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美国流行音乐人Paul Simon发行了个人第八张专辑“The Rhythm of the Saints”。这张专辑整体复刻了前作“Graceland”的思路,继续尝试“跨文化交流”,在创作中大量采集了来自“世界角落”的音乐元素以期“寻找一针救赎”。例如流行于南美黑奴后裔之间,杂糅了非洲本土文化和天主教的区域信仰坎东布雷,Paul Simon相信其充满各种打击乐器的宗教仪式,很适合制造一种疏离状态,把人们带出所谓的“理性世界”。
Paul Simon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文学史将成长于这一时期的青年称为“垮掉的一代”,是一战后“迷惘的一代”的激进分支。两代人都在战后的世界里感受到了强烈的“虚无感”,区别是后者无能为力,只能“按照自己的本能和感官行事”,前者则幸运地享受到“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物质积累,拥有了向“体面的传统价值标准”的挑战欲。
“Graceland”里深入南非原始部落,“The Rhythm of the Saints”借用坎东布雷的宗教感,毫无疑问带有同样强烈的“重建欲”“试验性”,鲜明地展现着凯鲁亚克们的精神内核。尤其是在“The Cool, Cool River”这首歌里,歌词同时描绘了一个美国中下层人民生活的撕裂感——小人物躲在汽车里过夜,用车载电台收听大人物们握手、演讲、高谈阔论——和河流(Cool River)的自然景象,“河流奔腾往白色、海洋……掠过荒野中的道路”(The cool, cool river.Sweeps the wild,white ocean……The constant road across the wilderness)。
而王兴截然相反,他的自我评价是《孙子兵法》里的“求之于势,不责于人”,这句话意译自红杉的经典哲学“Bet on the racetrack,not the jockey”,也偶尔会引用麦克阿瑟的名言,“只有死人才能看到战争的结束”——张一鸣对王兴的评价稍微客气点:“好奇心强,对奇怪的问题很感兴趣,就是不善于社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