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科幻小说的作者都热衷于一个问题——“当机器的智慧和人比肩、甚至超越人类的时候，究竟会引发什么后果？”举个例子：电影《终结者》三部曲里的头号反派“天网”，作为一个自我觉醒的人工智能，就指挥着它的“终结者”机器人军团与人类作战。在技术专家的群体中，认为机器的智能会超越人类的，主要是一些“奇点主义者”。“奇点”这一术语，是数学家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law Ulam）首先提出的，用以描述科技加速的发展过程中，机器智能极度膨胀的现象。在与冯·诺依曼的信件交流中，乌拉姆提到“科技的增长与现代生活的变化始终在提速，在这一过程中显现出了一种迹象，即我们正在逼近（人与机器的）竞争史中不可回避的奇点；而正如我们所见证过的其它历史一样，在这一奇点到来之后，人类生活将难以延续”。这一概念最近正通过未来学家雷·库茨魏尔（Ray Kurzweil）流传开来。库茨魏尔不仅指出2045年将是“奇点之年”，还为此创立了“奇点大学”与一年一度的“奇点峰会”。
说实在的，我认为奇点主义者还算不上主流，或许是因为他们相信2045年人类也将从此长生不老，并可以要将自己的意识下载到电脑上。2000年，主流技术专家、同时也是Sun微系统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比尔·乔伊（Bill Joy），为《连线》杂志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未来不再需要我们》的文章，我很是吃了一惊。文中写道：“21世纪里我们最强大的科技——机器人、基因工程、纳米技术，会威胁到人类，使我们沦为濒危物种”。乔伊的文章发表时曾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看起来却没有造成多大影响。
一直到金融危机袭来，人们才开始在萧条的背景下注意到，虽然机器的智商尚无法同人类相提并论，它们已经聪明到足以冲击就业市场了。在2011年出版的《与机器的竞赛：数字革命是如何加速创新、驱动生产力并无可逆转的改变了就业与经济》一书中，作者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论证了“技术进步正在加速创新，即使这意味着它会将许多工种的劳动力淘汰掉。”事实上，在过去30年里，当我们见证着个人计算机逐渐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云计算演化时，我们同样见证着收入差异在全球范围内的增长。虽然人们还是把近几年间数百万工作岗位的流失归咎于尚不知何时才会结束的大萧条；但以如今的眼光来看，技术驱动下的生产力增长似乎也是一个难逃其咎的主要因素了。这些观点在近几年间已经进入了主流社会的视野，在报纸与杂志上俨然可见诸如《预测：更多的岗位会提供给机器而非人类》、《不知疲倦的机器：低端工人追赶技术革新中的挣扎》、《经济复苏是一场人与机器的对抗》、《机器人正在高歌猛进》这样的标题。
早期的人工智能先驱们对机器智能的可能性充满乐观。艾伦·图灵1950年的论文《计算性的机器与智能》因为其中所提出的一种“模拟博弈”而蜚声世界——这种如今被称为“图灵测试”的概念，以可操作的方式定义了机器智能。不过，这篇论文的核心其实却并非“模拟博弈”，而是机器智能的可能性。图灵严谨地分析并反驳了反对机器智能的观点，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机器智能将在20世纪末以前实现的预期：“我相信，在这个世纪末，词汇的用法以及受过普通教育者的观点将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人们在讨论机器如何思考这一观点时，不必再担心因其过于荒谬而被人驳斥。”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图灵对这一时刻的预期过于乐观，但人工智能在过去50年里近乎无情的发展证实了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1956年的言论：“机器将足以胜任……任何人类所胜任的工作”。虽然我并不认为这能在短期内实现，但我确实相信，到2045年，机器即使不能胜任全部，也至少能胜任绝大多数人类所胜任的工作。因此，乔伊所提出的问题不应被忽视——“未来还需要我们吗？”或者说，我更想问的是：如果机器可以胜任绝大多数人类的工作，人类该怎么办？我得到过很多答案，但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一个典型的回答是“你不过是一个‘勒德分子’”（勒德主义指对新技术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变革的怀疑与恐惧）。这是个“对人不对事”的攻击，而非一个严肃的回答。
一个比较见地的回答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很多岗位就已经被新科技发展抹去了，但新的岗位依旧可以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然而，智能革命与工业革命有所不同。19世纪时，机器是在与人类劳力竞争。而如今机器则是在于人类智力赛跑。机器人俨然已是劳力与智力的合体。我们正面对着彻底出局的未来——被我们的造物所超越。另一种典型的回答是，要是机器能干所有我们要干的活，那我们就可以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享受闲暇时光了。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在1930年就提出了这一说法：“科技效率的增长，已经超出了我们吸纳劳力的能力范围。”凯恩斯想象着到2030年时，大多数人每周只会工作15小时，而把大多数时间花在休闲娱乐上。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光明的未来。首先，如果机器可以胜任我们的绝大多数工作的话，那么每周15个工时的工作也不见得还有必要为人类而存在。其次，我不认为完全用休闲时光堆砌的生活有多迷人；工作对人类福祉依然不可或缺。第三，我们的经济系统将无可避免地经历一个剧烈的重建过程，才可能允许数亿人享受完全的闲暇生活。要知道美国如今的失业率已经低于9%，却依然还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最后，还有人告诉过我，我的担忧只会发生在可望而不可即的未来，我们无需忧虑；对此我难以认同。2045年和我们不过只有一代人的间隔，我们不可能推卸掉为下一代福祉操心的责任。
2000年，乔伊倡导过一种“放弃”策略：“通过限制我们对某类知识的追求，来限制对过于危险科技的开发”。我不确定我是否要走到那一地步，但我确实相信，技术能干好活并不意味着它就越多越好。图灵，按照现在的说法算是个“技术吹捧者”，在1950年写道，“我们会乐于见到机器最终可以在所有纯智力的领域与人类竞争……当然我们也看得出，实现这一步的工程会有多么浩大”。可惜的是，他只对机器智能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刻分析，却并未探讨机器智能化的“后果”。我想，现在应该是时候把对这些后果的讨论摆到台面上来了。我们不该盲目的追求机器智能化的目标，却不去深思它所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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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islaw Ulam：数学家，蒙特卡洛分析法的发明者之一，美国“曼哈顿计划”（二战核武器研发项目）的重要参与者；
John von Neumann：数学、物理、计算机、统计与经济学家，在数学分析、量子理论、核物理、数字计算机领域都有杰出贡献，“冯·诺依曼计算机结构”的提出者之一，也被誉为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Ray Kurzweil：发明家与未来学家，参与光学字符识别、文本语音合成、语音识别等多项发明，并致力于科技发展的未来的研究：
Bill Joy：Sun（昇阳）微系统公司的创始人之一，BSD、Java、Solaris、Sparc的主要设计发明者之一，对TCP/IP、NFS的发展亦有贡献：
Erik Brynjolfsson和Andrew McAfee：两人都是麻省理工（MIT）斯隆商学院的教授，致力于研究信息科技对商业的影响；
Alan Turing：数学、逻辑学、计算机与密码学家，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的奠基人之一，图灵机的发明者：
Herbert Simon：中文名司马贺，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学家，人工智能、决策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图灵奖得主；
John Maynard Keynes：经济学家，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对现代社会经济政策影响深远，其思想诞生出了“凯恩斯学派”。
发表于 2012-10-30 12: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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