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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David Vann: Caribou Island [打印本页]

作者: zhixun 时间: 2012-7-22 12:56
标题: David Vann: Caribou Island
读写人By Lily

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曾说，“不幸的童年更能造就一位出色的作家。”这句话放在美国作者大卫·范恩（David Vann）身上也许再确切不过，但似乎也最残忍。就范恩至今出版的三本小说而言，无论短篇集《一个自杀者的传说》（Legend of a Suicide），还是长篇《驯鹿岛》（Caribou Island）和《尘土》（Dirt），都与他的家庭和个人经历不无关系，这些真实的故事背景成为谈论他作品时不可回避的话题。
今年四十六岁的大卫·范恩出生在美国阿拉斯加南部，十三岁时，两度婚姻失败的父亲，要已随母亲搬到加州的范恩回阿拉斯加与他共同生活一年，范恩拒绝了。两周后，父亲举枪自尽。“如果答应，父亲可能就不会自杀。”少年的范恩除了感到内疚自责，更多还有愤怒、羞耻，“在父亲自杀后的最初三年里”，他“告诉每个人，他死于癌症”。
上大学后，范恩决定用写作去理解父亲的自杀，并和自己的过去和解，可与众不同的是，他没有选择书写个人伤痛时较为普遍而流行的体裁回忆录，而采用了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他花了十年时间找到准确的声音，准确的情感距离，完成了第一本短篇集《一个自杀者的传说》，以六个相互关联又碰撞的故事，如多棱镜般折射出事件无法统一的全貌。虚与实在这本集子里经历了惊人的置换，使原来简单的富有自传色彩的写作本身，亦成为一件让人无法忽视的艺术品。
“让丑陋经过书写而变得美好”，范恩相信小说具有“变身的力量（powers of metamorphosis）”，在首部长篇《驯鹿岛》里，他继续实践把个人的家庭悲剧转化成小说的创作手法。在范恩看来，现实里的悲剧无意义可言，它突如其来，留下的仅是失去的空洞和虚无，而在小说里，一切都息息相关，是一个黏合在一起的世界，因此，悲剧有了意义，成为我们检视自己的参照。
《驯鹿岛》的故事取自发生在范恩继母家中的一桩惨案。范恩继母的母亲发现丈夫十几年来一直有外遇，婚姻不过是场骗局，原本一心只想自杀的她，在最后时刻先杀了丈夫然后自尽。小说照搬这个惨烈的结局，通过虚构走向结局的过程，试图探讨婚姻里两人如何渐行渐远、乃至做出与枕边人同归于尽的决绝选择。
五十五岁的主人公艾琳（Irene）与丈夫盖瑞（Gary）结婚三十年，小说伊始，他们决定在几乎没有人迹的驯鹿岛上建一间木屋，这是丈夫多年来受远古拓荒精神感召而心怀的梦想。然而当把这个浪漫的梦想付诸行动时，事实证明，盖瑞根本不懂怎么造木屋，他的计划荒唐苟且得令人哗然。
父亲失意挫败的人生、两次对婚姻的不忠以及最后自杀给家人造成的伤害，令范恩对男性充满深深的失望，这种失望体现在他笔下的小说人物里。他塑造的男主人公多是不切实际或不愿面对现实的空想主义者，盲目的自大乐观，眼高手低，表面兴致勃勃、踌躇满志，但真正面对状况时，既没有充分的准备，又缺乏基本技能，常常心血来潮，像只没头苍蝇，结果让身边的亲人承担所有生存/生活的压力。
动手开始的时间得太晚、对天气变化的预计不足、木料参差不齐……面对重重阻碍，盖瑞没有解决的方法，也不愿正视现实，只一味逼着艾琳和他一起蛮干。“十英寸长的钉子深深钉进上面那根圆木里。接着，圆木出现开裂，钉子两边各有一道裂缝，发出撕裂的声音。该死的，盖瑞说。可他继续敲打铁锤，直至把钉子钉进下面的圆木、两层木头密实为止。”这声嘶力竭的敲打，让艾琳逐渐认清了丈夫无视现实的幼稚、愚蠢和傲慢。
明知建造木屋是盖瑞又一项注定失败的工程，但艾琳依旧默默配合，把木屋视作他们婚姻最后的救赎。父亲出走、母亲自杀，童年飘零的阴影一直笼在艾琳心头，而盖瑞对梦想的偏执，忽略妻子的存在和感受，进一步加剧了艾琳担心失去他的惶恐，她觉得那“简单的犹如变换焦距，让她慢慢消失。”
一方面是逼丈夫正视现实与丈夫顽固坚持之间的拉锯战，一方面是艾琳对婚姻何去何从的绝望挣扎，救赎的木屋成了他们婚姻瓦解的导火索。大卫·范恩善用戏剧的手法，在简短紧凑的时空内蓄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伤害，像把故事丢进高压锅，不断加温，推向爆发的临界点。从第一天盖瑞坚持冒雨搬运木头开始，这个赌气的决定，如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事情从这刻起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无可挽回。
从岛上淋雨回来，艾琳出现剧烈的头痛，但经医生反复检查，却没发现任何病症。这种莫名的头痛或可被赋予多种解释，三十年的隐忍压抑演变成身体的反抗，对盖瑞一意孤行的隐性惩罚，想用病痛唤起盖瑞关怀自己的心理暗示。无法遏制的头痛把艾琳逼向精神崩溃的边缘。
艾琳和盖瑞的婚姻里没有第三者的介入，大卫·范恩摒去了出轨、偷情等可以轻易被归咎的因素，着力刻画两个共同生活了三十年的人，在没有任何外因的干扰下，如何一点点变得貌合神离、反目成仇，揭示婚姻里更深一层、也更令人不寒而栗的背叛。
与母亲艾琳相反，女儿萝达（Rhoda）对婚姻抱有莫大的憧憬。她排斥父母那种放逐野外的艰辛生活，向往中产阶级的安逸。她与比她年长十一岁的牙医男友吉姆（Jim）恋爱同居了一年多，用心经营两人的感情，希望借此摆脱清苦拮据的处境。然而，当真的收到梦寐以求的求婚时，萝达却没有想象中的欢喜，一方面因为担忧在孤岛上建屋的父母的安危，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她察觉到吉姆的变化，开始用怀疑的态度，审视两人的关系和一纸婚约的目的。错误的时刻，错误的求婚，偶然和必然的碰撞令萝达的心理转折变得可信、具有说服力。
导致吉姆改变的是女大学生莫妮克（Monique），这是《驯鹿岛》里最耐人寻味的一个角色。她来自华盛顿，和男友卡尔（Carl）一起到阿拉斯加追寻原始的野趣。他们犹如三十年前艾琳与盖瑞的翻版，对这片未开发的大自然充满美妙的幻想。可莫妮克不是盖瑞，没有被表面的异域奇景迷惑，清醒的认识到阿拉斯加荒凉单调的一面。她是个冷静理智的旁观者，一边欣赏大自然绮丽的风光，一边敏锐的洞悉人在这险恶的自然环境里为求生而表现出的不顾一切：
“渔民全都翘首期盼。在莫妮克看来，这地方最赏心悦目的是景色：雄伟苍翠的山峦，紧依河流两岸，短短的山谷，野花点缀其间，沼泽般的湿地里，聚满臭菘草、蕨类植物、蚊子和麋鹿。可没有一个渔民抬起盯着水面的目光，任何时候，即便是片刻也没有。岸上的气氛如在赌场里一样。”
同样，莫妮克也不像艾琳，她独立自主、或者说自私，不屈从于男性的威权，不做成全男人梦想的支柱。她早清楚吉姆有同居女友的事实，偷情，在某种意义上，是她阿拉斯加历险中的一环，而吉姆则是猎物之一。她从一开始就看穿吉姆只想和她上床的心思，但偏不让他迅速得逞，从言语到身体，万般戏弄他、挑逗他，将原本妄图扮演情场高手的吉姆耍得狼狈不堪，中间不乏令人啼笑皆非的片断，充分展现大卫·范恩的黑色幽默，让人觉得既可悲又发噱：
“莫妮克不停地望着窗外，同时把手搁在吉姆的腿上，并往他的裤裆移去。起初不太明显，但接着她能感觉到吉姆那儿硬了。她轻柔地摩挲，感觉到那儿鼓了出来，在内裤里弯折成U形。这可真好玩，于是她继续把手放在那儿，帮助它保持这个形状。她能觉出吉姆挪了下身子，感到不适。然后她笑了起来。”
不仅如此，在莫妮克离开阿拉斯加后，吉姆浑然变了一个人，不仅满口“嗨呀”“嘻哈”等年轻人的口头禅，而且狂热的爱上健身，只为此前莫妮克嘲笑他的一句“肚子上的游泳圈”。他像个可笑的小丑，不自觉地活在莫妮克的阴魂下。
为加快建造木屋的进度，盖瑞与艾琳索性在无人的驯鹿岛上过起露营的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下，他们彼此心中的怨恨失去了其他释放的出口，故事正在滑向失控的边缘。《伦敦书评》里这么写道，“大卫·范恩的这本小说令科马克·麦卡锡的《路》读来宛如公园里的散步。与《驯鹿岛》相比，《路》的可怖显得轻描淡写。在经过二百页冷酷无情的苦难后，麦卡锡忍不住接受了天赐恩典的可能：结束在末日世界里的长途跋涉，最后一页一位女子赫然现身，说，‘上帝的呼吸就是他爸爸的呼吸，然而，上帝的呼吸会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直至天荒地老。’这是个美好的结局：一线微光，或一口喘息，镜子上的一团白雾。而范恩，在经过类似的跋涉后，站在原地，屏吸，既不提供也不接受仁慈的解救。”
《驯鹿岛》的最后五十几页极度令人难受不安。木屋的问题层出不穷，连盖瑞也渐渐意识到梦想与现实的距离，可他不愿承认或接受，只是沮丧、发怒、怨天尤人。面对山穷水尽的丈夫，三十年积压的怨怼，让艾琳表现出的不是冷嘲热讽，就是沉默的抗议。她与盖瑞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时爆发口角，恶言相向，互相说出最伤人的话。
结尾，大卫·范恩用了近六页的篇幅，细致描绘了艾琳如何杀死盖瑞、并想方设法自杀的全过程，这也许是全书最不忍卒读的部分。与恐怖小说对血腥暴力的极尽渲染不同，它不带来阅读或欣赏的愉悦，不属于被消费的娱乐，而在激起的不适中，逼人直视仇恨、罪恶、人类黑暗的内心，读者在合上书的那一刻，决不可能获得温情的慰藉，这是范恩小说的魅力或杀伤力所在。
乡村写作在美国文学里占有悠久重要的地位，像科马克·麦卡锡笔下的德克萨斯、安妮·普鲁的怀俄明、玛丽琳·罗宾逊的爱荷华、罗恩·拉什的北卡罗来纳，如今，这个版图上又添一块大卫·范恩的阿拉斯加。地理环境与他的小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外部景观是折射人物内心的镜子，例如，在做出最后疯狂之举前，艾琳感到“整座岛屿在翻滚，慢慢的转动、倾覆。她必须加快步伐，才能保持身体直立。从前，这座岛诞生于湖底，由某种茎杆托着，上升至湖面，如今，茎杆断了，岛屿头重脚轻，岩石堆起的山丘，树林，一切将翻个跟头，直到光滑平坦的底面朝上，潮湿黝黑，千年来只为湖所知，首度被天空所见。”
如果说风景描写是文学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诚如《华盛顿邮报》的书评人罗恩·查尔斯（Ron Charles）指出的，大卫·范恩的过人之处在于，“虽然他是个文笔优美的作者，但从不矫饰那种诗意的行文，不像诸多受此感染的文学小说一样，掺杂分散人注意力的华丽辞藻。”曾经修读古英语的大卫·范恩，在语言上追求极简之美，他的文字凝练，语句短促，不仅尽可能的删减语法上的关系连词，有时甚至省略动词、代词，更直接的切入事物内容，形成其文字独特的韵律。
另一方面，大卫·范恩不相信十九世纪先验论者推崇的人类能在野外获得健康愉悦的心情、实现灵魂升华的浪漫主义论调，在他眼里，大自然绝非是远离世俗尘嚣的理想避难所。“风景本身不具意义。阿拉斯加到处是想挣脱现有生活的人。那是一个充满绝望的地方。”因此，在范恩的小说里，阿拉斯加虽有广袤的森林、壮丽的冰川、静谧的岛屿，但这片神秘而陌生的大自然总像幽灵般教人心慌，“周围的树像极了观众，伫立在那儿等候，齐齐盯着她。黑影里的哨兵，隐身在没有月光的夜晚。”
对于小说创作，大卫·范恩格外强调无意识写作的威力，这是他在创作中篇《苏宽岛》时获得的经验。原本旨在写父亲自杀的故事在中途发生了震慑人心的转折，自杀的人变成儿子，这如此骇人不可思议，可在《苏宽岛》的故事逻辑里又那么自然而必然，呈现一种比现实更接近真相的真实。由此范恩得出，“小说拥有能够凌驾有意识的心灵的力量……一部作品在如同那样的时刻里有了生命，自行说出故事，形成超乎我想象的格局。”在《驯鹿岛》里同样可以感受到这股故事本身蕴藏的能量和动力。可如果说《驯鹿岛》完全是无意识写作下流淌出的作品，似乎又让人难以置信。艾琳和盖瑞、萝达和吉姆、莫妮克和卡尔，三组人物，三条感情线索，互相交织、穿插、映衬，收放自如的节奏，体现了大卫·范恩绵密扎实的叙事功力，抑或这就是他所说的故事本身的生命。尼采说，“我们拥有艺术，所以不会被真相击垮。”范恩用他的小说印证了这一点。
(for 《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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