，这也没什么可气的。日本人如果个个爱我中华，那“日本国”岂不成了“日本省”?而8月29日惨遭参院问责的野田内阁更是危在旦夕，能通过钓鱼岛争端转移点社会压力，何乐不为?留下的问题只是中国给不给他机会。同时，在日本多党竞选的政治制度下，还有个“打民主党约等于帮自民党”的潜规则，日方党派斗争如何为华所用?相信我国政府自有深谋远虑。正是因为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斗争是长期性的，我们才既可天天都讲、也可择机再说，而策略的选择标准只是中国利益的最大化。
至此梳理出几点思路：
一是在国家主权斗争中，从没有“纯民间行为”和“政府不知情即无责”的道理。就算政府对民间某活动真不知情，对内亦有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的法定责任，对外还要树立起肩负国际正义的大国形象。除非政府与民间组织另有深层约定，否则就不应轻率地采用“民间闯关、政府善后”的行为方式。
二是政府有义务对民间爱国行为做理性的引导和规范。由于现代军备威力强、反应快，当今的国际冲突从民众扔板砖到军队扔导弹，已不需绵延的传统升级过程，如何控制冲突扩大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因此，真正的强者不是一味寻衅滋事、无限扩大事端，而是善于在国际冲突升级前就达成预期政治目的，这包括政府与民间公开信息、精心筹措、巧妙支持、灵活调控等。
三是解决钓鱼岛主权争端需要中日政府和民间都拿出大战略、大气派。昔日“一衣带水”、“誓不再战”的友好邻邦，如今不断地小打小闹、旷日互责。不过，只要中日对长远的大局利弊尚存共识，就还有回旋、自律和改进的可能。既然中华文明曾深远地影响过日本民族，日本也曾用现代技术支持过我们的改革开放……那么，国人何不妨再试着耐心静观一次，最终让事实说话、让国际评判。
四是我们的宣传亦值得改进。眼前岛屿的争端谈不拢也不一定必须选择“对等升级”。其实，倘若我们这一代人真没能力解决当前的争端，那也不吃紧，或许后人比我们更聪明、可以有比今天更高远的诉求目标!
(作者系军事学术研究者，出版过《动荡中的国家安全》、《战略决战》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