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欧洲的利害关系尤显重大。跨大西洋关系研究中心(Center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过去十年中,美国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有一半以上流向了欧洲。在2011年的前9个月中,美国在所有金砖四国(BRIC)的投资额,只有在欧洲投资总额的6.1%。
从2000年到2011年第三季度,美国在爱尔兰的直接投资是在中国同期投资的4.5倍。对美国的公司来说,欧洲一直是最有利可图的地区,美国从欧洲获得的附属收入(affiliate income)达到了2,130亿美元——几乎是从南美和亚洲获得的收入总和的两倍。“所有这些金钱和资本离开了美国,流向了低劳动成本的新兴市场的说法不过是个神话而已。” 美国私人财富管理信托银行(Trust-Bank of America 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的常务董事和首席市场战略家约瑟夫·奎因兰(Joseph Quinlan)谈到。“美国的公司一直在欧洲销售产品,并一直在充分利用欧洲的高技能劳动力。”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的发展也让欧洲成了美国跨国公司首选的投资地点,沃顿商学院迈克技术创新中心(Mack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高级研究员、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Business)国际商业教授希瑟·贝里(Heather Berry)谈到。“随着美国经济向高技术服务和金融业的转移,美国企业的外国投资也转向了拥有先进基础设施和通信系统的高度发达国家中的高科技、金融和服务业企业。”她谈到。
不管欧元区是否能保持完整,企业都在进行自我保护,以免受欧元区崩溃的打击。据《华尔街日报》(The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每个工作日即将结束的时候,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简称GSK)都会把现金从欧元区转移到英国的银行。与此同时,葛兰素史克公司还在加速回收欧元区伙伴拖欠的资金。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富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认为,这种举措颇为明智。“(公司)担心欧元区会土崩瓦解,哪怕是部分崩溃。”他谈到。“如果西班牙决定脱离欧元区——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么,存在西班牙银行的存款就会被转换成新货币,而且其价值会比以欧元计价的价值低很多。企业的金钱会因此而损失惨重。我们在2000年就曾看到过阿根廷扮演的这一幕。”
同样令人畏缩的,是企业面对经济衰退和消费者信心疲弱时如何运营的挑战。吉兰谈到,耐用品——尤其是汽车——制造商就身处遭受打击最严重的企业之列。“他们确实深受其苦。人们必须要吃饭,必须要买衣服,但是,他们可以推迟购买汽车。”汽车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utomotive Research)预测,欧洲的汽车销售今年会萎缩5%。
其结果就是,欧洲的汽车制造商——既包括欧洲本土的企业,也包括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附属企业——都会面临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在3月的日内瓦汽车展(Geneva Auto Show)上,有很多欧洲的汽车行业进行大规模重组以及工厂可能会关闭的议论。当然,政治问题会使在欧洲关闭工厂面临着诸多困难,但是,汽车行业的高管一直警告说,这样的结果是无法避免的。举例来说,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称,正在考虑提升设在欧洲的亏损部门欧宝(Opel)绩效的方案。该公司已经削减了5,800名员工,并关闭了比利时的一间工厂。
试图降低欧洲运营成本的企业不只是美国的汽车制造商。4月,日本三菱重工(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宣布了一项重组欧洲铲车产品的计划,公司这一举措的原因在于“欧洲因为欧洲元区深陷债务危机以及其他因素导致的铲车市场疲软。”欧洲经济表现的疲弱也对消费品企业造成了伤害。今年早些时候,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P&G)减记了15亿美元的美容器具和美容设备业务的价值,部分原因就在于西欧市场的疲软,这一市场占该公司这些业务销售额的50%。因为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的增长疲软,2月,宝洁公司还宣布了一项削减100亿美元成本的计划。
无论身处哪个部门,企业都会继续寻求在这一地区保住自己市场地位的途径。“看看欧洲为跨国公司做出的贡献你就能发现,这个市场可不是无足轻重的。”雷鸟商学院(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管理学教授坎南·拉马斯瓦米(Kannan Ramaswamy)谈到。“企业必须保住这个成熟而且颇具价值的现存市场。”沃顿商学院的蒙特罗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公司不会将在这一地区的业务关闭之后一走了之。”他谈到,他同样认同欧洲各个国家之间的危机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判断。“当你身处目前这样的危机情境时,你必须尽可能提高效率。我认为,跨国公司应该关注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并将效率较低的业务就此纳入到更具效率的业务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