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道德焦灼与抉择

zhixun

读写人By 遆存磊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光鲜与难堪的不同维度，但恐极少有如上海这般裂变与反差之大的，其流光溢彩的摩登都市形象与沦陷时期的极度晦暗，构成一座城市的两种面向。前者有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做了详尽透彻地研究，而后者，则在傅葆石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战争中的上海，与欧洲遭遇同样沦陷命运的城市有一明显的差异，即在一段时期内尚存有相对隔绝的“孤岛”，容留各色人等从事各异的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面沦陷时期到来，“黑暗世界”不可避免地降临。这八年灰色的时光，留在上海的知识分子置身于个体生存与道德困境的挣扎之中，“一方面是活下来、照顾家庭、追求自我利益;另一方面是爱国责任和尊严”。外在的迫压，内在的焦灼，做出怎样的抉择考验着这一群体。傅葆石在《灰色上海，1937-1945》中标出了三种主要形态：隐退、反抗与合作，分别以小说家王统照、戏剧家李健吾和《古今》杂志的作者群为代表。这种三分法避开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应该说深切地考虑了时代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幽微处，自然，历史真实情境中艰难的选择，更需要我们以同情之了解去体会之。
滞留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从心理上而言均有一种“原罪感”，同事、朋友们纷纷离去，唯有自己还留守孤城，当了“亡国奴”；即使有着种种现实困难(照顾家人、经济拮据、病体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等)，心头的负疚感也不会轻易抹去。在如此的情状下，不同的文化人有着不同的选择，如《这不过是春天》、《咀华集》的创作者、曾经的为艺术派李健吾，于严峻的形势压迫下，激发出其不可遏抑的英雄主义，不仅以戏剧的创作做政治的反抗，且经受住日寇的严酷刑罚。李健吾以这样的道德选择摆脱了精神的焦灼，在政治生活与文艺创作之间也保持了个体的独立性。他的朋友，散文家陆蠡遭遇了更加残酷的考验，在抗议日本镇压文化生活出版社时被杀害，李健吾在纪念文字中说：“(陆蠡象征着)这种向上的道德的人性……一个人平时没有一点点英雄的样子给人，然而危机来了，他却比什么人也勇敢……这个纯洁的灵魂在先象征着一个善良的中国百姓，如今成为这老大民族的年轻的抗争的声音。”这是在说陆蠡，也是说出了一批作出反抗之选择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特征，代表人物有许广平、郑振铎、柯灵、孔另境等，他们均延续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节观，曾经道德上的焦虑感终转化为不甘苟活的斗争意识。
而另一种隐退主义的传统在灰色的上海恐留下了更多的印记，毕竟，在严酷的现实下，逼使所有知识分子都去当烈士或英雄既无道理，亦无人道关怀可言。傅葆石以小说家王统照为例，详尽地阐述了从“孤岛”时期到全面沦陷的上海，王统照由以抵抗的启蒙观为主导的工作被迫转为沉默，隐遁起来。在他的诗中曲折地反映着此时的忧虑与矛盾心态，“飘凌空有逍遥羡，艰悴深知来复缘”，他的焦灼在于自己的隐退是一种隐性的对敌人的反抗呢?抑或是自私的独善其身?知识分子强烈的道德感总是在折磨着自己，于个体的自尊与民族的尊严之间徘徊，精神不得安宁。而事实上，当一个国家国力不振，甚至无力保护自己的国民遭受外来的欺压，又有何权力苛责普通民众去做烈士?因之，拒绝为敌人服务的隐退，是知识分子对道德的操守，对处于苦难中的国家尽的义务，并非可引起非议的理由。沦陷时期的上海，许多滞留于此的知识分子，在苦熬时艰等待黎明的时刻，从事着有意义的工作，如钱钟书创作出《围城》、持续撰写《谈艺录》，杨绛写出剧本《称心如意》等，耿济之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夏丏尊投身佛经的翻译，郑振铎竭尽全力抢救善本古籍，钱君匋专心研究甲骨和古代艺术等。其实，这与大后方的知识分子苦心著述、教书育人，以在国族危难中保存文化的血脉，是有着共同的文化意义的。
围绕着《古今》杂志(汪伪政府高层人物出资出版)，有一个特殊的作者群(包括文载道、周黎庵、纪果庵等)，是灰色上海的“灰色人物”。尽管我对傅葆石将为这家杂志写作的作者群统称为附逆文人有些疑义(如有些撰稿者或单纯出于经济考虑，未必就可认定附逆)，但他对此作者群的精神层面之阐释却是透彻中肯的。“《古今》派”极力宣扬文化的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的生命都寄托在它的文化上”，而被遮蔽的却是其耻于说出口的，即“只有他们而不是抵抗者才会选择承认中国的沦陷，并承认日本的统治”。道德罪恶感使这一作者群需要用言说来自我宽解与慰藉，而《古今》杂志为其提供了一个空间。小品文的创作是“《古今》派”的主流，怀旧、谈风俗掌故、吟诗论画成为主要题材，总之取一种非政治的姿态，而这种姿态隐含着他们委婉自辩的隐秘心曲。“《古今》派”的精神领袖是住在北京的周作人，这位知堂老人此时也正陷于民族与文化气节的耻感之中，从他将著名的“苦雨斋”改名为“苦住庵”可探寻些许心理的幽微之处。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著作《北京苦住庵记》对知堂在沦陷时期的心路历程有刻骨入微的研究，其实对“《古今》派”的道德焦灼考量也不妨延展借鉴，因为其共通之处。
是否所有的沪上作家，都可纳入《灰色上海，1937-1945》中提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的三种形态?自然也不尽然。比如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姑且称为“逍遥派”的创作者，她们无党无派，既不隐退或合作，也谈不上反抗，而只是生活、写作着而已。张爱玲曾经说，自己也并不是要刻意挑这样一个黄道吉日出道的，仅仅是巧合遇到了。她的观念是出名要趁早，这时代随时处于变动之中，以后如何会有何人知晓;与在汪伪政府中任职的胡兰成交往，并无顾忌，但自己无意参与政治。张爱玲不是隐士，也无合作倾向，她只是一个政治意识淡薄的小女子及出色的作家，赶上了诡谲的时代，个体是无法抗拒的。所以，我们并不能漠视或曲解部分渴望过日常化生活的文人，毕竟人人都有生存与生活的权利，不可以任何堂皇的名义剥夺之。
这段历史已过去许多年，但因其沉默的特征并未将迷雾拂拭去多少，毕竟复杂微妙的道德抉择不仅深深刻上当事人的精神烙印，也考验着后人对曾经的民族精神史的认知。我们面对如此的道德困境，显然无法持超然优越的姿态，因为这种痛感亦关涉着我们每一个人，个体的生存与国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安能不令人惕然自省?知往须带同情之了解的温度，更重要的是对今时今日的鉴照明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