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引发了对城市的新一轮研究。例如,均来自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和路易斯贝当古(Luis Bettencourt)发现城市规模与生物体的成长如同一辙。粗略地说,正如大象是更大型且更高效的猩猩版本,大城市就是小城市茁壮发展的版本。规模是其它城市两倍大的大都市 ,分摊到每个居民上的电缆长度、加油站数量和其他一些基础设备约少15%。然而庞然大物般的城市并不能实现日益增加的规模报酬收益。当城市规模番翻时,其收入、专利、储蓄和其它财富标志约上升15%。简言之,都市人消费更少却产出更多。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城市规划专家什洛莫褠吉尔(Shlomo Angel)收集了数百个城市的历史和人口普查资料,将数以千计的地图转化成数字形式并用电脑计算了卫星照片中数以百万计的像素。从1990年至2000年,他及其团队所研究的120个城市的所占面积的平均增速是人口增速的两倍。他说,这些比率,是一成不变的。这意味着城市用地总量只会在19年后番翻,而城市人口将在43年后番倍。
位于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感知城市实验室(SENSEable City Lab)的负责人卡洛拉蒂(Carlo Ratti)是率先遴选电信网络所产生数据的人之一。其目标之一是发现一个国家的内部边界是如何体现出人际关系的。在英国,英国人和苏格兰人至少在固话上,几乎无话可说;英国高科技大本营伦敦西部是一个正在发展壮大的新区。美国的州如乔治亚州(Georgia)和阿拉巴马州(Alabama)相依相存,而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却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葡萄牙(Portugal),一旦某个城市规模是另一城市两倍,该城市每人拥有的手机数量多出12%。这加强了城市理论家如已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由来已久的观点:城市促进思想交流。
另一个研究伦敦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高级空间分析中心(Centre for Advanced Spatial Analysis)使用的数据来自伦敦地铁牡蛎卡(oyster cards)和推特信息。牡蛎卡用于支付公共交通费用。地铁出行模式有规律可循:进入某一站点的系统常意味着离开另一个特定的站点。推特信息将城市结构和活跃性显露无遗。伦敦有一个地铁中转站,在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附近;纽约有几个中心,包括时代广场(Times Square)附近、市政厅(City Hall)附近和布鲁克林(Brooklyn)里面。推文与植被之间成反比关系,在中央公园尤其突出。
有些实地情况与此类研究自相矛盾。城市规划的从业人员并不太清楚应如何应用这些研究结果——尤其是韦斯特先生所发现的规律。其他人担心,城市研究有可能,就像其他领域的研究,本末倒置,优先考虑数据统计工作,而非其他重要问题。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城市研究中心的菲利普路德(Philipp Rode)认为,“卫星图像上的一个绿色象素并未表明这是公园还是私家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