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自由路漫漫：曼德拉之孙和新南非

zhixun

曼德拉的生平代表了所有南非人的生活轨迹：从文盲众多的贫困农村移民约翰内斯堡这样的文化熔炉。但他的长孙曼拉曼德拉2007年却从城市迁回穷乡僻壤，追溯他祖父的脚步逆流而上，在种族隔离的记忆淡去之际为国家寻找新的身份。

教授翻译fking86发布：2012-10-11 01:27:28

纳尔逊·曼德拉乌鸡变凤凰，十几岁逃离农村老家，在大城市成长为律师，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游击队领导人和最受追捧的政治犯之一。27年的铁窗生涯之后，他于1990年获释，1994年当选全球最年轻的民主国家之一——南非的首脑。一届任期结束后，权力平稳过渡，他退隐后台，但一直被奉为国父。
曼德拉的生平故事代表了所有南非人预料之中的平常生活轨迹：从文盲众多的贫困农村移民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见注2）这样的世界文化大熔炉。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长孙曼拉斯兹维曼德拉（Mandlasizwe Mandela）2007年反其道而行之，从城市迁回穷乡僻壤，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失业率高企，犯罪猖獗，城市不再必然代表纳尔逊·曼德拉的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党（非国大党）对所有南非人所承诺的“更美好的生活”。
年幼的曼德拉生长于索韦托（Soweto），一个位于高速现代化的约翰内斯堡边缘的巨大贫民窟。他曾在南非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攻读硕士学位。曼拉曼德拉和他年轻的妻子来到曼德拉的老家穆维佐，出任酋长（nkosi，南非人对部落首领的称谓——译注），即传统议会（the Traditional Council，见注3）的头领。在这期间，这位新任酋长将矛头直指这个新生国家成立之初即被掩饰了的核心冲突——保证在一个无种族、无性别歧视的国家里一人一票的权利与依然大行其道的世袭传统头领不受制约的王权之间的矛盾。
我第一次去穆维佐的时候，驾车通过了也许是这个国家最破的公路，一路颠簸来到这个村庄，目睹纳尔逊·曼德拉的孙子被奉为传统头领。全国上下，人们从最落后、最贫困的农村地区向城市迁徙。不过，对于大多数曼德拉的同胞来说，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的生活依然遥远，就像肥皂连续剧《几代人》（Generations）和《以斯丁哥》（Isidingo）（见注4）里的名角们惹的麻烦那么遥远。
山形圆润，像滚动在地平线上的半个月亮。姆巴歇河（the Mbashe River）蜿蜒穿过山谷。曼德拉就职庆典的前一天，我在德班（见注5）的国际会议中心参加了为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见注6）举行的豪华生日派。当时，祖马已经向时任总统的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发出挑战，最终分裂非国大党，废黜了时任总统，促成祖马2009年当选总统，其纲领是强调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国际会议中心有着光滑的大理石地板，宽阔的大厅，璀璨的灯光，政商界的新精英们迤逦成行、衣着华丽；这里则是尘土砂砾，衣衫褴褛，原野空气清新。
道路九曲十八拐，爬过陡坡我来到这美得荒凉的所谓圣地（the Great Place，见注7）。人们早早出行，起伏成行，头顶初升的太阳，涌向村子，希望一睹他们家喻户晓的土生子。70年前，纳尔逊·曼德拉的父亲，穆维佐传统委员会的首领，被一名英国殖民法官草率解职。滕布王朝（amaThembu，曼德拉所属的大部落名——译注）的国王告诉我，其间村庄酋长的位置一直空缺，除了姓曼德拉的人，村民拒绝接受任命任何人。在这里，酋长世袭的传统仍然盛行。
纳尔逊·曼德拉的自传《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里提到过1920年代末亨利·加德拉·曼德拉（Henry Gadla Mandela）被解职一事，作为殖民压迫的鲜明例子。曼德拉写道，那位地方法官传唤他父亲，但他父亲不肯向英国的统治低头，据传他用科萨语（isiXhosa）答复说：“Andiza ndisaqula”——我不会来，我准备战斗。历史书上的故事版本更为复杂，包括指控亨利·曼德拉酋长非法出售沿河的土地。不论哪种情况，自从纳尔逊·曼德拉1990年获释，村民们就时常希望他能继承父亲的位置来领导议会。不过，纳尔逊·曼德拉被推举为非国大党和国家的领袖。
纳尔逊·曼德拉1999年从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村民们的希望再次燃起，但他不同意，说年事已高，难以继任。依照惯例，他的长子应该继任。但长子廷比（Thembi）在曼德拉被囚禁于罗本岛（Robben Island）时死于车祸，次子马克戈托（Makgotho）2005年初死于艾滋病并发症。于是不得不隔代男性继承。如今，马克戈托的长子、纳尔逊的长孙曼拉斯兹维同意披上狮子皮。
这次反向迁徙很稀奇，和纳尔逊·曼德拉从农村生活到城市律师再到革命英雄的方向完全相反。由于对大都市现实生活的失望，一些城市居民返回了农村的家园，这位传统准头领并非独一无二。虽然迁徙主要还是流向城市，但也有少数人在大城市经历了失业、疾病、犯罪侵害等可怕的生活挫折之后，回到农村。
曼拉斯兹维，或者叫曼拉，在索韦托长大，获罗得岛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他早先曾在中国和中东经商，小有成就。和他的姐姐和兄弟们一样，曼拉受约翰内斯堡国际化氛围的影响，基本上是个都市人。不过，他仍然决定回到祖父的出生地，担当起一个保守而传统的角色。纳尔逊·曼德拉在他的自传中这样描述穆维兹“一个远离世界尘嚣的小小世外桃源，那里的生活延续数百年不变。”我很快得知，曼拉回到了祖先的土地，满脑子是如何改变村庄的蓝图。
强风吹过峡谷，摇晃着我的车。驶离高速公路几英里后我停了一下车，于是车里挤进了穿着传统服饰的四位老妇人和六七个孩子。车坐得太满，都快开不动了。没办法换档，所以只能挂二挡，艰难前行。女人们的脸颊涂着红泥，表明她们是amaqaba，即说科萨语的传统主义者。我的乘客们指着迎面而来的amagqoboka，即那些开化的人，捂着嘴大笑。
豪华轿车像脱缰的野马超过我们，飞速冲上山去。在弯道附近，一辆宝马四驱吉普车骑在路边停着，爆了两个轮胎。稍远处，一辆锃亮的奔驰车头盖支起，冒出缕缕蒸汽。女人们看到豪车爆缸，衣着光鲜的男子从驾驶座上探出身体，对着发动机疯狂地挥动着双臂，叽叽喳喳地乐个不停。
路的尽头可以俯瞰到穆维兹，支着的帆布帐篷挡住毒辣的太阳，庇护着人们。空地的中央是四方形的平台，以狮子皮和豹子皮做装饰。躲在一旁的狗骨瘦如柴，尾巴细得像鞭子。突然，一架军用直升机掠过，降落在附近的山脊顶部。一辆大型四驱车停下来，看得见纳尔逊·曼德拉坐在乘客座上，脸贴着车窗，凝固着古怪的笑容。即将在这一天荣登酋长之位的孙子曼拉和次孙纳达巴（Ndaba）搀扶着祖父和祖母格拉萨·马谢尔（Gra愀 Machel）下车来。
年轻的男人们光着上身，身披传统长袍，头和脚踝缠着珠带。他们跟着老者走进帐篷，帐篷是专为他们搭的。一阵狂风乍起，狗开始狂吠，大家站起来，向国父欢呼。由于仪式主持人用卡车拉来的发电机短路，音响系统也烧坏了。只有我们这些站在跟前的人听得见老兵们和传统头领声嘶力竭的系列讲话，拉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
曼拉被请到前面，看上去有些幼稚。瘦长结实、一脸兴奋的滕布国王达林耶波（Dalindyebo）是位中年男子，脖子上绕着几串珠链，他把狮子皮披在年轻人的背上。一群老人，有宗教头领和王室成员，把手放在狮子皮上，为曼拉曼德拉举行即位圣礼。祝福完毕，人群中的妇女呜呜叫起来，以示庆祝。兄弟俩在一队裸胸的年轻妇女中间跳起舞。格拉萨·马谢尔（Gra愀 Machel）也加入其中，拉着曼拉妻子的手，带着她随节奏起舞，在这一刻之前，只有男人才能跳。
终于，该年长的曼德拉发言了。人们搀扶他起立，但他坚持自己独自走上讲台。曼德拉昂首挺胸，拾阶而上，一路摇晃着。当他走过你面前，你可以看到88岁的他已经多么脆弱。风从一面扑向他，他就朝着那个方向走，然后风又从另一面扑向他，他摇摇晃晃地倒向右侧。他在风中咧嘴笑着，向穆维佐传统议会的新任酋长致敬。然后曼德拉用科萨语喃喃说起来。他的话引起了一阵令人震惊的沉寂，随后我身边的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说什么了？”我问站在我旁边一位记者。“现在我可以平静地死去了，”他说，听上去也惊呆了。
当老曼德拉讲完话，他和格拉萨·马谢尔在贵宾帐篷里会晤旧友，年轻的客人们登上讲台，跪行到他们的新酋长面前。这是一种代际敬拜传统权威的仪式。正式仪式结束后，我跟着曼德拉兄弟走到一处眺望点，离他们祖父出生的地方不远。岩石嶙峋的峡谷之外，看得见一片肥沃的土地在休耕。这时候我注意到纳达巴·曼德拉背部正中纹着一头狮子，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转过身来，面带疑惑。我问他，现在他哥哥已经是穆维佐的酋长了，他是否打算在周边的乡村转转，力求在邻近的社区当酋长。他呼地转过来，低声说道：“你疯了吗？老兄，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约堡男（Joburg boy，见注8）。”农村的慢节奏生活和传统的男女关系观不适合他。他说自己是“彻头彻尾的约堡男”，于是有了后来长时间的会谈，一直延续了四年，主题是作为南非最有名家族的成员和内心是约堡男意味着什么。不过，那一刻他似乎兴致很高，观赏着他兄弟胜利的时刻。
另一方面，新酋长脸色凝重，仿佛他突然意识到了新职责的份量。他说：“发电机今天令我们失望。但这无论怎么说也是个奇妙的典礼。”这位新任的酋长报告说，村里还没有电。他知道，很难说服电力供应商Eskom公司（见注9）给这样一个偏远的地区输电。路也糟透了。他注意到一些贵宾们的车爆了胎，引擎受损。他打算在该地区恢复小规模的农业，已经把自己的公牛提供给邻居配种，为村民生产新的牛群。穆维佐的酋长设想了一种新型村庄——也许是“地方分治”，但也是个农村行政区，完全代表着新国家的理想。穆维佐将更多地参与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如果曼德拉酋长如愿得偿，它也将受到保护，穆维佐还将受到保护，远离现代生活的某些异化现象。
我不在穆维佐的时候，曾在一天早晨拜访了曼德拉在霍顿（Houghton）的豪宅，和马克戈托·曼德拉四个儿子中的两个小儿子交谈。他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两个和他们的哥哥一样，年幼时就从索韦托接到祖父的房子里和哥哥们生活在一起。不过安迪勒（Andile）和姆布索（Mbuso）和他们的哥哥不一样，天生就是自由一代（Born Free generation，见注10）。他们生在城市，长在新体制下。纳达巴从一个婶婶那里把这两个年幼的男孩接过来，他们当时住在不远处，海德公园（Hyde Park）里的一个高尚社区。他们三人蹲在沙发上，纳达巴作为我们谈话的监护人。
16岁的姆布索穿着红白相间的阿联酋航空（Fly Emirates，见注11）的足球队球衫，而13岁的安迪勒身着白色耐克运动衫，拉链一直拉到他的喉结处，下身是粉蓝色七分牛仔裤。他们三人并排坐着，活脱脱一幅肖像画；纳达巴最像祖父，但两个弟弟就如老人少年时的模样。我问道，自己的爷爷就是现代南非历史的核心人物，学习这段历史有何感想。姆布索回答说，他一直在学校攻读黑人觉醒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见注12）的历史。他告诉我说，他最仰慕的人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见注13）。他说，毕竟是比科让南非黑人相信，做黑人很自豪。
关于他的祖父在促进多民族精神中的作用，姆布索·曼德拉没有冒昧发表意见，黑人民族主义思想经常与这种思潮相左。不过他觉得很爽，历史课上看电影时，他的祖父出现在屏幕上，他的同学们就戏弄他说，“噢，姆布索，你上电视了！”从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明显看得出来，年轻的男孩们认为种族隔离时期像古老的历史一样遥远而陌生，这一点和他们的哥哥们不同。姆布索说：“真是奇怪。你想都想不到人可以卑鄙到这种程度——他觉得长得不像自己的人就是地球上的垃圾。”姆布索主动说道：“我才不会用过去来判断人。我只看现在，看现在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变了。不能总是记仇吧。”
兄弟俩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现代音乐的发展趋势，尤其钟爱里尔·韦恩和杨·杰克（Lil Wayne and Young Jack，见注14）的歌。这个古老的家族曾专注于政治，但他们的叔叔婶婶们现在投身于各种私营业务。姆布索认为他未来要做管理；安迪勒希望能在音乐制作方面找到出路。他们说，和祖父一起出席的大型典礼，以及长兄就任穆维佐酋长的仪式都令人难忘。但他们也承认，他们不清楚大部分过程，因为两人都不懂科萨语。安迪勒说，他的第一语言是祖鲁语，因为他的母亲说祖鲁语，但他的哥哥姆布索在他只有5岁时就开始教他说英语。于是，纳尔逊·曼德拉在其自传里那么深情赞颂的科萨语和科萨语文化的根意识在他的孙子辈中几乎消失殆尽。
姆布索说起自己身份的方式让我想起墨西哥移民的孩子，当我还是名年轻的记者时，我在家乡加利福尼亚州的山谷农村认识的那些人。他们常常一上学就不再说西班牙语，你经常会看到家里的父母只会流利的西班牙语，大部分的话孩子们听不懂。当然，区别在于，曼德拉家族并没有跨境移民，他们不过是城市化了，融入了多种族多语言的环境。他们的故事并非经典的移民故事，由于移民导致流离失所、丧失语言和文化，因为某些新东西填补了他们丢弃的身份——一个新兴的全球身份，跨文化、跨阶层、凸显包容的南非人。
“那么，说起你的身份，你认为自己是科萨人吗？”我问道。换句话说，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说科萨语的人。“不，”姆布索认真地回答道。纳达巴的眼睛都瞪大了，难以置信。“你不承认自己是科萨人？”他质问道。姆布索脸一沉，转头不理他哥哥。“我说什么了？”他抗议道。纳达巴瞪着他。“人家问你你怎么看你自己！”他吼道。我打断了他们，把注意力引向安迪勒，试图缓解紧张：“如果一个人从火星上来，他问你是谁，来自哪里，你会怎么说？”
我脑子里回响起雅各布·祖马做自我介绍时的磁带：“我是雅各布·祖马，来自恩坎德拉（Nkandla）。”安迪勒面露疑惑，不过他还是回答了，语速很快：“我会说，我叫安迪勒，住在海德公园。”我步步进逼：你们是否认为长兄是你们家尊重传统生活的原因之一？“科萨是我血脉的一部分，”姆布索喃喃地说，挪了挪屁股。“但如果有人问我‘你是谁？’，我不会首先说这个。”
此刻门开了，他们的长兄走了进来。曼拉和他的妻子珊多（Thando）前来拜访祖父，随后将去中国进行商业访问。曼德拉酋长正涉足石油业务，经常会到北京和中东出差。不幸的是，从机场出来的路上出了事。他的妻子单独一人旅行，被人用枪指着，不得不驶离公路，被迫下车。第二天就要出发，临时再换衣服必然手忙脚乱。虽然是穆维佐的酋长，还是曼德拉家族的一员，依然逃不脱现实中日常的犯罪行为。弟弟们站起身来，离开了房间。面对付出了相当努力选择自己的余生重塑归属感的兄长，他们可不想讨论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对于科萨语言和文化的归属感。
圣诞节的早晨，我开车回到穆维佐，看看新酋长事情进展得如何。承担起酋长的新角色后，他和妻子就一改在约翰内斯堡和格雷厄姆斯敦（Grahamstown）习以为常的城市生活，开始了农村生活。在其间的几个月里，纳达巴·曼德拉曾几次暗示，新酋长和妻子的过渡期比任何人所预料的都困难。这一次我开车离开高速公路时，再没有遇到政府的部长和王室的游客在可怕的道路上颠簸。倒是有赤脚的年轻妇女和小男孩拎着水桶上山。
等我找到山脊口，然后驱车到了标着曼德拉出生地的眺望点时，太阳正在仲夏的天空燃烧。曼德拉酋长拂晓就起床了，为他当上村子酋长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做准备。一帮男子帮他屠宰七头绵羊，供给周边地区的儿童。为了接待曼德拉的家人新建了5座新圆形茅屋，茅屋后面的篝火上，巨大的金属锅在煮肉。从我看到他就任以来，新酋长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承担起这个崭新而复杂的角色。他从村子里带去20名孩子到北京出席世界小姐大赛，还监护一个少女孩代表团到斯威士兰（Swaziland，非洲东南部内陆国家——译注）出席芦苇舞蹈大会（the Reed Dance，见注15），她们在那里举行了传统的处女检验仪式。
和他一起去中国的孩子都是第一次坐飞机。我想起乔纳森（Jonathan，见注16）第一次从开普敦飞到约翰内斯堡去会见纳尔逊·曼德拉。村里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走出过村子。曼德拉酋长面带微笑说道：“他们第一次看到中国人。我们去看了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对于他们来说，最惊奇的是看到崇拜另一种宗教的人。”他回顾说，随他到斯威士兰的女孩子们用歌声博得了斯威士兰人的喝彩，他称她们为“我们的姑娘们”。他说：“我们的姑娘们出席芦苇舞蹈大会，和那里的姑娘们会面，了解斯威士兰的文化价值，告诉那里的孩子们我们这边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
不过，虽然他为这些成就感到骄傲，新酋长仍然深感痛心，他努力为穆维佐带来变化，却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他无数次呼吁省里和国家的官员帮助他拓宽道路。当地亟需一个卫生诊所。他计划在村子周边开展技术含量低的经济发展项目。但曼德拉觉得省政府的官员在阻挠他。他气得头顶冒烟，头8个月来本来可以做得更多。现在他说他切身体会到了，为什么传统的头领们对非国大和中央政府有这么多的怨气。
1994年以来，国家政策的重点集中在城市“发展的节点”。农村领域几乎无所作为。曼德拉告诉我：“我觉得我失败了。你会想着罢手，弄弄明白为什么某些事情没有按照应该的方向发展。你重头再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曼德拉酋长穿着一件长袖蓝色衬衫和褪色的粗布工作服，系着镶钉的棕色皮带。他的脸因忧虑而布满皱纹，有一抹淡淡的忧伤。在授职仪式上他昂首挺胸、身材高大。如今弯腰驼背，面色沮丧。
约60名儿童在凸凹不平的地上排着队，等着圣诞糖果和一块面包。曼德拉指挥孩子们坐在一块水泥板上，旁边是他祖父的大幅照片，身着传统服饰，那是40年前，他正准备在利弗尼亚叛国罪审判（the Rivonia Treason Trial，见注17）现场出庭，他被裁定罪名成立，被判入狱。当时的纳尔逊·曼德拉和现在的曼德拉酋长年龄一般大。这个孙子完成了循环，把家传的影响力带回到家乡的村庄。
孩子们等待着，推来搡去，取他们的特别伙食。纳达巴、他的兄弟们以及表兄弟们从祖父的居住地古努镇（Qunu）赶来帮忙。曼德拉酋长责备他们来晚了，让他们立刻开始干活儿。他们从陡峭山坡上的煮锅里用纸碗盛上热气腾腾的羊肉，端上来给孩子们。孩子们伸着手，屁股靠屁股挤坐在水泥板上。看着纳尔逊·曼德拉的孙子孙女们在他的出生地给贫穷饥饿的孩子们奉上一顿难得的肉食，真是令人动容。
曼德拉酋长穿上淡黄色的运动外套。在我们的身后，妇女们注视着，其中许多人背上缚着婴儿。酋长坚持让父母把孩子放在空地边上，父母在田里等着。一些村民不准孩子来，因为他们不赞成他只给孩子们吃大餐的决定。小雨下起来，父母们饿了，淋湿了，怨忿了。孩子埋头狼吞虎咽，酋长帮着最小的孩子把碗放在他们腿上。有大人叫孩子把食物带上山去分着吃，他挥手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曼德拉颠覆了传统，压制了父母分配家人口粮的权力。
等到大多数小朋友吃完羊肉，细雨变成了倾盆大雨。风暴笼罩了奄奄一息的太阳，把周围的一切抛进突如其来的黑暗中。村庄外可以看到燃烧的篝火，青少年聚集在篝火边。曼德拉告诉我，他很失望，不来出席庆祝活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当我们离开圣地时，才明白那些青少年这段时间都去了哪儿，他们在狭窄、危险的道路边开派对。
汽车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年龄稍大的女孩子和年轻妇女跳着舞迎向汽车，在烂泥里跌跌撞撞、滑来滑去。湿衣服紧贴着她们的身体，在车的前大灯下呈半透明。“带上我们吧，你难道不想要我们吗？”一个女孩冲着我喊，伸出双臂，胸部贴在侧窗玻璃上。另一名年轻女子跳着西迷舞（shimmy，一种扭臀摇肩的性感舞——译注）走向副驾一侧，拼命勾引我的同伴，那醉醺醺的呼喊——带上我们吧，你难道不想要我们吗？——一路上都萦绕在我耳边，一直到乌姆塔塔镇（Mthatha）我们住的地方。
圣诞节后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一路泥泞开车回到穆维佐。路上空无一人。头天晚上所有的篝火都被浇灭了。只有烧焦的木头四处散落，诉说雨中发生过狂野不羁的派对。天阴沉沉的，乌云压城。当我们到达圣地时，曼德拉酋长正和十多位当地居民在山脊下的一座大圆形茅屋里开会。
这些村民们是被派去参加在波罗克瓦尼（Polokwane，见注18）举行的非国大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大多数是老年男性，披着毛毯。每个人轮流讲述这次会议上的见闻，全部说着机关枪似的科萨语。一片欢声笑语，甚至有人说起讨论政策和候选人时的争论以及后来庆祝胜利时的活动还手舞足蹈起来。曼德拉转身对我说：“他们说，‘马迪巴（Madiba，曼德拉的族姓——译注），我们完全按照您的指示行事。’”我心中随之一动，这个家族的族姓一般是纳尔逊·曼德拉专用的，居然已经用于称呼穆维佐的新任酋长了。他接着说：“他们说，‘我们没有在投票上妥协。’”这位酋长一口咬定自己并没有影响他们投票，只不过警告过他们，不要受他人的不当影响。酋长主张代表们应该代表本地各分会成员的真实意思。当然，实际结果就是加盟祖马的阵营，因为他在当地非国大分会中赢得了62％的选票，对手是塔博·姆贝基。
政治讨论进行到一半，陶瓷碗送了进来。碗里是烤得微糊的美味——羊脑，羊是圣诞节给孩子们宰杀的。羊脑松软偏咸。曼德拉吃着自己的那一份，坐着一直听长老们谈论了一个多小时。他扬起头，不时点点头，插话提问。波罗克瓦尼大会的结果令他高兴，因为他一直支持祖马。他告诉我说，他的祖父和他完全一致。
他补充说，老曼德拉看到党在塔博·姆贝基的领导下如此混乱，一直很痛心。“我祖父告诉我：‘我说过我只任这一届，为其他非洲国家做个榜样。身为非国大的一员，我一生中我从没想过非国大愿意讨论第三个任期的问题。’”酋长透露说，姆贝基对权力的恋恋不舍“一直困扰着他”。他让我放心，波罗克瓦尼大会的结果会让老曼德拉“高兴地看到南非已经有了成熟的民主，你知道，我们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了。”
酋长和从波罗克瓦尼刚回来的代表们畅谈着，天空云开雾散。脚下的山谷明媚，坡上草木繁茂，有常见的藏红花灌木，一簇簇无花果树，以及好望角类梣楝。上世纪初，当他祖父的父亲当酋长时，家族控制着整个山谷，一直到地平线尽头。斗转星移，土地被瓜分、出售和转售。不过，收回所有权比他想象的更难。曼德拉告诉我，省政府设置了程序性障碍。首先，省督向当前的所有者提出给与补偿，但评估的价值在曼德拉看来是虚夸的，然后省督又没能提供这笔钱。最后，国王达林耶波建议纳尔逊·曼德拉个人去筹集购买土地所需的资金。
酋长说，甚至在老曼德拉把筹集来的钱存入银行后，国家和省里的官员仍然拖着不办理转让手续。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这个问题会继续恶化。曼德拉原以为能够简便利落地收回家族财产，结果却是一场漫长、艰苦、复杂的跋涉。土地边界争端最终将使他不仅与政府官员对立，而且还会和相当数量的本村村民关系恶化。数年后，穆维佐的居民将会把他告上法庭，指控他这个酋长强行在村庄边上建豪华旅游点，手段粗暴、非法攫取土地。除此之外，穆维佐的居民还将指责酋长把他们赶出了传统的家族墓地。
在2011年10月的一次社区会议上，一名《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和一名摄影师被强制滞留了八个小时，曼德拉指控他们非法侵入，谴责在法庭上挑战他的村民。这位酋长明确表示，他认为报刊杂志是反叛他的力量的代理人。“这是战争。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有人引用曼德拉的话说。“这将是一个难熬的周末，我们要宰牛。祖先把这些人给我们带来了。”从他来当酋长之后的几年里，他所在位置的权威——也许，他并未预见到那是何种权威——似乎已经令曼拉·曼德拉方寸大乱。当时我虽然定期给曼德拉打电话和发电子邮件，我们却很难在手机上说上几句话。他从来不作书面答复，并且缺席预定的会议。当我得知2011年年底在穆维佐的冲突时，不禁回想起三年前他的计划听上去多么高尚。
1906年，殖民地法官褫夺了他曾祖父掌管这个村子的权力，2007年年底，新酋长努力重新夺回控制权，这显然很重要。该地区的许多村民都有穆维佐一部分土地的契约，可追溯至1910年，是在老酋长曼德拉下台时颁发的。曼德拉的孙子对所拥有的周边土地的控制权迟迟得不到认可，他将之归咎于政府官僚缺乏对传统头领的尊重，不过确有许多相互冲突的合法要求。
可是，年轻的曼德拉与官僚的冲突导致他得出奇怪的结论。他预计非国大政府和传统头领之间将爆发历史性大规模冲突。“如果你看到核心的问题，那么这个国家今天可能出现的唯一真正的革命是脱离传统主义，”他说。“因此，对抗非国大统治的反革命依赖于传统主义分子。我们有群众，我们有人民。”
酋长突然打住话头，招呼一群路过的少女进圆形茅屋。这些年轻女子美艳惊人，穿着短裙和人造丝的衬衫，高綰头发，笑容灿烂。不过，他们的酋长一开口，她们的笑容就没了，低下了头。他脱口而出一大串责备来。年轻的女子们感谢他奉劝她们以后要行为规矩，拿起吃剩的面包，退出了门口。“她们刚刚在派对时被逮住了，你大概见识过那些派对，”他解释说，把路边狂野派对归咎于住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的青年男子的影响，他们只在假期返回家乡的村庄。“他们在圣诞节前三天回来，带着钱（回家），可他们不做有意义的事，不协助家里人，反而和这些酒吧女打得火热，”他说。
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长大，也曾经在酒吧里年少轻狂。现在他说话就像经历过重生的禁酒主义者。他感叹道：“他们只知道酗酒！”他知道回来度假的游客仍然觉得自己是穆维佐的一员，但酋长觉得他们更像是一种传染性病原。他抱怨说这些年轻人已经“受到西方生活方式和城市文化的侵蚀，他们脱离了传统，脱离了习俗。”
我注意到酋长的妻子珊多不在。头一天是他就任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宴会上就没有她的身影。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一直期待了解她对于适应农村生活有什么感受。当我问起他的妻子是否安好时，曼德拉一屁股瘫在他的座位上。他有些凄然地承认，她决定和娘家人一起过节，并坦白说穆维佐的生活对她打击很大。毕竟，他们两人步入婚姻殿堂时是一对现代情侣。他们的关系同旧规则发生了磕碰。她在小村庄的身份仅仅是酋长的妻子。
“我本就一直喜欢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她做出了很多牺牲，”曼德拉说。“她是一个现代女性，但远离都市来到这里，文化变了。”例如，她在村里不能穿短裤，必须披头巾。还有一个导致他们关系紧张的更重要的原因，曼德拉没有提，但我知道一些，因为我们恰好有共同的朋友。那就是一夫多妻制。在特兰斯凯（Transkei，见注19），人们期望酋长多娶几个妻子，通过婚姻把该地区不同的家庭和家族联系起来。珊多·曼德拉显然不愿意在他们的二人世界里接纳其他的妻子。
“整个摩擦爆发的根源就是现代意识，”曼德拉解释说，相当含糊地提到他和妻子在这个问题上的争端。许多人在协调农村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活方式时都遇到过类似麻烦，我觉得他这是一种新版本。曼拉·曼德拉和雅各布·祖马一样，经常穿梭于这个国家的内地和最国际化的城市之间，内地受传统势力控制，城里人们的身份多变、相互交融。如果你频繁往返于恩坎德拉、穆维佐这样的村庄和德班、开普敦、约翰内斯堡等城市之间，就很难不相信曼德拉酋长是在为心目中的村庄恸哭，而这村庄已然没落，渴望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
芝加哥大学的两名南非人类学家约翰·科马若夫（John Comaroff）和让·科马若夫（Jean Comaroff）曾指出，这种紧张关系是新体制所固有的。该国备受称赞的宪法包括保护人的尊严、个人权利和保障平等待遇，但同时也承诺尊重传统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特征就是他们所谓的酋长-臣民关系。他们写道：“对于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南非人来说，它是公民和臣民两种身份的共存，这种共存构成了民族归属感的实际内容。”
当传统婚姻剥夺了女性的继承权，当寡妇因拒绝在其配偶去世后留在室内守寡一年而受到惩罚，当一名妇女在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见注20）因穿长裤被杀害，当丈夫觉得妻子不听话就殴打和强奸，而人们觉得这很正常，勉强维系在一起的各种南非生活方式就四分五裂了。通常，这些国民矛盾引起的纠纷最终会闹上法庭，而最棘手的案子都涉及到妇女的角色问题。
在穆维佐，即使在酋长的私人生活中，这种紧张关系到了圣诞节也暴露无遗。文化与权力的冲突势必不时打断第二个十年的民主。不过，当曼德拉酋长得知他在旧时生活中结识的人们认为传统方式从根本上是压迫女性的，他的腰板硬起来了。他竭力推动改述腾布人的历史，他们曾一度受女王统治。“我总是说，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群体，就像平行的铁轨，”曼德拉说。“没有哪一方高于另一方，双方相互依存。如果男女不相互协助，那就什么也做不好。一旦一方占据主导，就会出现压迫制度。”
结果，珊多·曼德拉不久决定不再回穆维佐。次年她提出离婚诉讼，指控丈夫威胁和殴打她。曼德拉并没有直接谈及他个人生活挫折的严重程度。他大致承认他履行新角色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令他有点心灰意冷。我们一直聊到下午，曼德拉仿佛在挣扎着调和他那多面的身份——索韦托的年轻人、罗得岛大学的学者、国际商人——以及作为传统头领的新角色。
我们交谈之际，他突然说道，你可以在更大的世界里成功，但在这个过程中会失去你在祖先的土地上特殊的、脆弱的根。曼德拉对这种窘困的描述让我想起了他的弟弟，那个否认自己属于科萨文化的弟弟。转折点在于酋长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应该在国家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2009年举行了1994年以来的第四次选举，他进入了非国大党候选人名单，当选国会议员。任职期间，他常常发表性别歧视的言论，批评南非法律保护男女同性恋者不受种族歧视，并因此上新闻。
曼德拉酋长越来越向往和中国进行贸易，以此积累发展需要的成本，帮助更多的南非人摆脱贫困。他肯定希望在中国为自己寻找到商业机会。为了兑现他就职时给穆维佐人民的承诺，这位酋长惟有在一件事上效仿他的祖父。他一点点地回归在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的国家权力中心，并走向南非之外的世界，那里正在做出的决策将决定世界的未来。最终，曼德拉酋长认定，为了拯救村庄，他必须离开。

节选自道格拉斯·福斯特（Douglas Foster，见注21）的《后曼德拉时代：种族隔离时代后的南非为自由而斗争》，利夫莱特出版社（Liveright）。


注1．穆维佐（Mvezo）：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出生的南非村庄，紧邻姆巴歇河。
注2．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又称Jozi，Jo'burg，eGoli或Joeys，南非第一大城市。
注3．传统议会（the Traditional Council）：联邦认可的部落统治机构。
注4．《几代人》（Generations）和《以斯丁哥》（Isidingo）：南非著名英语肥皂剧；Generations首映于1994年，以广告业为背景讲述南非人的梦想和愿望；Isidingo原名Isidingo: The Need，1998年上演，2001年更名，剧情大致延续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肥皂剧《村民》（The Villagers）。
注5．德班（Durban）：继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之后的南非第三大城市，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第一大城市。
注6．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2009年非国大在大选中获胜，通过国会选举雅各布·祖马为南非总统，1999-2005年还任执政党非国大的主席和南非副总统。
注7．圣地（the Great Place）：在南非村庄姆克海凯泽韦尼（Mqhekezweni）附近，据说是纳尔逊·曼德拉的生长地。
注8．约堡男（Joburg boy）：指在约翰内斯堡出生长大的典型城市男子。
注9．Eskom公司：即Electricity Supply Commission (ESCOM)，南非公用电力公司，成立于1923年。
注10．天生自由一代（Born Free generation）：南非的90后，未经历过种族隔离时代，故而生来自由。
注11．阿联酋航空（Fly Emirates）：是一些著名球队（如英国的阿森纳队）的赞助商，受赞助的球队队服上印有Fly Emirates，印有此标识的足球衫也供商业出售。
注12．黑人觉醒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于六十年代末兴起的南非草根政治意识觉醒运动，反抗种族隔离。七十年代初、中期出现了数十个以黑人觉醒思想为指南的黑人群众组织，统称黑人觉醒运动，其中坚力量是黑人学生。
注13．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1946年12月18日–1977年9月12日，南非二十世纪60-70年代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黑人觉醒运动的学生领袖，他提出了著名的口号“黑就是美”（black is beautiful），并阐述说“人啊，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把自己当个人吧”（man, you are okay as you are, begin to look upon yourself as a human being）。
注14．里尔·韦恩和杨·杰克（Lil Wayne and Young Jack）：里尔·韦恩原名Dwayne Michael Carter, Jr.，生于1982年9月27日，美国说唱歌手，首张白金唱片是Tha Block Is Hot；杨·杰克也是说唱歌手。
注15．芦苇舞蹈大会（the Reed Dance）：斯威士兰著名的年度文化节，以姑娘们节前一日到王后母亲的皇家广场（the Queen Mother's Royal Palace）敬献芦苇得名。
注16．乔纳森（Jonathan Ball）：作家，著有Nelson Mandela: the authorised comic book和Nelson Mandela and the rise of the ANC两本关于纳尔逊·曼德拉的书。
注17．利弗尼亚叛国罪审判（the Rivonia Treason Trial）：又称利弗尼亚审判（the Rivonia Trial），发生于1963至1964年间的南非，非国大党10名领导人被控颠覆种族隔离制度，共计221项罪名。
注18．波罗克瓦尼（Polokwane）：南非最北端的林波波省（Limpopo）的首府，曾经叫彼得斯堡（Pietersburg），主办过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FIFA World Cup）。
注19．特兰斯凯（Transkei）：正式名称为特兰斯凯共和国，位于南非东南部，少数民族保留地，首都乌姆塔塔（Umtata，2004年后改名为Mthatha，音相近，一般仍译作乌姆塔塔）。曾在种族隔离时期宣布独立，1994年重返南非怀抱，成为东开普省（Eastern Cape province）的一部分。
注20．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南非的一个省，1994年前分为两个部分：纳塔尔省和夸祖鲁（祖鲁人的保留地）。该省是现任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的出生地。
注21．道格拉斯·福斯特（Douglas Foster）：美国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副教授，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曾当过报纸和电视台记者、编辑、纪录片制片人，目前教授本科和研究生写作，同时监督南非新闻实习项目，著有《后曼德拉时代：种族隔离时代后的南非为自由而斗争》（After Mandela: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