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经济学、电影与《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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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By 李黎

有多少人在“重读《资本论》”这个严肃的命题前会望而却步？以电影、艺术和戏剧无论哪种形式去解读马克思，听起来似乎都是枯槁的。 “新德国电影”的灵魂人物亚历山大·克鲁格要给中国观众带来的对话与电影展，实际上却更像是在严肃的学术命题包装下酥软而易嚼的一块软糖。如果你对《资本论》的宏大艰深以及背后的隐喻感到厌倦抵触，那么爱情呢？或者，爱的经济学呢？
爱的经济学？
听听克鲁格在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交流讲座上讲的一个故事:“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中，莱诺尔小姐乔装成了男人，她异化了自己，替她的男人进了监狱，这就是爱。在启蒙时期，法国的一位大思想家与一个年轻的少女共同生活了两年，那个少女忽然告诉他，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但她一直在与那个男人的交往中保持贞洁，直到6月14日这天，大革命搅得她一团糟，于是她就跟那个男人上了床。在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4月，孩子出生了。那位大思想家还是为这对母女安排了逃亡的路线，而他自己则成为了这场革命中启蒙运动的牺牲者。这既是一个爱情故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故事。同样，去听威尔第的《茶花女》，或者很多中国京剧的剧目也涉及到这一主题，你会发现，所有涉及到金钱的场面都是悲剧。最终你发现，爱的经济学的确存在，它一直在折磨着我们，当然卖淫也跟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有关，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亚历山大·克鲁格的哲学体系里，真理、爱情、权力和金钱是组成世界的四大元素，它们是现实世界的四种状态,“中世纪的教父收取信徒的钱财，好让他们以为自己死后可以上天堂，但之后就出现了新教，终结了它们的权力。一个政客如果收了钱，或是卷进了某些跟金钱有关的是非，那他也会失去手中的权力。如果爱是以钱为目的，那结果也会很有趣：爱情其实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人们可以在充满爱意的同时拿出他人急需的、很有价值的东西，并为此获得金钱。爱与金钱可以就是一样东西，但它们无法跟第三样元素——真理结合在一起，一旦爱情涉及到了金钱，那真理就不会再接受它了。也就是说，权力、爱情和真理并不会同时屈服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和以金钱为导向的经济学。它们会相互交换地位。想想爱情中的交换就明白了：我爱上了某个人，因此他变得富有。马克思肯定会说，爱情不是因为我喜欢某人就给他什么，而我再也得不到那样东西，而应该是我通过爱别人变得富有，这的确是很有意思的交换体系。”

克鲁格拍了一部只有49分钟的电影，名叫《温柔的复杂》，他加了个副标题，叫做“千足虫带来的消息”。克鲁格解释道：“因为爱情史那么复杂，就跟有一千条腿的虫子一样，如果我们仔细去数它有几条腿，那就会被搞得一团糟。爱情远比《资本论》难讲得多，但两者都很有意思，我们也可以称它们为贯穿在各种文化当中的永恒的力量。”

克鲁格在讲座现场一再向同声传译员表示感谢，因为“永恒”这个词。他说永恒的力量是一个很难翻译的词，如果能翻出来，他必须脱帽致敬。克鲁格在思索来看他电影展的中国人会是什么样的人群？“如果给一群教条主义的公众放电影的话，那我根本就不会去尝试，那些人是不会喜欢这种电影的。另外，我也可能会放另一部电影。但我还是相信，我的电影还是可以被称为一部讽刺马克思教条的漫画的。还真有一些十分忠诚的青少年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比如那些1968年参加学生运动的人，这些人都不喜欢我，他们过于教条化。你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做了许多改变，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毕竟马克思主义不是供人背诵和膜拜的，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压力，我根本不相信这些教条。我相信我能够风趣地说服这些人，但我必须改变我的形式，用卡通的方式带大家读资本论。”
像收集童话一样收集历史的片段
用图片、言论、隐喻和格言来拼接出一部包罗万象的电影，这是克鲁格一直以来的尝试，也是他的夙愿。“从16世纪初到现在400年来的所有歌剧也是一个完整的系列。它们像一面历史的哈哈镜，事实上，瓦格纳曾经写过长达四晚的歌剧，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电影还要长得多。一部电影如果要更全面，要能够反映真实的社会关系，也必须更为包罗万象。但人是主观性的，而我们所记录的物也是主观的，摄像机记录下的不过是它们某一瞬间的状态。我们可以将这些瞬间拼接到一起，它们之间可能产生一定关联，这种关联才是电影的范畴，毕竟电影仍然是一个年轻艺术。我的奶奶出生于1882年，那个时候电影还没有诞生，就算现在我们也不能给电影下定论。”

克鲁格经常把自己比作当代历史的记述人，他说:“也许我应该再谦虚一点，其实不是我在记述历史，而是历史在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我自己只是一个收集者，就像格林兄弟收集童话一样收集历史的片段，并将它们编在一起。时间有两种，一种是希腊的机遇之神凯霍斯所代表的时间，凯霍斯是个秃头的侏儒。但要是我去晚了，可能就不小心在他身后滑了一跤，我自己的头发就挡住了我的视线，而这一瞬间就被我捕捉了下来，仿佛凯霍斯头上也长出了一簇密发，这就是镜头之神的力量。”

“而我说的‘收集’决不是麻木的过程，借用我一个同事的话说，我们的宗旨就是：‘将事实和新闻从人类的冷淡中剥离’。我想给中国的观众们讲一个故事，今天已经2012年，中国在1912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而那一年发生了巴尔干战争,直接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1912年还是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年份……这里就能体现出马克思的重要性，也体现了观察和挽歌的重要性。泰坦尼克号有72个服务员，其中有一部分是亚裔人士，他们都不幸遇难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来自意大利的阿布鲁佐，他们死后留下了许多遗孀，其中有些人甚至只是跟他们订过婚而已。按照当地的风俗，她们都需要为此守寡，终身不再嫁，这也值得我们为她们唱上一曲安魂曲。1966年——那时你们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一个名叫路易吉·诺诺歌剧作曲家为这些泰坦尼克号的遗孀们创作了一曲哀歌。我想说的其实您刚才也已经提到了，我们的这一面、这一生，我们的工作和被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的根本力量都在书写着历史，它们都是一种经济学，一种跟鼹鼠一样，坚韧、永不放弃、一再出现的经济学，那就是答案。”
“一切物都是着了魔的人”
在克鲁格的电影里，“一切物都是着了魔的人。”这也是马克思的原话。“他通过观察每一个人的生活，观察他们的工作和努力，得出了这一结论。就像一盏钟，或是诸位刚刚用过的杯子。马克思说：我用一把小折刀砍一台机器，血流了出来。这其实是一种隐喻，事实上，物都是剪影，它们是我们人类的真实写照。如果人类不够自律，不能有序生存，那物也会非奸即诈，具有破坏力。而汪晖教授刚刚提到的反媒体的概念，这种反媒体的力量其实就在我们手中，在媒体的包围中，反媒体往往能够创造奇迹。比如，在英国就有一档很糟糕的选秀节目，商业化到了极点，几乎完全就是骗人的把戏，评委也是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有一个小书记员也参加了这档节目，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一口牙也长得不好，他唱了《图兰朵》里的一段男高音选段，这跟电视节目的风格一点都不般配。可观众却认同他那普契尼般的音质，他们强迫评审团将他留了下来。可惜好景不长，反媒体的力量就闪光了那么一瞬，不久之后，那个人就去补了牙，也唱起了那些糟糕的流行歌曲，开始适应起了这档节目的风格。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一瞬间，反媒体还是撕开了媒体那厚重的窗帘，起码有过那么一瞬间的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