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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任正非的绝招，看起来那么简单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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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hixun    时间: 2011-12-28 22:30
标题: 任正非的绝招，看起来那么简单


任正非的绝招，看起来那么简单

市场变幻，但华为的业绩令人震惊，2009年销售额增长近三成。任正非的想法，看起来非常实在：“投标，合同签订，交付，开票，回款”是贯穿公司运作的主业务流，承载着公司主要的物流和资金流。针对这个主业务流的流程化组织建设和管理系统建设，是我们长期的任务。
华为2009年的成绩单很漂亮，合同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销售收入为215亿美元，分别比前一年强劲增长了28.8%和26.5%。原因何在？我们找来华为总裁任正非去年4月在公司内部的一段讲话，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深淘滩，低作堰，是李冰父子二千多年前，留给我们的深刻管理理念。同时代的巴比伦空中花园、罗马水渠、澡堂，已荡然无存。而都江堰仍在灌溉造福于成都平原。为什么？
李冰留下“深淘滩，低作堰”的治堰准则，是都江堰长生不衰的主要“诀窍”。其中蕴含的智慧和道理，远远超出了治水本身。
华为公司若想长存，这些准则也是适用于我们的。
深淘滩，就是不断地挖掘内部潜力，降低运作成本，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客户是决不肯为你的光鲜以及高额的福利，多付出一分钱的。我们的任何渴望，除了用努力工作获得外，别指望天上掉馅饼。公司短期的不理智的福利政策，就是饮鸩止渴。
低作堰，就是节制自己的贪欲，自己留存的利润低一些，多一些让利给客户，以及善待上游供应商。将来的竞争就是一条产业链与一条产业链的竞争。从上游到下游的产业链的整体强健，就是华为生存之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中国企业的大差距：不能完全职业化
我们从一个小公司脱胎而来，小公司的习气还残留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员工也受二十年来公司早期的习惯势力的影响，自己的思维与操作上还不能完全职业化。这些都是我们管理优化的阻力。
什么是职业化？就是在同一时间、同样的条件，做同样的事的成本更低，这就是职业化。
但市场竞争，对手优化了，你不优化，留给你的就是死亡。思科在创新上的能力，爱立信在内部管理上的水平，我们现在还是远远赶不上的。
我们要缩短这些差距，必须持续地改良我们的管理，不缩短差距客户就会抛离我们。
我们面对金融危机，要有管理改进的迫切性，但也要沉着冷静，减少盲目性。我们不能因短期救急或短期受益，而做长期后悔的事。不能一边救今天的火，一边埋明天的雷。管理改革要继续坚持从实用的目的出发，达到适用目的的原则。
在管理改进中，要继续坚持遵循“七反对”的原则。“坚决反对完美主义，坚决反对繁琐哲学、坚决反对盲目的创新，坚决反对没有全局效益提升的局部优化，坚决反对没有全局观的干部主导变革，坚决反对没有业务实践经验的人参加变革，坚决反对没有充分论证的流程进行实用”。
我们不要忌讳我们的病灶，要敢于改革一切不适应及时、准确、优质、低成本实现端到端服务的东西。
公司的运作虽然这些年已从粗放的运作，有了较大的进步。但面对未来市场发展趋缓，要更多地从管理进步中要效益。
我们从来就不主张较大幅度的变革，而主张不断的改良，我们现在仍然要耐得住性子，谋定而后动。
“投标，合同签订，交付，开票，回款”是贯穿公司运作的主业务流，承载着公司主要的物流和资金流。针对这个主业务流的流程化组织建设和管理系统的建设，是我们长期的任务。
由于我们从小公司走来，相比业界的西方公司，我们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运作与交付上的交叉、不衔接、重复低效、全流程不顺畅现象还较为严重。
DSO（账目变成资金的平均时间）、ITO（产品支持与专业服务的组合）较业界同行还有较大差距，库存和资金周转的改善和E2E（端到端）的成本降低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是公司运作上深淘滩、低作堰的主战场；另一个业务流IPD（集成产品开发流程）是设计中构筑成本优势的主战场。
“灰色管理”是我们的生命之树
西方的职业化，是从一百多年的市场变革中总结出来的，它这样做最有效率。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并非是为了好看。我们学习它，并非是完全僵化的照搬，难道穿上中山装就不行？
我们二十年来，有成功的东西，我们要善于总结出来，我们为什么成功，怎样持续成功，再将这些管理哲学的理念，用西方的方法规范，使之标准化，有利于广为传播与掌握并善用之，培养各级干部，适应工作。
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是一个僵化的西方样板，而是一个有活的灵魂的管理有效的企业。西方在中国的企业成功的不多，就是照搬了西方的管理，而水土不服。
一个企业活的灵魂，就是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这两条要领的表现，就是不断提升效率。
我们从杂乱的行政管制中走过来，依靠功能组织管理的方法虽然在弱化，但流程化管理的内涵，还不够丰富。流程的上、下游还没有有效“拉通”，基于流程化工作对象的管理体系还不很完善。组织行为还不能达到可重复、可预期、可持续化的可值得信赖的程度。
人们还习惯在看官大官小的指令，来确定搬道岔。以前还出现过可笑的工号文化。
工作组是从行政管制走向流程管制的一种过渡形式，它对打破部门墙有一定好处，但它对破坏流程化建设有更大的坏处。而我们工作组满天飞，流程化组织变成了一个资源池，这样下去能建设成现代化管理体系吗？一般而言，工作组人数逐步减少，流程化的建设与运作就越成熟。
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面对未来的风险，我们只能用规则的确定，来对付结果的不确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才能在发展中获得自由。
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统一的两面，管理上的灰色，是我们生命之树。我们要深刻地理解开放、妥协、灰度，深刻理解深淘滩、低作堰带给我们的启迪。智慧的光辉，将千秋万代永不熄灭。

郎咸平：中国没有大宗商品定价权底因
郎咸平在2009年2月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谈中国为何没有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原因。
问：中国对外有较高依赖度的大宗商品，价格常大幅波动，原因是什么？
郎咸平：那是“新帝国主义”在操纵。
首先，需求是被别人控制的。
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把高污染的行业都转移出去了。比如美国需要石油钢管，美国自己不生产，把单子放到中国来。好，那么中国就要买原材料—铁矿石。所以中国的铁矿石单子实际是替美国下的。也就是说，这不是真正的中国需求，这个需求是外来的，是被别人操纵的，我们是在替发达国家买单。
第二，不但需求是被控制的，原材料也被控制。
表面上，我们看似在和某某国家做交易，买了他们的原材料，其实错了。比如科特迪瓦是主要的咖啡产地，它的咖啡出口绝大部分被几个外资控制。原材料的定价，是发达国家控制的。铁矿石更典型，全球被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三大巨头操纵。
所以需求被他们控制，原材料供应也在他们手里。两头的定价权我们都没有，所以看到价格总是波动。
再一个层面，金融市场把这个波动加倍放大了。当华尔街看到美国轮胎需求多起来，他们就知道中国要买橡胶了，既然中国一买价格就涨，他们就可以先买进橡胶期货，等价格高了再卖给中国。
所以，无论是原材料和产品的定价权，还是金融市场，都不在我们的手里。
问：为什么中国这么大的铁矿石进口量，在谈判桌上却没有话语权？
郎咸平：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谈判问题了。我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不了解铁矿石，或者说不了解国际大宗物资的游戏规则。
首先要搞清楚铁矿石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决定的。通常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铁矿石不是，它的价格是由华尔街决定的。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铁矿石价格与“波罗的海指数”和“原油价格”紧密相关。而这两项价格是由华尔街决定的。如果你想得到便宜的铁矿石，那必须找高盛，拜托他们把波罗的海指数和原油价格拉低，这就是游戏规则。
问：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
郎咸平：我倒觉得日本与铁矿石巨头的谈判，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
大家都很清楚，日本是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就积极参与投资开发铁矿石资源，与世界主要的铁矿石生产商建立了利益共同体般的紧密联系。它目前控股的铁矿石产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
日本的铁矿石谈判，不是由钢厂而是由商社负责，即三井物产和伊藤忠。最终的销售也是由这两家商社负责，日本的钢企只负责生产。这就是上游、中游、下游产业链的高效整合，钢企与商社之间形成联盟。
这样的好处是，如果铁矿石价格上涨，商社赚钱，它们会从上游让一部分利润给钢厂。然后把那些我们做不出来的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比如特钢，通过提价的方式卖给需方（日本的特钢主要销往中国），把部分钢厂损失转嫁到下游。反之亦然。
因而日本的钢企根本不在乎铁矿石价格的涨与跌，最终安然度过每一次涨价。
问：去年国内食用油生产商福临门、金龙鱼，开始了新一轮涨价，也和华尔街有关系吗？
郎咸平：金龙鱼和福临门背后都有美国ADM公司的影子。你以为它们收购金龙鱼，就是为了赚你买金龙鱼的钱吗？这背后还有更多的故事。
2003年前，小包装食用油推向市场，在中国形成了200多亿元的规模，全国各地分布了上百家压榨企业。然而好景不长，在“2004年大豆危机”之后，国内压榨企业损失惨重，有近70%的企业停产，大量企业倒闭。而这一切，与国际金融炒家的运作不无关系。
就在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冠冕堂皇地说什么呢？由于天气的原因，调低了预期的大豆产量。
物以稀为贵嘛，所以，美国的金融炒家就借此消息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里，猛炒大豆期货，把大豆价格从当时的540美分一路炒到了2004年4月的1060美分，相当于每吨大豆从人民币2300元涨到4400元。
其实呢，这些都不过是人家虚张声势，等着我们中国压榨企业进入埋伏圈。结果，我们的企业一想啊，这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还能有错吗？所以看着大豆价格好不容易跌下来了一点，也就是2004年3月在一吨4300元的位置上“抢购”了800多万吨大豆。
仅隔一个月，美国农业部又站出来，说不好意思，我们估计错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估计减产的地区没减产那么多，而我们估计不受影响的地方还增产了不少，结果，大家忽然间发现原来大豆产量是供过于求。
于是转瞬之间，国际金融炒家开始狂抛大豆，价格大跌50%。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企业倒在一片血泊之中。
山东日照的几个压榨厂跟我讲，刚建好厂还没开工，就在4300元每吨的价位从美国进口了一船大豆，船还没靠岸，就跌到了2000元，我们还没开工就倒闭了。
所以你看看什么叫“新帝国主义”。过去得靠打仗才能瓜分世界，掠夺世界，而且打仗是一不留神就元气大伤。比如说英国，一战前还是世界第一呢，打完了呢，死了不少人，花了不少钱，却搞得日薄西山。
现在呢？不费一兵一卒，前后不到一年就把你这个国家的关键行业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了。
在全世界，控制着粮食生产运销的是四家欧美公司，它们也是“现代东印度公司”的成员。
在2004年“大豆危机”时，四大粮商趁机收购了我国70%以上的停工企业。从此，中国的大豆市场受制于他们，而且他们和美国政府以及华尔街之间关系暧昧。
这四大粮商在国际上称ABCD。分别是ADM即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路易达孚Lluis Dreyfus。
通过研究，我发现ABCD四大粮商正进行国际上的产业链整合，力图通过上游控制、下游控制、中间通过物流大幅降低成本，以期将世界粮食掌控在手中。
现在，中国粮油企业85%是外资，这也就是为什么金龙鱼想涨价就涨价。
问：那么在玉米和棉花领域又是怎样呢？
玉米、棉花美国政府都在进行高额补贴。比如一个1500英亩的农场，产值是50万美元，美国政府给予7.5万美元的补贴，基本上相当于这个农场的利润。1998年至今，美国政府对于玉米的补贴金额已经高达290亿美元。
再看棉花，1999年8月到2003年7月，美国的棉花生产者总共得到了124亿美元的补贴，而同期美国棉花的产值只有139亿美元，补贴比率高达产值的89%。
也就是说，美国农民每种植一美元的棉花，美国政府就给他们0.89美元的补贴。
这么大力度的高额补贴，一方面是低价向中国等国家进行低价倾销，占领市场，最终操纵价格，进而影响到相关产业链。
另一方面，玉米又是生产清洁能源乙醇的原料，对将来抢占新能源市场制定游戏规则具有战略意义。
问：中国应采取什么措施确立主动性和话语权？
郎咸平：那就是产业链整合。中国只是全球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如果我们是其中那最弱的一环，那么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中国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别人称我们是制造业大国，我们的制造，只不过是国际产业链的分工里利润最薄的一环。
制造以外的产业链其他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和零售，都在人家手里，到最后会是什么结果？
那就是原材料的定价权由别人掌控，出口销售价格也由别人掌控。
这个制造环节，放在中国还要破坏我们的环境，浪费我们的资源，剥削我们的劳工。我们辛辛苦苦创造出的利润，就这样被别人吸光了。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竞争时代，我们面前的正是我所说的“新帝国主义”，那种单纯在劳动成本上面下工夫的“中国制造”已经走到了尽头。
百分率从来不会说谎
俗语说：不赌不知时运到。
但赌场提供的各种赌局，都经过精密计算。经营者长远来说，基本是立于不败之地。赌客若没有幸运之神眷顾，便只能捕捉赌场偶然的计算失误，才有机会取得短暂优势。
据《信报》：投资其实也是赌博，因此赌场法则和赌徒心理也适用于投资市场。
《教父》的作者马里奥·普佐在他另一本小说《愚人之死》中，借主角赌场大亨格鲁尼维特之口说：“百分率从来不会说谎。我们开设所有这些酒店都是建基于百分率，我们之所以大把钱也是因为百分率。你可以对宗教和上帝、美女和爱情、正义与邪恶、战争与和平，以至其他任何你说得出来的一切失去信心，但百分率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
普佐的意思是，赌场若不是有数学上的优势，根本无法经营。虽然这位赌场大亨只是小说的虚构人物，但他的伟论是经得起验证的赌场经营铁律。
美国丹佛大学统计学副教授罗伯特·汉那姆指出，赌场经营者一直都是用博彩gaming，而不是赌博gamble来形容他们的行业，因为所有赌局玩法都经过仔细的数学计算，“大数法则”保证赌场是最后的赢家。
汉那姆透露，一位赌场老板在面试时经常会问应征者，在二十一点赌桌为什么通常是庄家赢钱。答案是二十一点的设计，令庄家拥有数学上的“赌场优势”House Advantage HA。
“赌场优势”不限于二十一点，汉那姆指出，赌场提供的各种赌局都有不同的赌场优势。对于赌博业来说，没有其他因素会比数学重要。
“赌场优势”数值源自赌客的“预期回报”，预期回报是指赌客在同一赌桌多次下注结果的数字。
以38格的双零轮盘为例（其中18格为红），假设赌客每次下注5元红色，他中彩的数值是(+5)×(18/38)，输掉赌注的数值为(-5)×(20/38)。
因此预期回报=(+5)×(18/38)+(-5)×(20/38)=-0.263，数字负值表示赌客“磨烂席”情况下，平均每5元输掉0.263元，而“赌场优势”为0.263/5×100%=5.26%。
如果以单位数计算，赌客之失即等于赌场之得。
假设赌客下注双零轮盘单一数字，他赢钱的数值为赔率的(+35)乘以1/38，而输钱的数值为(-1)×(37/38)，因此其预期回报=(+35)×(1/38)+(-1)×(37/38)=-0.053，赌场优势便等于5.3%。
而单零轮盘的预期回报=(+35)×(1/37)+(-1)×(36/37)= -0.027，则赌场优势为2.7%。
以上赌场优势算式，只适用于赌法简单的轮盘，其他较复杂赌局的“赌场优势”，则需要用到更高深的数学分析和电脑模拟，才可以精确计算出来。
而同一种赌局，如中国人最熟悉的骰宝，其中“围骰”的赌场优势（13.89）几乎是“大小”（2.78）的四倍。汉那姆建议聪明赌客，应避开高赌场优势的赌局。
赌场优势，是赌场的长线利润所在。赌客在赌场根本没有运气可言，完全是数学的对决，长时间下注，已处于必败之地。区别只在于，他参与“赌场优势”4%的赌局，输钱速度比“赌场优势”2%的赌局快一倍而已。
其实每个赌客从坐上赌桌那一刻开始，根据他的注码、赌博时间和下注密度，他的“价值”─从另一角度是赌场的“潜在利润”已经可以算出来了。
例如赌客在百家乐搏杀12小时，每次下注500元，每小时平均下注60次，其潜在利润则为：
12×500×60×赌场优势1.2%=4320元
即是说，赌场预期收入4320元。赌客泡在赌局的时间越长，赌场的潜在利润就越大。
既然长赌必输，为何赌场依然生意兴隆？
汉那姆认为，这是由于赌徒渴望一朝发达的心理使然。他举例，一个每年收入3万美元的打工仔，假设每星期节省5美元，一年下来可以储蓄260美元，但区区260美元对于改善生活毫无帮助；不如每星期拿5美元去赌一盘。虽然机会渺茫，但理论上不能排除赢到百万美元巨奖的可能性，一旦财星高照生活将大大改善。
因此，不断有人向赌场的大数法则挑战，何况赌场经常会提供廉价餐点和免费住宿（所有费用当然从赌场的潜在利润中抽出一个百分比支付）。
赌场的利润，来自精密的数学计算。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指出，如果赌博牵涉理性决定，非理性的行为就是与赢面明显比你高的对手赌博。亚当·斯密认为所有赌局都是庄家占优，例如彩票，买得愈多输钱的可能性愈大；若全部彩票都买下，你肯定是输家。
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凯利·席勒参考了2700万宗扑克赌局，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同一赌局胜出的次数愈多者，结果反而输大钱。
原因很简单，赌徒耽在赌桌时间愈长，累积的小注胜仗愈多，自信心愈来愈强，最后大手下注而一铺输掉所有筹码的机会愈高。
席勒分析，赌场里的事态，在现实社会也同样发生，人们过分着重较易取得的微利，而忽略了偶然一次意外的杀伤力。比如2001年倒闭的能源巨企安然，以及去年破产的冰岛政府，都是因为多次小注成功尝到甜头，最终一次重注失误而陷入经济危机。
席勒比喻，情况就像一个多次偷情成功的人，最后一次被揭发而名誉尽丧。席勒忠告，无论赌博也好投资也好，切忌投下你输不起的注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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