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的地理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和贸易政策的启示

zhixun

思想库By Peter Draper
在全球经济中，两个趋势的矛盾在起作用。
首先，跨国公司的生产网络使得全球化继续迅速发展。这将促进融合和一体化。它们运作的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骨干。
与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有关的第二个趋势，是其分歧：螺旋上升的保护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贸易解体的威胁，这将影响最脆弱和最依赖贸易的国家。
这突出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在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幸的是，世贸组织成员仍无法结束多哈发展回合谈判，由此更突出了世贸组织在贸易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幸运的是，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已经意识到歧视性贸易刺激政策的徒劳，且会增加获得国内产业依赖的中间品的成本（World Bank 2010）。
全球生产链的重要性，反映在中间品贸易的增加。中间品贸易占了OECD国家一半以上的进口，和大约3/4迅速发展经济体（如中国和巴西）的进口（Ali and Dadush 2011）。进口占了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模糊了进口和出口的区分，就像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一样。处于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产品，可以多次进口和再出口，增加了报告的出口和进口规模。在发达国家，这种效应是增强的，因为进口可以包含生产过程中的材料——包括知识产权，品牌发展等——最初在国内采购；在发展中国家，进口的零部件和机器是吸收汽车技术的关键。
价值链的地理转移
全球价值链的根本性变化正在进行。在未来十年，基础成本结构将驱使价值链的地理位置发生重大变化。至少有五个驱动因素是显而易见的：
l  能源及相关的运输成本有可能继续上升，因为化石燃料的成本增加，针对碳排放量的政策在加强。这些成本压力促使价值链的“长度”变短。
l  随着新兴市场的新成员确保生产过程中的材料，竞争将会增加，价格有可能上升。旨在确保工业生产材料的出口限制，如果没有通过WTO规定，也将加强物价上涨的压力。
l  中国处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中心，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随着中国的增长模式从依赖出口转向国内消费，工资成本可能上升和货币也将继续升值。其它国内费用，如土地，也将不断提高。然而，尽管“中国成本”在增加，但中国生产率的增长是巨大的。因此，在预测急剧变化时一些谨慎是适当的。
l  信息技术的成本可能由于激烈的科技竞争而变低。这为希望抓住价值链这一环的国家提供了机会。
l  在相对重要性上，南方市场将继续增长，而欧洲很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保持结构性的压抑。这可能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推动价值链的调整。
因此，在未来十年价值链的地理位置可能转移，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发达国家关心保留就业；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保留其在现有价值链中的位置；其它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找机会取代它们。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贸易议程理事会（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Global Agenda Council）最近的一份报告探讨了这些问题以及它们对贸易政策（World Economic Forum 2012）：考虑了价值链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内的政治经济力量；促进“分类计价”生产的力量；处于不同的生产部门的两家公司如何反应；在制造业价值链中的服务角色和服务业价值链的出现；围绕中间产品的贸易增长的更广泛的动态。
对发展中国家和贸易政策的启示
各国政府需要认识到，出口只是发展的一部分。决策者需要更好地度量中间产品的净进口贸易量，更好地了解如何恰当融入全球生产链。如果不这样做，可能对双边贸易不平衡得出不准确的政策结论，低估贸易保护的成本和双边或区域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中间产品的贸易增长，与外国直接投资和生产的全球化相关，增加了拥有开放的和可预见的贸易和投资制度的国家的份额，包括高效的物流。“旧”的政策方针，例如挽救就业的贸易补贴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破坏供应链并失去国内的就业机会。
这本质上是一个单方面的角度。尽管对有些国家而言，促进进口替代或限制出口可能是有吸引力的，但是这些政策将抑制中间产品的贸易，并抑制企业参与到价值链适当位置的内部投资。
然而，开放的贸易体制对自己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获益是不足够的。国家还需要相应投资水平的政策措施，尤其是教育、基础设施和技术转让，以加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和由此产生的长远利益。国内治理和机构改革也是至关重要的。跨国公司考虑长期决策时，会密切关注这些“软”问题，比如在哪里设立它们全球价值链的关键环节。
目前的贸易规则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一个国家的公司卖产品给另一个国家的客户。因此，规则的框架涉及产品贸易，而非加工贸易。这一系列政策和障碍本身不抑制卖产品，但阻碍产品的移动。
这个问题折磨着世界贸易组织，它一直在推动超越市场准入壁垒的货物贸易传统。生产链的本质混合了服务、货物、资金和专业工人的出口和贸易品物流的作用，以上各点突出了全面的多边贸易规则的重要性。世贸组织的贡献包括服务、知识产权、贸易便利化以及进口材料的关税。此外，贸易和投资是经济硬币的两面——贸易规则没有投资规则不能起作用，反之亦然。
我们的全球贸易规则在21世纪是不合格的，全球投资规则是不存在的。此外，价值链已经发生变化。历史上，南部市场的出口服务到北部市场，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南部地区的变化。然而，多哈回合谈判基于南北谈判的动态。随着价值链的搬迁固定下来，由新兴市场的增长驱动，所以新的动力需要反映在世界贸易组织如何开展其业务中。
世贸规则如何能在多哈回合谈判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提前？我们需要探讨其它方法，包括世贸组织主持下的多边或小团体的谈判。这种方法在政治上是有挑战性的，但世贸组织持续停滞的系统性影响可以说是更糟糕的。
涉及到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另外两个启示。
首先，贸易规则应该更新，以促进规则本身在服务贸易和投资上的中立。具体来说，模式1（跨境贸易）和模式3（跨境投资）应该是开放的，因此，需要促进模式转换。
其次，监管者需要促进跨国监管的连贯性，以免建立价值链创造过程中的瓶颈。这可以通过采用一般或具体部门的原则，或两者兼而有之。
鉴于更新世贸规则的困难，更大的进展已在优惠贸易安排（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 PTAs）和双边投资条约上取得。生产链在区域一级上更加激烈，因此，区域协定可以更容易补充多边规则，以应对这一挑战，。尽管如此，PTAs会增加交易成本。此外，PTA规则是基于一个陈旧的认识，即货物“来自”哪里——拜占庭式网络的“原产地规则”。但因为全球价值链的关系，货物现在“来自”所有地方。
因此谈判PTAs的新方法是需要的，以使它们与全球价值链的实际操作相一致，最终与世贸规则一致。这至少表明在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增加新的贸易壁垒。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将这些“自下而上”的变化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架构中来。
作者是Tutwa Consulting创始人和董事。
译者：张胤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