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之夜》（Saturday Night Live）是一档在美国久盛不衰的电视喜剧节目。著名喜剧演员菲尔·哈特曼（Phil Hartman）曾经在这档节目中扮演过一个因“解冻”而复活的原始人，这个几千年前穴居时代的人物来到现代的法学院，闹出了许多笑话。他一方面对“那么多小人儿钻进盒子里”的电视技术惊讶不已，一方面又自以为是地对美国的法律体系说三道四。哈特曼扮演的这个角色，很符合我们这样的思维模式：穴居时代的古代人类，远不如我们现代人聪明。不过，斯坦福大学一位遗传学研究人员最近发表了一篇具有挑战性观点的论文，试图颠覆“人类越来越聪明”这个传统印象。
斯坦福大学的杰拉尔德·克拉布特里（Gerald Crabtree）在最近两期的《遗传学动态》（Trends in Genetics）连载发表的文章中认为，事实上，现代人类的祖先远在十万年前离开非洲时其智力水平就已经达到了顶峰。他指出，近几千年来人类的基因变异，正在造成整个人类的智力和精神方面健康的衰退。人类的智力由于不能继续得到进化压力的推动，结果导致了迅速的衰退。不过他也指出，这种衰退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并不是说智力的遗传从聪明睿智的祖父辈到你儿子一代就会有明显的倒退，变得像哈特曼在《周末之夜》里扮演的洞穴人那样愚笨。但是，他认为从公元前1000年到现在的历代人当中，雅典时代的人“是我们中间最出色最睿智和最具活力的成员。”
他的中心论点是，人类的每一代都会发生有害的基因突变，这样一代一代积累下来，我们的智力与祖先相比就会越来越差。
毫无疑问，这种极具挑战性的观点在著名的学术期刊《遗传学动态》（Trends in Genetics）发表后，引起了一些遗传学者的激烈反应。
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斯莫菲特遗传学研究所副教授凯文·米切尔（Kevin Mitchell）在他的博客“the blog Wiring the Brain“中指出：“人类的大脑是千千万万个基因构成的，任何一个基因的突变都会影响遗传的过程，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人类繁衍过程中，确实每一代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的突变……但是，克拉布特里忽视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遗传的选择性。自然选择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完全有能力剔除那些对智力有显著损坏的基因突变。我认为他的这些文章中思路有问题，所以出现许多错误的观点。”
人的智力是受众多基因控制的，克拉布特里说他已准备进一步验证世代繁衍过程中基因突变对人类智力影响的积累效应。通过对智障患者染色体的检测，他搜集了染色体与智力水平之间的相关数据，指出影响人类智力水平的基因数量大约在2000到5000之间。克拉布特里提出的另一组数据是出现在每一代婴儿的基因突变平均值，他测算的时间跨度为3000年，他说：“每一代人都有2个以上的基因突变会损坏我们的智力或情绪的稳定性。”
克拉布特里在接受采访时说，“通常人们认为，人类的进化总是向着不断改善的方向进行的。但是这种改善仅限于可供选择的基因突变范围。”他指出，“问题是现在可供优化选择的基因突变数量与50万年前非洲丛林时代的人类相比，已相差甚远。”
他说，可以举一些类似的情况作参考：比如我们的嗅觉。人类的远程嗅觉受体远逊于其他动物，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依赖于智力而不是气味来寻找食物。人类是通过智力来发现什么地方可以获得食物，怎样对它进行加工和烹调，乃至到哪里去开垦种植，以及那里的土地是否已经有人耕种等等。而动物则不同——例如狗，它们用的是另外的方式——它们单凭着嗅觉，就可以找到食物。
克拉布特里说：“当智力成为人类的首要依赖手段，嗅觉功能的发挥就会减少，嗅觉方面的基因就会衰退。”
同样的道理，克拉布特里认为在现代人类进化过程中，对其他特质方面的自然选择，首要的因素也是更健康和更强的免疫力，而不是更聪明。他指出，人类的社会化和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增加了传染疾病的机会，因此那些拥有健康体质遗传基因的人更容易存活下来。克拉布特里表示，他之所以发表文章介绍他的这些学术观点，是因为他的假设可以通过实验加以验证。当然，这些实验的代价会很高，需要收集相关的遗传基因信息，而这些信息通常很难轻易获得。
不过，他的观点在遗传学界引发了争论。凯文·米切尔针对克拉布特里论文中关于基因的论述提出质疑——克拉布特里认为，基因的之间以链接的方式互相联接，所以个体基因的损害会对整体产生惊人的破坏作用。基因系统的构成类似于圣诞树上串联的灯泡，一个灯泡失灵就会影响到整体。他说：“由此可以推论，（与智力相关的那些基因）它们所构成的运行系统并不是一个十分稳固的网络，而是链状的结构，这个链条上任何一处断裂，都会导致智力的伤残。”米切尔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克拉布特里的观点忽略了基因之间的互补作用，这种互补作用会防止因个别基因的损害而导致智力的下降。
米切尔指出：“生物系统对于各个部分的局部损坏或退化具有强健的修复机能。我们的基因组经过长期的进化具备了精巧而完善的应变机能，所以有关大脑基因中随机产生的突变会不会破坏大脑机能的问题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可以设想，如果基因组不具有健全的维护功能，脑部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将会比实际的情况高很多。”
米切尔指出，基因变异确实可能降低智力水平，“但是基因对智力的这种影响，只有当这种变异在物种内长期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才会发生。不过我认为这样的情况很难发生，因为在进化的过程中不良变异会被排除。克拉布特里观点的问题，就在于忽略了这一点。”米切尔说，“他的论据存在概念性的错误，所以他的观点是不值一驳的。”
另一些遗传学家对克拉布特里论文的评论更加尖刻。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遗传学家斯蒂夫·琼斯（Steve Jones）在对《独立报》记者的访谈中称这篇论文为“艺术性学说”。他说：“完全不必理会他的这些论证。用他所提供的数据，并且不需要再增加任何证据，我们得出许多类似的结论，比如可以认为基因突变正在减弱人类的进攻性，正在使人类变得多愁善感，甚至可以说基因变异正在使男人们阴茎变得越来越短等等，但是这样的论文不会有任何期刊愿意发表。奇怪的是克拉布特里的文章为什么居然会被发表？”
克拉布特里本人表示，这篇文章所引起反应出乎他本人意料。他在文章发表后到夏威夷度假。我到他下榻的酒店采访时，他表示对此感到很困惑。
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应的另一个原因，也许与优生学本身受人们普遍关注有关。为了对克拉布特里的观点有进一步的了解，我请教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纳撒尼尔·康福特（Nathaniel Comfort），他是一位研究医药史的学者，最近出版了一部专著，题为《使人类更健康：基因研究如何成为美国医药学的核心》（“The Science of Human Perfection: How Genes Became the Heart of American Medicine），该书所探讨的也是这方面的问题。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认为人类的思维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会趋于退化，这种观点其实在遗传医学史上由来已久。”不过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早期提倡人种改良的学者与现代研究者相比，他们在生物学方面的认识比较肤浅一些。
他举例说，上世纪初在统计学和优生学方面都声名卓著的卡尔·皮尔森（Karl Pearson）曾在1903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提出，“英国人作为民族整体而言，其智力方面的进化已经停止。”这一引证来自耶鲁大学教授丹尼尔·凯威勒斯（Daniel Kevles）的著作《以优生的名义：遗传学研究与人类遗传特性》（In the Name of Eugenics: Genetics and the Uses of Human Heredity）。卡尔·皮尔森认为，英国已经陷于“民族才能危机”，其证据是在飞机和汽车的发明中，没有任何英国人的成果。他认为这是繁衍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质量下降。在皮尔森看来，人的智力并不是教育或后天获得的结果，而是完全依靠遗传获得的。皮尔森解释说，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已经被“生育优势原则”取代，事实上，在生物繁衍的竞赛中获胜的物种，“是最能生育者，而不是最适应者”。
纳撒尼尔·康福特说，在现在的这场学术争论中，克拉布特里从生物学的角度进行考察，这与20世纪早期心理学家如亨利·戈达德（Henry Goddard）的思路非常相似。康福特表示，他对这二者的相似性很感兴趣。戈达德在心理学和优生学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他认为人类的智力是脆弱的，因为它来源于一个单一的显性基因。而在克拉布特里最近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出智力的脆弱性，不过，他认为智力虽然决定于千万个基因的组合，但是由于这些基因组合是链状结构，所以一旦其中一个遭受破坏，都会对智力造成破坏。
“但是，我认为克拉布特里的论据中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他认为的基因组是链状结构，而不是网状结构，”康福特说尽管自己并不是一个遗传学家，“但是，在我看来，克拉布特里的这个观点在推论程序上跳跃太大。尽管我只是一个历史学者，也感到这个推论缺少应有的论据环节，而科学论证的过程不允许存在这样的跳跃，其实，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同样不允许存在论证上的跳跃——比如政治研究，世界文化研究，等等。那些被忽略的过程，正是我所要关注的问题。”
康福特提醒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科学研究中，非科学的冲动往往会左右我们对自身的把握，这是必须警惕的。
康福特说：“科学研究绝不是完全超然独立的领域。特别是有些领域的研究可能比其他领域承载着更多的价值负荷，比如气候学领域就比粒子物理学承受更多的价值理念的影响，智力遗传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特别是认为智力退化的观点，更处于价值光谱的最低端。”他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认为对任何问题的探讨都会受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影响，这是无法回避的。比如当我们选择基因与智力之间的量化关系作为研究课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不可避免地把社会和政治在这方面的影响纳入了研究的范畴。”
克拉布特里解释说，他的研究并不是要对传统的优生观念说三道四。不过，如果人口素质方面出现人类智力下降引发的问题，则不应回避在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
他说：“如果人类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总归能够找到为伦理和道德观念所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但是这些问题绝不应该从传统的优生观念去看待，它们只是人类不断演进中出现的问题。我想，我们将来也许完全有能力轻易地修正基因突变的方向，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这甚至是理所当然，不必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