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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的地理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和贸易政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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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hixun
时间:
2012-8-9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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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的地理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和贸易政策的启示
思想库By Peter Draper
在全球经济中,两个趋势的矛盾在起作用。
首先,跨国公司的生产网络使得全球化继续迅速发展。这将促进融合和一体化。它们运作的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骨干。
与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有关的第二个趋势,是其分歧:螺旋上升的保护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贸易解体的威胁,这将影响最脆弱和最依赖贸易的国家。
这突出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在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幸的是,世贸组织成员仍无法结束多哈发展回合谈判,由此更突出了世贸组织在贸易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幸运的是,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已经意识到歧视性贸易刺激政策的徒劳,且会增加获得国内产业依赖的中间品的成本(World Bank 2010)。
全球生产链的重要性,反映在中间品贸易的增加。中间品贸易占了OECD国家一半以上的进口,和大约3/4迅速发展经济体(如中国和巴西)的进口(Ali and Dadush 2011)。进口占了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模糊了进口和出口的区分,就像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一样。处于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产品,可以多次进口和再出口,增加了报告的出口和进口规模。在发达国家,这种效应是增强的,因为进口可以包含生产过程中的材料——包括知识产权,品牌发展等——最初在国内采购;在发展中国家,进口的零部件和机器是吸收汽车技术的关键。
价值链的地理转移
全球价值链的根本性变化正在进行。在未来十年,基础成本结构将驱使价值链的地理位置发生重大变化。至少有五个驱动因素是显而易见的:
l 能源及相关的运输成本有可能继续上升,因为化石燃料的成本增加,针对碳排放量的政策在加强。这些成本压力促使价值链的“长度”变短。
l 随着新兴市场的新成员确保生产过程中的材料,竞争将会增加,价格有可能上升。旨在确保工业生产材料的出口限制,如果没有通过WTO规定,也将加强物价上涨的压力。
l 中国处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中心,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随着中国的增长模式从依赖出口转向国内消费,工资成本可能上升和货币也将继续升值。其它国内费用,如土地,也将不断提高。然而,尽管“中国成本”在增加,但中国生产率的增长是巨大的。因此,在预测急剧变化时一些谨慎是适当的。
l 信息技术的成本可能由于激烈的科技竞争而变低。这为希望抓住价值链这一环的国家提供了机会。
l 在相对重要性上,南方市场将继续增长,而欧洲很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保持结构性的压抑。这可能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推动价值链的调整。
因此,在未来十年价值链的地理位置可能转移,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发达国家关心保留就业;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保留其在现有价值链中的位置;其它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找机会取代它们。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贸易议程理事会(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Global Agenda Council)最近的一份报告探讨了这些问题以及它们对贸易政策(World Economic Forum 2012):考虑了价值链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内的政治经济力量;促进“分类计价”生产的力量;处于不同的生产部门的两家公司如何反应;在制造业价值链中的服务角色和服务业价值链的出现;围绕中间产品的贸易增长的更广泛的动态。
对发展中国家和贸易政策的启示
各国政府需要认识到,出口只是发展的一部分。决策者需要更好地度量中间产品的净进口贸易量,更好地了解如何恰当融入全球生产链。如果不这样做,可能对双边贸易不平衡得出不准确的政策结论,低估贸易保护的成本和双边或区域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中间产品的贸易增长,与外国直接投资和生产的全球化相关,增加了拥有开放的和可预见的贸易和投资制度的国家的份额,包括高效的物流。“旧”的政策方针,例如挽救就业的贸易补贴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破坏供应链并失去国内的就业机会。
这本质上是一个单方面的角度。尽管对有些国家而言,促进进口替代或限制出口可能是有吸引力的,但是这些政策将抑制中间产品的贸易,并抑制企业参与到价值链适当位置的内部投资。
然而,开放的贸易体制对自己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获益是不足够的。国家还需要相应投资水平的政策措施,尤其是教育、基础设施和技术转让,以加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和由此产生的长远利益。国内治理和机构改革也是至关重要的。跨国公司考虑长期决策时,会密切关注这些“软”问题,比如在哪里设立它们全球价值链的关键环节。
目前的贸易规则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一个国家的公司卖产品给另一个国家的客户。因此,规则的框架涉及产品贸易,而非加工贸易。这一系列政策和障碍本身不抑制卖产品,但阻碍产品的移动。
这个问题折磨着世界贸易组织,它一直在推动超越市场准入壁垒的货物贸易传统。生产链的本质混合了服务、货物、资金和专业工人的出口和贸易品物流的作用,以上各点突出了全面的多边贸易规则的重要性。世贸组织的贡献包括服务、知识产权、贸易便利化以及进口材料的关税。此外,贸易和投资是经济硬币的两面——贸易规则没有投资规则不能起作用,反之亦然。
我们的全球贸易规则在21世纪是不合格的,全球投资规则是不存在的。此外,价值链已经发生变化。历史上,南部市场的出口服务到北部市场,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南部地区的变化。然而,多哈回合谈判基于南北谈判的动态。随着价值链的搬迁固定下来,由新兴市场的增长驱动,所以新的动力需要反映在世界贸易组织如何开展其业务中。
世贸规则如何能在多哈回合谈判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提前?我们需要探讨其它方法,包括世贸组织主持下的多边或小团体的谈判。这种方法在政治上是有挑战性的,但世贸组织持续停滞的系统性影响可以说是更糟糕的。
涉及到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另外两个启示。
首先,贸易规则应该更新,以促进规则本身在服务贸易和投资上的中立。具体来说,模式1(跨境贸易)和模式3(跨境投资)应该是开放的,因此,需要促进模式转换。
其次,监管者需要促进跨国监管的连贯性,以免建立价值链创造过程中的瓶颈。这可以通过采用一般或具体部门的原则,或两者兼而有之。
鉴于更新世贸规则的困难,更大的进展已在优惠贸易安排(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 PTAs)和双边投资条约上取得。生产链在区域一级上更加激烈,因此,区域协定可以更容易补充多边规则,以应对这一挑战,。尽管如此,PTAs会增加交易成本。此外,PTA规则是基于一个陈旧的认识,即货物“来自”哪里——拜占庭式网络的“原产地规则”。但因为全球价值链的关系,货物现在“来自”所有地方。
因此谈判PTAs的新方法是需要的,以使它们与全球价值链的实际操作相一致,最终与世贸规则一致。这至少表明在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增加新的贸易壁垒。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将这些“自下而上”的变化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架构中来。
作者是Tutwa Consulting创始人和董事。
译者:张胤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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