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J.H.休梅克(Paul J. H. Schoemaker)任职沃顿麦克创新管理研究所(Wharton's Mack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Management)的研究总监、决策战略国际(Decision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的执行主席,而且是多部著作和文章的作者。最近,他拜访了南非,并在那里与政府领导人和企业领导者讨论了纳尔逊·曼德拉留给世人的遗产。在下文中,休梅克谈到了彰显曼德拉领导力的三个决策,并解析了影响曼德拉职业生涯的早期政治事件。
曼德拉出生于1918年。他的父亲是一个部落皇室(腾布王朝(Thembu))的顶级顾问,并帮助该部落选举出了新一位新酋长,曼德拉的父亲去世后,这位酋长把孩提时代的曼德拉带到了自己家里。这段经历把少年曼德拉从一个封闭小村庄带到了部落的权力中心,进而唤醒了他对教育和政治的兴趣。他曾在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学习法律,并在求学的早期参与了反殖民政治运动。曼德拉是南非主要黑人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ANC)青年联盟(Youth League)的创办会员,该组织后来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并禁止其开展活动。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简称NP)1948年上台后,开始推行严苛的种族隔离政策,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种族隔离制度。
曼德拉以其自由派政治观点和反抗行动,尤其是1952年的“反抗运动”(Defiance Campaign),在非国大赢得了显著地位。受甘地在印度抵抗英国殖民统治取得成功的启发,曼德拉最初奉行非暴力主义。但最后,由于政府采取严厉措施镇压非暴力反抗运动,各种有针对性的反抗行动对曼德拉越来越富有吸引力——那些行动导致很多人被捕。1961年,他与南非共产党(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共同组建了一支武装力量,并因此被判叛国罪。虽然免于死刑,但遭终身监禁。曼德拉被监禁了27年之久。1994年,他当选这个国家的总统。
尽管面对着如此艰难的环境,他还是秘密完成了一部颇具影响力的自传,这部名为《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的自传详细记录了自己反抗严重社会不公和国家压迫的生活历程。这本秘密创作的著作完成后,被零散地偷偷带出监狱,之后在海外出版,并成了一本全球畅销书。流亡国外的前领导人奥利佛·坦博(Oliver Tambo)领导的一场非国大国际自由运动,让曼德拉成了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代表人物以及南非新民主制度的雄辩的发言人。
世界社会就此开始关注南非局势:20世纪80年代,国际性企业和政府逐渐开始联合抵制南非。南非国民党的强硬立场,尤其是波塔(P.W. Botha)总统独断专行的强硬路线和对法律和社会秩序的独断态度,使南非国民党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弃儿”。来自英美和其他地方的商业领导者不断向波塔总统及其继任者德克勒克(F. W. de Klerk)施压,要求他们改弦更张。此外,年轻白人也在教堂、学校、社交俱乐部、工作场所发出了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呼声,并在家里向父母宣讲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立场。最后,甚至连为种族隔离从圣经中找出可疑理由,以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荷兰归正会(Dutch Reformed church)也改变了立场。随后,南非白人(Afrikaner)开始与狱中的曼德拉展开进展极为缓慢谈判。那是一种间歇性的穿梭外交,政府领导人会亲自拜访他,富有同情心的白人看守不断在监狱和非国大之间传递信息,另外,曼德拉曾被安排从好望角附近的新牢房飞往首都比勒陀利亚(Pretoria),与波塔和后来的德克勒克总统秘密会面。
曼德拉充分认识到,南非会因为各种犯罪、不公以及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深深伤害而轻易陷入内战。他同样很清楚,全面战争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一场付出极大代价的胜利。此外,管理这个国家的商业、法律、社会和教育机构的很多专业学识都在占少数的白人的头脑里。因为见识了附近的津巴布韦在罗伯特·穆加贝腐败政府的统御下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南非白人对未来深表担心,很多人为此离开了这个国家(也就是以“白人大迁徙”(white flight)广为人知的人才外流)。曼德拉的目标是超越过去的不公,与大主教图图(Archbishop Tutu)倡导的“真相与和解”(truth and reconciliation)理念热情相拥,将这个国家的人民通过专注于共同的民主未来团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