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创新机器与死魂灵

zhixun

2012年06月02日 01:00  经济观察报
　　李翔
　　一
　　我曾近距离观察过那架轰鸣的创新机器。
　　那是2011年的11月，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一些成员如田溯宁、李东生、俞敏洪、曹国伟等一起，在美国旅行，从东岸到西岸，拜访大公司、银行、政治家与学者。我们见过了那些经常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的人，他们在美国和中国都同样声名显赫。
　　比如摩根大通的银行家吉米·戴蒙，当时摩根大通还对后来让它陷入尴尬境地的“伦敦鲸”毫无察觉。相反，金融危机似乎让这家银行更加强大了，从我们见面的会议室的窗户，可以看到被它收购的贝尔斯登大楼，它变成了摩根大通的投资银行大楼。比如外交关系学会的主席罗伯特·鲁宾，在作为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时期，他主持了对墨西哥经济危机的拯救，和拉里·萨默斯与格林斯潘一起，被《时代周刊》冠以“拯救世界小组”的美名。再比如，前任国务卿鲍威尔将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接替了骆家辉出任商务部部长约翰·布莱森……
　　那是无休止地关于人民币汇率、欧洲经济危机、总统大选中的中美关系的讨论，让人疲倦。这些话题中的世界是灰暗色调的。众人忧心忡忡地看着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似乎总也理不顺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变成了一个难题，一个嗷嗷待哺的无赖婴儿，它可能把金融危机后惊魂未定的世界全拖下水。
　　但最后一站却截然不同。在帕洛阿尔托的天空下，我们见到的所有人在谈论的都是创新和成功。空气中弥漫的金钱的味道比华尔街还浓，但却是活力十足的味儿。在帕洛阿尔托的四季酒店见过一些投资人、创业家和教授，参观了谷歌和Face-book，同当时还未上市的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见了面，当时强烈的感觉是，这架创新机器丝毫没有受到美国经济缓慢复苏的暗色调的影响。它在自顾自地转动，不停创造出惊人的财富。
　　让我感到强烈震撼的是两个人。一个当然是炙手可热的硅谷金童马克·扎克伯格，另一个是维诺德·科斯拉。
　　后者虽然不像前者那样是全球名人，但此人在科技行业和风险投资领域大名鼎鼎，只是可能不为这两个领域之外的人所熟知。
　　我们见到维诺德·科斯拉时，他已经56岁，顶着一头白色短发，身材瘦高挺拔。他穿一件休闲西服，里面是一件高领长袖T衫。和他年轻时一样，说话时是个热情的大嗓门，给人的感觉是急不可耐要向你表明什么，声音响彻全场。
　　年轻时，维诺德·科斯拉从印度到美国留学，在读完斯坦福大学的MBA之后，同斯坦福大学的另一名研究生安迪·贝赫托西姆一起创建了太阳微系统公司。这家公司是IT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在美国司法部起诉微软垄断时，太阳微系统是法庭上重要的发言者之一。后来这家公司被甲骨文收购了。
　　但是在此之前维诺德·科斯拉已经离开了太阳微系统。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原因是因为他和太阳微系统的主要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之间有很多公司运营管理上的分歧——发达的风险资本是硅谷能够在创新创业上始终领先全球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却加入了约翰·杜尔供职的风险投资机构KPCB，转行做投资。约翰·杜尔是硅谷最好的投资人之一，我们熟知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如雅虎、谷歌和亚马逊，都拿过约翰·杜尔的投资。
　　科斯拉在KPCB的投资生涯也很成功。他曾经以在6个公司5000万美元的投资换来了150亿美元的市值。其中一例是，同步光纤网络设备制造商赛伦特在被思科以6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之后，科斯拉早期的800万美元投资在两年半之后价值变为20亿美元，这是硅谷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投资案例之一。这些战绩也让科斯拉一跃成为和约翰·杜尔、迈克尔·莫瑞茨等齐名的风险投资人。
　　后来科斯拉还是觉得KPCB是个太大的机构，不能灵活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于是他索性离开KPCB，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了科斯拉资本。科斯拉资本目前有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10亿美元用来投资新材料与新能源行业，还有3亿美元是专门投资早期创业公司的种子基金。
　　科斯拉的同事介绍说：“我们投资的成功率在10%以下。非常高风险，是真正的风险投资。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投资了超过100家公司。其中有3家生物能源公司在去年上市，为公司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
　　二
　　我们以维诺德·科斯拉为案例，或许就能看出为什么美国会不断有新的科技公司涌现，其中还有些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巨头，成为让很多人都羡慕的奇迹。
　　首先是开始创业的难易程度。
　　科斯拉以自己为例子说：“我在印度读大学本科时，希望能创建一个公司来做豆奶。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孩子没办法喝上新鲜的牛奶。新鲜的奶需要放在冰箱里，而当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冰箱。这启发了我，我想做这样一家豆奶公司，可以让每个孩子都喝上豆奶。但是在印度的1970年代，基本没有办法创业。不过在硅谷，即便你很年轻，也会很容易就开始创业。我的创业就很容易，而且，有人愿意给你钱，帮助你创业。这就是硅谷特别的地方。”
　　维诺德·科斯拉是印度人。也就是说，如果纯粹从人的聪明程度和企业家才能上说，如果印度和美国硅谷拥有同样的软环境和硬环境，科斯拉完全可能是在印度创业，在印度做投资，现在可能是作为一个印度商业巨头住在班加罗尔。但是显然不是这样。因为在当时的印度根本不具备让一个大学生创业的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你注册一家公司的难易程度和你获取创业资金的难易程度。除了富二代和官二代之外，所有想要创业的年轻人都会碰到这些问题，而在硅谷这些问题都相对容易解决。因为在硅谷除了遍地都是想要创业，成为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下一个拉里·佩奇或者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的年轻人之外，同样多的还有手握大量美元的投资人。这些投资人也有自己的梦想，那就是成为下一个约翰·杜尔，下一个迈克尔·莫瑞茨，甚至下一个维诺德·科斯拉。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税收的问题。对创业公司的税收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对风险资本获益的税收问题。美国的风险资本开始大行其道，应该是里根在加州当州长时，大幅度降低了对投资收益的征税比例，因此大量的资金涌入了风险投资这个行业。这些钱交给专门的风险投资机构，再由风险投资人去挑选那些有前途的创业公司，给他们提供资本金。
　　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科技巨头，比如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除了创业家本身的企业家精神之外，背后也都有风险资本在驱动。如果看过描述Facebook创业经历的电影，就会知道，虽然影片中对马克·扎克伯格的描述不太正面，但是把公司搬到硅谷绝对是关键一步。在硅谷他们拿到了贝宝创始人之一彼得·席尔的风险投资。
　　第二点很重要的是，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完备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
　　对于几乎所有的风险投资人而言，他们可不想一辈子当股东。资本都是逐利的。为什么风险资本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投资初创公司？科斯拉说自己现在的机构成功率只有10%，也就是如果投出去了1亿美元，其中9000万美元都是打水漂了，所投资的公司不成功，甚至倒闭。原因就是那剩下的10%的投资可能有巨大的收益，比如你一不小心投资了类似于谷歌、贝宝、Facebook这样后来取得高估值和大成功的公司。Facebook上市之前，我们已经能看到很多媒体都在算，当初哪个人投资了Face-book，上市之后可能有的几百倍的收益。
　　要想退出，途径无外乎两条，一条就是公开上市，IPO，比如谷歌和Facebook都先后创造当时历史上最大的科技公司融资金额，两家公司在资本市场上都是估值数千亿美元。另一条就是将公司出售给一个大公司。比如支付公司贝宝出售给了电子商务巨头eBay，创始人出来做风险投资，或者继续创业。彼得·席尔自己是很好的投资人，投了Facebook等公司。另一个创始人Elon　Musk更神奇，创办了一家电动汽车公司，一家航天飞机公司。媒体开玩笑说，历史上成功做到发射宇宙飞船到太空并成功返航的共有四个家伙：美国、中国、前苏联和Elon　Musk。
　　保持这两条退出途径通畅，就需要有发达的资本市场。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都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IPO场所，这点全世界都没得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科技公司，比如中国和日本的公司，都还要到纳斯达克和纽交所排队。另外，要有并购的文化和对创新与创意的保护。大公司尊重小公司的创新，不能说大公司看到小公司这个想法好，然后自己照着样子去做一个。这样也没有人愿意去创新。
　　很多欧洲国家，也包括亚洲的中国和日本，都很羡慕美国能不断涌现出新的科技公司。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芬兰还专门建立政府专项资金来鼓励创业科技公司，亚洲国家喜欢建立科技园，给予各种优惠。但是美国硅谷能持续领先，背后的资本驱动力和完整的从进入到退出的路径，是这些国家欠缺的。
　　第三点相对虚一些，它可以被描述成创业文化和对失败的宽容态度。
　　几乎所有国家的人都渴望财富，渴望成功，除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宗教上的原因之外。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都能对创业和失败持有包容态度的。
　　那次在硅谷的四季酒店，科斯拉说的一些话值得大幅引用：“今天(在硅谷)，你要想创业的话，几乎是肯定可以立即开始的。即便你从大公司出来，创建了一家小公司，大家还是会很尊敬你。比如像我的一个朋友吉姆·巴克斯代尔，他在1995年时有两个工作offer，一个是AT&T的CEO，一个是去做网景公司的CEO。当时网景公司还只有40个人，而AT&T已经是一家电信巨头。但是他选择了网景，尽管前者很庞大。
　　这一点在我们的生态系统中很重要。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创业者一起工作。你在大公司工作，大家给你的尊敬反而比较少。你要是敢于创业，大家就会比较尊重你，不管你成功与否。投资人也愿意投钱给你。总而言之，投资人支持你，管理人员支持你。现在Facebook、谷歌公司的人都愿意到小公司工作。这非常有意思。我儿子从斯坦福毕业时就想创业。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大学生甚至毕业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业。
　　……
　　做投资时，每天你会碰到不同的人。他们都非常现实主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认为自己能改变世界。他们会跑过来跟我说，他们手上有一个新的技术，以及为什么他们的技术能够在两年内打败谷歌。这些看上去不太正常的人能够改变世界。
　　我在印度长大。印度同样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很清楚中国的情况。在这些国家，人们害怕失败，因此不会冒风险去尝试。但只有敢于尝试，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反正这就是我在印度看到的最大问题：人们害怕失败，怯于尝试，虽然印度有很多人才。
　　至于我个人而言，我有愿意失败的意愿，反而是这种愿意失败的意愿给了我让我成功的能力。我不在乎失败。但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当然更好。
　　现在的商业世界都在谈论如果减少风险。问题是太多企业家和风险投资者把风险降到了太低，以至于虽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提高了，但成功时，成功的结果也变得微不足道了。我相信一个说法，敢于接受更高风险的人，也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我不知道诸君感觉如何，至少对于我这样一个有近十年商业报道经验的记者，都感觉在中国是很少见到像维诺德·科斯拉这样讲话的人，更不用说他还是真的这样去做。
　　对于一个优秀的人才而言，愿意接受一份稳定的工作，继承一个事业，还是去开创一个事业？失败的成本是不是让一个人创业失败之后就无法承受？如果我们最优秀的人才全都愿意去当国家公务员、去大公司中拿丰厚的薪水，那我们也就不用再抱怨我们没有类似于Facebook这样的公司出现了。
　　三
　　最近经常被人提及的一个新闻是，日本三家电子公司的2011年财报出来了，结果一看大家都吓了一跳，夏普、松下、索尼加起来亏损了200亿美元。这三家公司之前也都是中国公司效仿的榜样和学习的对象。如今榜样也举步维艰了，不能不让人震惊。
　　这些日本公司曾经让美国公司都感到很恐惧。只举其中一个例子，索尼曾经是苹果公司的学习对象，史蒂夫·乔布斯其实是很崇拜索尼的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的。尤其是盛田昭夫刚刚发明了随身听，席卷了全球音乐播放器市场之后。
　　史蒂夫·乔布斯推出iPod并且大获成功之后，在硅谷流传着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请问“索尼(SONY)”如何拼写啊？答案是“A-P-P-L-E”，就是苹果。因为大家都认为索尼其实是最有条件也最有希望革新音乐播放器市场的。索尼成功发明过随身听，有丰富的硬件制造经验；索尼旗下还有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之一。硬件和内容它都有。但是，偏偏还是一家电脑公司，既没有制造音乐播放器经验，又没有任何内容，辛辛苦苦去央求以保守著称的唱片公司，革新了这个产业。
　　对于日本科技公司的衰落，媒体和专家也都有了很多解释。其中有些有点道理，有些也很荒唐。因为对于日本来说，所谓岛国思维这些不利因素是一直存在的，那人家当年还崛起了，让傅高义都写出《日本第一》的书呢！至于说着眼于日本的国内市场，当年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写《国家竞争战略》，可都是作为有利因素来写的，现在怎么又变成不利因素了呢？
　　其实，如果要将松下、索尼、夏普这些公司和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这些新兴巨头比，其实是找错了比较对象。美国也有大公司在衰落啊，君不见，惠普连续换CEO，一个全明星阵容的董事会都拿这家硅谷传奇公司没辙。还有曾经的互联网明星雅虎，最有价值的资产反而变成了它投资的阿里巴巴集团。还有微软，还有戴尔，哪一个在媒体上不是四面楚歌，而在当年又是何等威风。也就十年左右，微软中国换个总经理新闻联播都会报道，现在，换个全球CEO估计新闻联播都懒得理了。
　　管理学大师克里斯腾森曾有名著《创新者的窘境》，解释了大公司为何在创新方面总是不敌新公司，最终被斩落马下。原因说白了也很简单，就是大公司所着力的大都是“延续性创新”，为客户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比如一个做电视机的公司，大抵不会去投资做个视频网站，而只是想着如何做出分辨率更高的电视机，或者做个3D电视机。但是等人家视频网站解决了带宽问题和内容版权问题，根本就没人再会看电视了，你还做高分辨率电视和3D电视干什么？但是新兴公司所做的都是“破坏性创新”。所谓破坏性创新，就是改变了赛道。变了赛道，原先大公司的领先也就白白领先了。如果此时大公司肯重新回到新起跑线，一起跑，由于组织庞大、决策缓慢等不利因素，都不一定跑得赢小公司——但是大公司有一个优势就是资金充裕。更何况很多大公司还执意顺着此前的跑道全力向前冲刺，一路捡着钱，冲向万丈悬崖。这些大公司都已变成了死魂灵。
　　所以，我们应该问的正确的问题，不是大公司为何衰落。必然的规律就是大公司的衰落。如果大公司不衰落，始终长青，领跑行业，那才值得研究。正确的问题是，为何在日本，除了索尼、松下、夏普这些传统的科技大公司，这么多年，竟然没有新的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出现？为什么一个曾以高科技制造业震撼全球的国家，竟然没有在繁荣时营造出一个轰鸣作响的创新机器，不断制造出新的传奇，而是守着一群已经死去灵魂的躯壳，还在拼命帮助它们？
　　究其原因，除了之前提到的硅谷的那些优势日本不一定具备：即初创企业在获取投资等各方面的难易程度；完善的资本进入与退出机制和创业文化与包容失败的文化，还有些原因要溯源到朝鲜战争之后，日本二次崛起之初。
　　日本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向披靡，汽车公司打得美国三大公司落花流水，电子公司也力压群雄。美国人也做了很多反思，比如在美国一向备受冷落的管理学家戴明，其精益管理法反而在日本大受推崇；比如日本公司的企业文化，没有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激烈对抗等。
　　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些指责，其实和今天中国经济崛起受到的指责是很相似的。
　　比如，指责日本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的崛起，是受到国家产业政策扶植的结果。有一个美国记者写了本书叫《我们在燃烧》，讲述日本电子产业崛起的过程，为其辩解说，这不光是日本政府政策扶植的结果，还有日本企业家自身的努力。当时美国人也在安慰自己。安慰自己的话跟今天面对中国等国家产业扶植政策时的话差不多，大意就是，政府产业扶植政策，在那些跟随性的行业，比如汽车啊、电子制造、太阳能啊这些行业是有效的，但是政府不能像市场那样有效率地发现下一个大增长行业。就日本和美国商业竞争的结果来看，这些安慰的话都是正确的。日本公司的确在个人计算机、软件、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方面落后于美国公司。这些都是风险资本挑选出的，不是政府政策选出的。
　　其次就是指责日本的银行界和产业界关系纠缠不清，产业界可以利用从银行获得的廉价资本来同西方公司进行竞争——这个指责也用在了今天对中国公司身上。但是这种简单的资本体系支持那些大公司可以，不就是贷个款嘛，但也同样是没有能力和动力挑选出有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初创公司的。
　　还有就是国内市场被巨头垄断，外人难以置喙。去日本旅行的人可能都有感触，带去的电话都不能用，必须租借日本本地运营商的网络和电话，但是手机样式的选择真是乏善可陈，丢了手机，大街上走看谁的都像自己的。幸亏有了一个孙正义，引入了苹果手机，还是和他的电信运营商绑定的。根本不像在国内这样，手机五花八门。
　　但是中国在这种电子消费品上市场开放选择多样，在互联网上却闭关锁国，这就造成了国内互联网也被百度、腾讯等公司垄断着，同样不利于创新。
　　四
　　重新回到硅谷公司。
　　史蒂夫·乔布斯去世之后，众人纷纷表示痛惜与哀悼，同时也有不少人中国企业家摩拳擦掌，纷纷往自己身上贴标签，表示要学习乔布斯好榜样。但跟乔布斯有过接触的投资人田溯宁说，他觉得乔布斯还不是很容易学，因为苹果产品背后是一套完整的软件架构，而这个软件架构背后又是一种观念，“即你认为知识应该怎么获得更有效，资源应该怎样配置更好……软件的核心是一种知识的重新组织过程，涉及到一种世界观”，“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认为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乔布斯认为世界不应该是混乱的，知识需要管理、编辑和重新组织，所以他建立起一个围墙中的花园。”
　　谷歌同样如此。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创立谷歌，就是要通过搜索让知识获取成本无限降低，在知识上达到民主，因为以往通过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是可以建立起不平等的。
　　Facebook要上市时，马克·扎克伯格说了句话，大意是，赚钱根本不是这家公司的目标，这家公司的目标是要践行一种社会使命，即让世界更加开放，更加紧密相连。
　　在目标仅是赚很多钱的人或者根本瞧不上商人的人来看，这些都可以被视作说说就算的漂亮话。但对整个国家和社会而言，这却是一种现实，那就是在一架永不停息制造各种创新、创造出大量财富的机器背后，除了我们所说的那些资本退出机制、初始创业难易程度等之外，竟然还有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框架在支撑着。
　　有一些思想家如托尼·朱特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嫁接到独裁政权上。但是，独裁政权上嫁接的资本主义可以制造出有钱人，但一定不能生出创新公司和伟大公司，更别提一架创新机器。最简单的例子是，乔布斯可以当面斥责总统奥巴马，认为其政策不当；托尼·朱特认为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也成功发展了商业，那请问哪个智利大商人敢对独裁者皮诺切特说半个不字？一个唯唯诺诺、灵魂不自由的人能成为一个伟大企业家吗？
　　到最后你会发现，商业和万物一样，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个生态系统的产物。也是这套系统最终造就了创新机器和死魂灵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